事件簡介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來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争。
這場鬥争涉及三個原則問題：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搞“文化大革命”應不應該把老幹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
16日夜，在江青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搶先向毛澤東作了彙報。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召集會議，嚴厲批評了這些老同志，強調“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從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批判譚震林等，周恩來也被迫檢讨。此後，這場正義抗争被說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事件背景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一切黨政機構都被打亂，不能行使正當職權。所以，從1967年初，中央決定成立一個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碰頭會。它是由當時主持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一起，作為處理問題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碰頭會一般都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由于一些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特别是上海一月奪權後全國形式和老幹部被紛紛打倒的情況強烈不滿。他們同“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也就越來越尖銳，終于發生了稱為“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争。
事件流程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餘秋裡、谷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将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争。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的兩次會議本來議題是研究“抓革命、促生産”問題。
但在2月11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着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着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讨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争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餘秋裡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黨的曆史上鬥争
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争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場。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争！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彙報，并于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争”，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彙報後，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事件結果
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讨。周恩來也作了檢讨。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
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借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争一直沒有停止。
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産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
事件影響
在林彪、江青一夥策劃下，會議期間，北京街頭就出現了示威遊行，造反派高喊“擊退二月逆流”、“誓死捍衛中央文革”等口号，并且出現了打倒國務院5位副總理和4位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标語、口号。會後，從北京到全國各地掀起了“粉碎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的狂潮。
與此同時，江青趁反擊“二月逆流”之機，公然向周恩來奪權。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江青竟對周恩來說：“主席已經講過了，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以後總理要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逼得總理隻好說：“我以後隻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
還有一次，江青對周恩來說：“地方成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總理不要管了。到北京來彙報，總理太忙，不要組織了，由文革小組組織。”随後，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取代原來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這樣，“三老四帥”被剝奪了出席碰頭會的資格。
事件平反
1969年1月3日，毛澤東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對“二月逆流”問題的認識有了質的變化。1971年11月14日，他說：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黨中央作出決定，正式徹底為“二月逆流”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