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曆
費爾普斯1933年出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的伊文斯頓，在哈德遜河畔的黑斯廷斯長大；
1955年獲美國阿姆斯特學院文學學士學位；
1959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
1960－1966執教耶魯并在考勒斯經濟研究基金會從事研究工作。随後在賓西法尼亞大學獲教授職稱。
曾執教于耶魯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1971年起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2010年4月被閩江學院和福建新華都慈善基金會聘請為新華都商學院院長，目前已正式上任。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2006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82)；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0)；
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r (2008)；
Premio Pico della Mirandola for humanism(2008)；
Kiel Global Economy Prize(2008)；
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經濟增長理論，他指出通貨膨脹不僅和失業率有關，也跟企業及雇員對價格的預期有關，并将基于理性預期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引入到就業決定理論與工資-價格動态均衡和提出經濟增長的資本累積黃金定律等。
通貨膨脹與失業率
費爾普斯關于通貨膨脹與失業率的研究
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曆來是經濟穩定政策的核心目标。這方面的理論探讨早在凱恩斯的《通論》中就有所涉及。根據戰後初期形成的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即低通貨膨脹）之間并不存在沖突。從凱恩斯的角度來看，保持經濟穩定的政策十分簡單：把總需求保持在足夠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業，當然也要防止總需求過高造成對勞動力的超額需求（過度就業）和通貨膨脹。
利用英國1861～1957年的統計資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國貨币工資變化率與失業率之間的關系，發現貨币工資變化率上升，則失業率下降；貨币工資變化率下降，則失業率上升。這意味着，二者之間存在反向變動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後來，薩缪爾森和索洛證明了美國也存在類似的菲利普斯曲線，而且，基于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他們還對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修改。考慮到貨币工資在總成本中占有相對穩定的比重，并且企業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進行定價，因此就可以用通貨膨脹率代替貨币工資增長率來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線，
以表明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無疑，菲利普斯曲線的出現推翻了标準的凱恩斯模型，盡管仍然可以通過提高總需求的手段來增加就業，但這會造成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從經濟政策上來說，政府在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之間隻能選擇一個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隻能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社會可以接受的均衡。
事實上，菲利普斯曲線隻是對一種統計關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處。疑問之一是，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呈反向變動的微觀理論基礎何在？根據利普西的論述，是産品市場上的過度需求導緻了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需求，在工資率上升之後通過成本推動使物價水平提高。
菲利普斯曲線的理論解釋可以簡單表述為：當失業率較低時，一方面，企業出于對勞動力缺乏的考慮會提高工資來吸引勞動力，另一方面工會組織也會要求提高工資，這兩種壓力将導緻貨币工資率的上升，平均勞動成本的提高反映在價格水平上即形成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相反，當失業率較高時，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上有較充分的選擇權，工會組織也不敢貿然要求提高工資，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願望并不強烈，因此貨币工資率就比較低，從而通貨膨脹率水平也比較低。疑問之二則來自于其替代規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線表明通過允許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可以永遠實現高就業率，但這與傳統經濟理論顯然是有沖突的。
因為經濟學經典理論認為，從長期來看，實體經濟變量是由實際力量而非名義力量決定的，或者說，貨币從長期來看是中性的，貨币供給的變化隻能夠影響價格水平，對産出或就業則不起作用。疑問之三還在于菲利普斯曲線無法解釋即使在充分就業的狀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業（即摩擦性失業）問題。盡管一般都認為充分就業并不意味着零失業率，但很少有理論具體說明了摩擦性失業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
在實踐方面，菲利普斯曲線所反映的替代關系與西方國家1950～1960年代的情況還基本符合，但從1970年代初期以來出現的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失業率并存的“滞脹”現象卻是菲利普斯曲線所無法解釋的。這樣，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都要求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修正。
費爾普斯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的研究在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業的工資和價格調整行為納入研究模型之後，他對通貨膨脹與失業理論進行了修改。費爾普斯充分考慮了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對預期和非預期通貨膨脹作了嚴格區分，并對這種區分的宏觀經濟含義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從而形成了衆所周知的“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
與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強調了并不是通貨膨脹本身，而是實際通貨膨脹與預期通貨膨脹之間的差異決定了失業水平。費爾普斯關于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在三篇最重要的論文上：在1967年發表的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最優失業率》中，他分析了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長期權衡情況下的最優需求政策；1968年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的論文《動态貨币工資與勞動力市場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論文集《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中的同名文章重點研究了摩擦市場中工資調整與均衡失業率的問題。
費爾普斯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應該是描述價格、實際工資水平與預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響實際就業水平的。在引入預期理論之後，他提出了預期增強準菲利普斯曲線。費爾普斯認為，從長期來看，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并不存在權衡替代關系，因為在長期中實際通貨膨脹與預期通貨膨脹之間不會出現永久性的偏差。
在此基礎上他指出，長期菲利普斯曲線是一條在均衡失業率水平上與縱坐标軸平行的直線（菲利普斯曲線的縱坐标軸表示通貨膨脹率，橫坐标軸表示失業率），這是過去50年來宏觀經濟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思想之一。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的重要含義在于表明了盡管貨币擾動的真實效應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們純粹隻是暫時性的。經濟主體對于市場條件的預期不可能長期偏離其實際水平，因而真實就業水平會在較短時間内回到僅由真實因素所決定的自然水平上。
基于此，費爾普斯提供給政策制定者的理論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脹導緻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這顯然對未來經濟政策的制定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有必要補充的是，對菲利普斯曲線做出修正的還有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貨膨脹預期之後對菲利普斯曲線的修正經常也被稱作弗裡德曼－費爾普斯修正，他們也幾乎同時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即在沒有貨币因素幹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态的失業率，也就是充分就業情況下的失業率。但與費爾普斯不同的是，弗裡德曼并沒有把對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讨論融入到一個正式的模型中。
對于上述預期增強準菲利普斯曲線，費爾普斯後來曾指出其中的一個缺陷是價格水平與失業率之間的函數關系沒有任何微觀經濟學說明。對此，在後面的兩篇論文中，費爾普斯從勞動經濟學入手嘗試性地搭建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的溝通橋梁。費爾普斯構建了一個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勞動力市場的模型，其中員工尋找工作和企業調整工資的行為可以解釋均衡失業率的決定因素。
在失業率達到一個足夠低的水平之後，每個廠商都将通過提高其工資水平的手段來提高相對工資，從而降低本企業的離職率；但所有廠商都采取這一行動的結果是各個廠商對其他廠商貨币工資的預期持續過低，從而導緻非均衡的出現。因此，勞動力市場均衡需要一個合适的失業率水平來防止上述情況的出現。根據其勞動力轉換模型，任何試圖把失業率維持在一個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會引發工人的頻繁跳槽活動，
進而導緻各個廠商競相提高工資來保護在員工培訓等方面已經支出的巨大投資，其結果是形成一種未預期的工資膨脹狀态。這項研究的政策含義在于，通過貨币政策進行的總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範圍内任意選擇失業率水平，總需求管理的方法隻能造成對自然失業率的暫時偏離。長期來看，失業率将維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徑的任何點上，都會存在因為不能通過以低于現行工資提供勞動取得工作機會而造成的非自願失業。
在後面兩篇論文中，費爾普斯已經對自然失業率的決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釋，希望能夠揭示傳統菲利普斯曲線在理論上存在的問題。他建立了“失業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這也是宏觀經濟理論框架中第一個正式的所謂“效率工資”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業率的動态特征。在随後的研究中，費爾普斯進一步擴展了對自然失業率随時間變動這一動态特征的理論分析，并提出了失業滞後的觀點。
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道路上，受費爾普斯的影響，不完備信息一度成為新古典學派的中心研究主題，比如盧卡斯利用費爾普斯的島嶼模型分析了貨币沖擊如何導緻經濟周期波動，但盧卡斯采用了理性預期，而不是費爾普斯采用的适應性預期。不過，其結果卻是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費爾普斯的結論得到進一步強化。他們研究發現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系統性的貨币政策實際上“無用武之地”，因為它将被考慮到通貨膨脹預期中，由此造成的價格變化将消除貨币政策的效應。
另外，在費爾普斯與他的學生約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币政策的穩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們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資和價格粘性引入到标準理性預期模型中的情況，這同樣是一篇非常有影響力的論文，對于貨币當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
費爾普斯關于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研究
上個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關于美國總儲蓄率是否太低的問題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其中的關鍵問題是一個社會應該如何在當代消費和下一代消費中做出權衡。對此，費爾普斯強調了代際公平的目标，對最優資本積累問題進行了透徹分析，擴展了動态無效率的概念并據此讨論了應該維持一個怎樣的儲蓄率。稍後，他又把目光轉向代際福利的比較，提出了考慮儲蓄率決定的問題的新思路。
采用由索洛（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斯旺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費爾普斯把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放到了增長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個運用資本和勞動生産單一産品的經濟，假定生産的規模收益不變（總量生産函數是一階齊次的），生産出來的産品既可用于消費也可用于生産性投入，勞動力以一個給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術進步和折舊，技術進步是哈羅德中性（增加勞動型的）。
那麼在長期穩定狀态下，産出的增長是由有效的勞動力增長率，即由勞動力增長率加上技術進步率所決定的，而與儲蓄率和投資率無關。因為更高的儲蓄或投資比率被更高的資本産出比或更低的資本生産率抵消了，而後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資本報酬遞減。
在這種情況下，儲蓄隻會影響均衡時的人均消費水平，即隻具有水平效應而不具備增長效應。費爾普斯對此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既然一個社會的儲蓄不是越多越好，那麼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儲蓄率應該是多少？後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儲蓄應該采取何種方式？換言之，為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應該有多少投資用于研發，又應該有多少用于人力資本投資？
費爾普斯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以人均消費量最大化作為長期經濟效率的最優目标，在他1961年的論文《資本積累黃金定律：經濟增長的童話》中推導出了著名的資本積累的黃金定律：當一個經濟的資本存量達到這樣一個水平，使得資本的邊際生産率恰好等于勞動力增長率加上技術進步率時，經濟就處于最優的增長路徑上。
黃金法則簡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費水平應該是一樣的。根據這一法則，最合意的儲蓄率滿足一個簡單的條件：儲蓄率等于資本收入和國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論文《風險資本積累的序數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問題，讨論了為什麼不同收入類型的消費者擁有不同的儲蓄率。後來在1968年與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論文中，費爾普斯還分析了時間不一緻偏好問題。
對于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投資與研發投資結構的問題，費爾普斯的研究将黃金法則推向一般化。為了實現長期消費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術水平的研發投資也應當調整到其回報等于經濟增長率的水平。
在1966年與尼爾森合作完成的論文《人力投資、技術擴散與經濟增長》中，他們論述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如何有助于傳播新技術，進而使落後國家更容易“趕上”發達國家，從而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實證研究發現GDP增長取決于既有的人力資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長率。
另外，他們的研究結論還較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教育回報在技術高速變遷時代往往較高，因為這種情況下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對于生産率增長特别重要。近十餘年來信息技術革命引發了新技術的迅速擴散，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收入顯著增加，就是對此的一個佐證。
除了上述對宏觀經濟學的貢獻之外，費爾普斯的成就還表現在勞動經濟學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發起的關于統計歧視的讨論導緻了最優所得稅結構的新結果，以及對最優通貨膨脹稅的重新審視。
費爾普斯對統計歧視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專著《通貨膨脹政策與失業理論》以及同年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論文《種族主義和性别歧視的統計理論》中（幾乎是在同時，阿羅也發表了關于統計歧視的重要論文），該理論強調了當企業主對各個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備信息時，會對具有同等生産率的工人産生不平等待遇。在單個生産率被錯誤衡量時，就應該采用分組數據），即個人所屬組群中的平均生産率數據，以改善對各個工人生産率的預測。
在公共财政方面，費爾普斯繼米爾利斯之後探讨了最優工資所得稅的問題，他假設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資率，但政策制定者隻能觀察到工資收入，而看不到工資率（或者工作時間），那麼由此而産生的結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頂點處邊際稅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時的平均稅率可能很高），這就是所謂的費爾普斯－薩德卡結果。
另外，經濟理論長期以來都把通貨膨脹看作是對名義資産持有者的一種征稅，但費爾普斯從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貨膨脹對政府而言實際上是一種稅源，因此政府必須在不同類型的稅收之間做出最佳選擇。由此，費爾普斯認為應該維持一個合意的通貨膨脹率（必須是适度的），以在各種稅收之間達到均衡。
貢獻與價值編輯 語音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最終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經濟學最高榮譽頒給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就業與增長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今年73歲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們對于通貨膨脹和失業預期關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貢獻。
但凡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能從書本上認識這位學者——首先是他的研究觸角廣泛。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債、稅收、代際公平、價格、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财政和貨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領域——經濟增長問題。
此外，他的思維能夠超出“宏觀”本身，能将微觀主體行為及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結合起來，突破了先前宏觀經濟研究的思維模式，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破解凱恩斯難題
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發展的凱恩斯理論留下了兩個問題未解：一是為何經濟狀況良好的時候仍存在非自願性失業；二是“有效需求”的減少為何引發失業率的上升，也即為何貨币工資和價格不能馬上下降以阻止就業減少？挑戰就在于如何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下解釋這些問題。
費爾普斯在1968年的論文中建立了勞動力轉換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實現市場均衡（也就是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與其行動相一緻）并不能消除失業，甚至不能消除非自願性失業。他強調勞動力的工作轉換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因此工資必須是能夠減少員工轉換工作的頻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資”，這個數字要比均衡時的工資高，由此解釋非自願性失業的存在；
如果“有效需求”未被察覺地增加推高了貨币工資水平和價格水平，而企業并沒有預期到這種增加，那麼就業就會減少。也就是說，如果真實價格和工資水平的上升超過了預期水平，那麼“有效需求”的增加就會提高失業率。這實際上涉及到了一個處于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
1969年1月，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次會議經濟學家對上述理論進行了充分的讨論。會後出版的名為“失業和通貨膨脹理論的微觀基礎”的論文集，掀起了對這個新的宏觀經濟學分支的第一輪研究熱潮。
在1969年的論文中，費爾普斯又建立了“島嶼模型”，闡釋了即使工人不滿足于自己所在“島嶼”的工資水平，在他們離開自己的島嶼到工資更高的“島嶼”去的過程中也處于失業狀态。
這些模型的重要發現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對工資和價格水平的錯誤預期會影響失業率。比如在“島嶼模型”中，如果工人預期的平均工資低于真實的平均工資，那麼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于真實平均工資的工作從而停止尋找，這樣的話失業率會下降。
在整個上世紀60年代後期，費爾普斯都試圖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架起溝通橋梁。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時間，費爾普斯緻力于如何從理論上證明，如果每個經濟人都能夠進行理性預期，那麼對均衡的偏離就隻能是貨币性的。他認為如果工資和價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麼即使在理性預期的情況下，對均衡的背離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失。這方面的研究推動了所謂“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并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
菲利普斯曲線
“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在解釋凱恩斯難題的同時，還對當時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線”理論提出了挑戰。英國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旨在證明失業率與通貨膨脹存在反比關系，即容忍适當的通貨膨脹有助降低失業率。然而，費爾普斯對完全根據菲利普斯曲線來制定政策提出質疑，指出“通貨膨脹不僅與失業有關，也與企業和雇員對價格和工資增長的預期有關”。
他的理由是，無論失業率處于什麼水平，如果人們和企業預期通貨膨脹會上揚，他們就會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或把商品價格定得更高。這樣一來，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就會變成現實，結果是失業率不會繼續下降，然而通貨膨脹卻會走高。費爾普斯提出的這個經濟學模式，被稱為“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
費爾普斯的理論表明，将來的政策穩定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今天的政策決定：今天的低通脹率也會導緻未來的低通脹預期，進而有利于未來的政策決策。
這一研究成果增進了人們對經濟政策長期和短期影響關系的理解。他的研究對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并已成為當今許多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而最關鍵的事實是，在“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後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經濟狀況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确性。
今天，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最為看重的貢獻。
把人的因素放入經濟模式
費爾普斯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多樣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經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于經濟增長理論。
先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長理論，費爾普斯則對經濟增長的動态最優化路徑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進一步探讨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從而正式确立了他的經濟增長理論。“黃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長路徑中勞動與資本配置最優化的條件，即将勞動與資本比率視為一種最重要的經濟關系，并通過調整勞動與資本比率，可以确定一種可預期的經濟增長。
他在關于“黃金律”的論文中，還試圖分析産業發展與技術進步速度之間的關系，通過資本投入和增加研發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技術進步，以及經濟中存在的創新和新發明等問題。
費爾普斯的理論顯示，未來的經濟政策如何取決于人們今天的行為以及他們認為明天會發生什麼。“我試圖把人的因素重新放進我們的經濟模式，具體來說就是他們估計其他經濟參與者同一時間在做些什麼以及對未來的預測。政府和個人必須在沒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況下作決定，更重要的是，他們并不完全了解經濟到底是怎樣在運作。”
費爾普斯還研究過活力、也就是新觀念的産生與發展是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這一課題，試圖找出技術革新在美國不斷湧現、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歐洲卻很薄弱的原因。2004年他在接受紐約《太陽報》的采訪時表示，缺乏活力、也就是對工作和生意的态度不積極，是包括就業率低、生産力比較低等歐洲存在的許多問題的根源。
這位經濟學大師對中國經濟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訪華，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廣泛的了解。在“2005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稱：“中國目前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合理的，但也是複雜的。”
費爾普斯的理論在上世紀首先被運用在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經濟背景下，費爾普斯的經濟理論也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尤其對于今天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中國經濟也必須應對失業率、通貨膨脹和提高投資效率等問題。
費爾普斯認為，中國的機制促進了公衆創造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生産力。這種機制讓絕大多數人參與進來，并促進了社會全面發展。觀察表明，中國公衆正從事越來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戰性及高回報率的工作。參與解決或挖掘新問題的人越多，或其參與程度越高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國的情況符合于此，由此得出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肯定推斷。
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主席維布爾指出，費爾普斯的理論有助于中國和印度這些國家制定經濟政策。中國和印度都面臨着在人口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何制定經濟政策的問題。“尤其是對那些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而費爾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種框架，一些基本原則，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基本原則來進行分析。”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在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是欠缺的。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研究更多地還是停留在數據分析和經濟預測方面，并沒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會導緻宏觀決策沒有基礎，缺乏從基本經濟事實到宏觀層面政策選擇的系統解釋。
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形式下，中國更需要開創性的宏觀經濟研究，可以借鑒費爾普斯的理論和思維方式，建立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的模型，包括工資曲線，消費曲線，甚至中國經濟增長周期曲線，不僅僅是預測經濟增長過快或者過慢，而且是研究經濟處在何種增長的階段，并找出“微觀”和“宏觀”連動的原因和規律。
“Edmund S. Phelps: Interview”, in Roads to Wisdom: Conversations with Te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and openness,” Edmund Phelps and Gylfi Zoega,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Openness: Theory and Evidence,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9.
“Toward a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Along the Lines of Knight, Keynes, Hayek, and M. Polanyí,” in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uncertain direc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June 2009
“Amidst ‘Theory Wars’ in TwentiethCentury Economics,” in William Breit and Barry T. Hirsch ed., Lives of the Laureates: Twentythree Nobel Economis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Interest rate setting in the presence of investment prospects and Knightian uncertainty,” in Roger E.A. Farmer ed., Macroeconomics in the Small and the Large,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8.
“Beware the Smothering of Economic Dynamism”, Forbes, November 10, 2008.
“The Good Life and the Good Economy: The Humanist Perspective of Aristotle, the Pragmatists and the Vitalists, and the Economic Justice of John Rawls”, in Arguments for a Better World: Essays in Honor of Amartya Sen, ed. Kaushik Basu and Ravi. Kanbu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rporatism and Keynes: His Philosophy of Growth,” L. Pecchi and G. Piga, eds., Revisiting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pages 95104. From the conference Keyne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Santa Colomba (Siena), July 4, 2006.
“How Should Economists Model the Future?” JeanMichel Lasry and Damien Fessler (eds.) Fi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sition or Partnership? Paris, Economica, 2008.
“A Structuralist Model of the Small Open Economy in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 Run,” with Hian Teck Hoon,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 29, June 2007, pp. 227254.
“Macroeconomics for a Modern Economy,” 2006 Nobel Prize Lecture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3, June 2007, 543561; and in Les Prix Nobel 2006, Stockholm: May 13, 2007.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Prosperity Depends on Dynamism, Dynamism on Institutions.”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the Free
Market Economies. In Eytan Sheshinski, et al, ed.,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Mechanism of Free Enterprise Econom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2356.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Gaining and Losing Ground Since World War II,” Capitalism and Society, 1,2, Article 2 (available at www.bepress.com/cas), September 2006.
“Interest Rate Setting in the Presence of Investment Prospects and Knightian Uncertainty,” Lecture, Festschrift for Axel Leijonhufvud, UCLA, Los Angeles, August 3031, 2006.
“Great CatchUps and FallBacks I Have Seen: And Their Misinterpretations,” Lecture, 14th World Congres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n., Marrakech, Sept. 2, 2005. Revised for Irish Economic Association 20th Annual Conference, Bunclody, April 27, 2006“The Continent’s High Unemployment: Possible Institutional Causes and Some Evidence,” Keynote Lecture, Conference on Unemployment in Europe, CESifo, Munich, 12 December 2002. Published in Martin Werding, (e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Reasons and Remed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5374.
“Changing Prospects, Speculative Swings: The Links through Real Asset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Reykjavik, Conference on Swings and Growth, 1112 June 2004. Revised version,
“Prospective Shifts, Speculative Swings: “Macr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e Tradition Chamiponed by Paul Samuelson” in Michael Szenberg, et al (ed.), Samuelson Economics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La ContrePerformance de l’Europe Continentale: Le lien entre institutions, dynamisme et prospérité,” Revue de l’OFCE, 93, April 2005.
“Capital Subsidies versus Labor Subsidies: A TradeOff between Capital and Employment?” with Alberto Petrucci,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7, 5, October 2005, 90722.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ChinaU.S. Trade: Making Sense of the Imbalances,” with Amar Bhide, Working Paper no. 4, 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 July 2005.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the Dynamism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Shaw Distinguished Lecture, Singapore, 23 January 2003and the Chatham House Lecture, London, 18 March 2003, in W. T. H. Koh and R. Mariano, eds., The Economic Prospects of Singapore, AddisonWesley/Pearson, Singapore, 2005, 299333.
‘Some notes on monetary and unemployment,’ in Willi Semmler (ed), Monetary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London: Routledge,2005, 1619.
“The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on Real Exchange Rate, Share Price Level and Employment Path: What Room is Left for Money?” with Hian Teck Hoon and Gylfi Zoega. Conference 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Honor of James Tobin,” in Willi Semmler, ed., Monetary Policy and Unemploy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5, 107132.
“Effects of China’s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6, 89, December 2004, 903910.
“Employment, Infla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Beijing May Conference, Renmin University, May 30, 2004.
“The Boom and the Slump: a Causal Account of the 1990s/2000s and the 1920s/1930s.” Given at the Duke/UNC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Understanding the 1990s: The Economy in LongRun Perspective, 2627 March 2004.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7, no. 1, March 2004, 319.
“What Structuralism Is –and What Errors and Omissions of SupplySide and RBC Models It Avoids,” in K. Velupillai, ed., The Fitoussi Festschrift, London: Routledge, 2004.
“Low Wage Employment Subsidies in a LaborTurnover Model of the ‘Natur Rate’,” with Hian Teck Hoon,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969705, November 1996, revised November 1997, January 1998. Prepared for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onference, Policies to Increase Pay and Jobs among Less Advantaged Workers, November 1997. Published in Phelps, ed., Designing Inclusion: Tools to Raise Lowend Pay and Employment in Private Enterpr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ntroduction,” in Phelps, ed., Designing Inclusion: Tools to Raise Lowend Pay and Employment in Private Enterpris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eflections on Parts III and IV,” in Philippe Aghion, Roman Frydman, Joseph Stiglitz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s: In Honor of Edmund Phel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550563.
“Reflections on Parts I and II,” in Philippe Aghion, Roman Frydman, Joseph Stiglitz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Expectations: In Honor of Edmund Phelp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181.
“Asset Prices,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Unemployment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 MediumRun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in Arie Arnon and Warren Young, eds., The Open Economy Macromode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ordrecht and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Income Tax Cuts without Spending Cuts: Hazards to Efficiency, Equity, Employ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4, no. 4, July 2002, 391399.
“BalancedBudget Restraint in Taxing Income from Wealth in the Ramsey Model” in Inequality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01.
“Structural Booms: Productivity Expectations and Asset Valuations,” Economic Policy, CEPR, 32, April 2001, 85126.
“Roots of the Recent Recoveries: Labor Reforms or Private Sector Forces?” with J.P. Fitoussi, D. Jestaz and G. Zoeg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1, 2000, 237311
‘Education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with J. M. Orszag and G. Zoega,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anuary 2000.
‘Lessons in naturalrate dynami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anuary 2000.
“Behind this Structural Boom: the Role of Asset Val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May 1999.
“Effectiveness of Macropolicies in Small OpenEconomy Dynamic Aggregative Models,” in Wm. C. Brainard, Wm. D. Nordhaus and H. W. Watts, eds., Money, Macro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Tob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Moral Hazard and Independent Income in a Modern IntertemporalEquilibrium Model of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and Mandatory Retirement,” in G. Chichilnisky, ed., Markets, Information and Uncertai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aturalrate theory and OECD unemployment,” with Gylfi Zoega, Economic Journal, 108, May 1998, 782801.
“The Rise and Downward Trend of the Natural Rate,” with Gylfi Zoeg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7, May 1997.
‘Growth, wealth and the natural rate: Is Europe’s jobs crisis a growth crisis?’ with Hian Teck Ho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1, April 1997.
“Payroll Taxes and VAT in a LaborTurnover Model of the ‘Natural Rate’,” with HianTeck Ho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 3, June 1996, 185201.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with and without Bequests,” with George Kanaginis, Finanz Archiv, 51 (New Series), No. 2, 1994.
“ProKeynesian and CounterKeynesian Implications of the 'Structuralist' Theory of Unemployment and Interest under the Classic Two‑Sector View of Capital and Production,” in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thonie Knoester, ed., London: Macmillan, 1993. [Also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494, August 1990.]
“Macroeconomic Shocks in a Dynamized Model of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with Hian‑Teck Ho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82 (September 1992).
“Consumer Demand and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in a Customer‑Market Incentive‑Wage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106 (August 1992).
“Testing 'Keynesian' Unemployment Theory against 'Structuralist' Theory: Global Evidence from the Past Two Decades,” Issu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9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M. Nerlove, ed., London: Macmillan, 1991
"A Working Model of Slump and Recovery from Disturbances to Capital‑Goods Demand in a Closed Non‑Monetary Econom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ea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88/92, August 23, 1988, pp. 16 + fig., in Edward J. Nell and Willi Semmler, eds., Nicholas Kaldor and Mainstream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91.
“The Effects of Productivity, Total GDP Demand, and 'Incentive Wages' on Unemployment in a Non‑Monetary Customer‑Market Model of the Small Open Econom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2, 2 (March 1990).
“Fiscal Stimulus and Employ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n a Real Two‑Country Customer‑Market Model,” Rivista di Politica Economica, v. 79 December 1989, 157‑181.
“New Channel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oreign Shocks,” in Guillermo Calvo, Ronald Findlay and others, eds., Debt,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Carlos Diaz‑Alejandro. Oxford: Blackwell, 1989.
“A Working Model of Slump and Recovery from Disturbances to Capital‑Goods Demand in an Open Non‑Monetary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 78, no. 2 (May 1988).
"Optimum Fiscal Policy When Monetary Policy is Bound by a Rule," with K. Velupillai, in K.J. Arrow and M.J. Boskin, eds.,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Debt, (Macmillan, 1988, for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London).
"Causes of the 1980's Slump in Europe," with J.P. Fitoussi,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16, No. 2 (December 1986); trans. and adapted, "Politique economique aux Etats‑Unis et croissance du chomage en Europe," Observations et diognostics economiques, No. 18, January 1987.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policies in a Small Open‑Economy Dynamic Aggregative Model," Discussion Paper No. 63, Banca d'Italia, May 1986; published in Money, Macro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Tobin, Wm. C. Brainard, W. D. Nordhaus, and H. W. Watts, e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Profits Theory and Profits Tax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Vol. 33, December 1986.
"The Significance of Customer Markets for the Effects of Budgetary Policy in Open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Studies, Seminar Paper No. 315,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Published, Annales d'Enomomie et de Statistique, Vol. 1, No. 3 (September 1986). IIES Reprint Series No. 330.
"The Trouble wi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Stabilization," in R. Frydman and E.S. Phelps, eds., Individual Forecasting and Aggregate Outcomes:' Rational Expectations' Exami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Implicit Contract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 R. Dornbusch and M.E. Simonson, eds., Inflation, Debt and Index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Cracks on the Demand Side: A Year of Crisis in Theoretical Macro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82.
"A Model of Non‑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 Its Pareto Inoptimality and Pareto Improvement," with Guillermo .A. Calvo. Presented at the Columbia‑Yale‑Brookings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Arthur M. Okun, September 1981. Published in James Tobin, ed., Macroeconomics, Prices and Quantities: Essays in Memory of Arthur M. Oku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Introduction: Tax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in E.S. Phelps, 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Volume 2, Redistribution and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s in Non‑Walrasian Theory," in E.S. Phelps, Studies in Macroeconomic Theory: Vol 1,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Taxation in the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J.A. Ordov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2 (August 1979)
"Obstacles to Curtailing Inflation," Essays in Post‑Keynesian Inflation, J.H. Gapinski and C.E. Rockwood,eds.,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Pub. Co., 1979).
"Disinflation without Recession: Adaptive Guideposts and Monetary Policy,"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Bank 114 (December 1978).
"Trans‑National Effects of Fiscal Shocks in a TwoCountry Model of Dynamic Equilibrium,"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Supplementary Volume 7 of the CarnegieRochester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NorthHolland Pub. Co., 1978.
"Inflation Planning Reconsidered," Economica, Vol. 45 (May 1978).
"CommoditySupply Shock and FullEmployment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0 (May 1978).
“Rawlsian Growth: Dynamic Programming of Capital Wealth for Intergeneration 'Maximin' Justice,” with J.G. Rile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5 (February 1978).
"Indexation Issues: Comments on Fischer and Blinder,"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Supplementary Volume 5 of the CarnegieRochester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Stabi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North Holland Pub. Co., 1977; and"Appendix: Employment‑Contingent Wage Contracts," with G. A. Calvo, idem. 149167
“Recent Development in Welfare Economics: Justice et Equite,” in M.D. Intrillagator, ed., 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Vol.III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 1977)
“Stabilizing Powers of Monetary Policy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with J.B. Tayl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5 (February 1977).
“Linear 'Maximin' Taxation of Wage and Property Income on a "Maximin' Growth Path,” in B.A. Balassa and R.R. Nelson, eds., Economic Progress, Private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Fellne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6).
“Social Policy and Uncertain Careers: Beyond Rawls's Paradigm Case," in R.E.Grieson, ed., Urban and Public Economics: Essays inHonor of William Vickrey (Boston: Lexington Books, 1976).
“Linear Taxation of Wealth and Wag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Lifetime Justice: Some Steady‑State Cases,” with J.A. Ordov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5 (September 1975).
"Stopover Monetarism: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in the 1972‑74 Inflation," in D. Meiselman, ed. The Phenomenon of Worldwide Inflat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74); also in The Japan ‑ U.S. Assembly;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Japan ‑ U.S. Economic Policy (AEI, Washington, D.C., 1975).
"The Indeterminacy of GameEquilibrium Growth in the Absence of an Ethic," in E.S. Phelps, ed.,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Comment (on D.F.Gord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supplement, Vol. 6,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1976
"Taxation of Wage Income for Economic Just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7 (August 1973); reprinted in E.S.Phelps, ed.,Economic Justice (Harmondworth: Penguin, 1974).
"Comment (On Stein/Infant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5, No. 1, Pt. 2 (February 1973).
"Inflation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formerly Ekonomisk Tidschrift), Vol. 2 (New Series), No.1(January‑March 1973).
"Som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ation Leveling," Proceedings of the U. S.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Future, 1972.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Racism and Sex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December 1972); reprinted in Alice Amsden, d., The Economics of Women and Work (Penguin, 1980).
"Money, Public Expenditure and the Labor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5 (August 1972).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in N. Swan and D. Wilton, eds., Inflation and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Kingston, Ontario: Industrial Relation Centre, Queen's University, 1971, pp. 31‑47.
“Money, Public Debt,Inflation and Real Interest,” with E. Burmeister,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3 (May 1971).
"Optimal Price Policy under Atomistic Competition," with S. G. Winter Jr., in E. S. Phelps, et al.,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Norton, 1970.
“Public Debt, Taxation and Capital Intensiveness,” with K. Shel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1 (October 1969).
“Population Increase, Reply,” (to J. Isbister),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 (August 1969)
“On Short Run Employment and Real Wage Rate Under Market‑Clearing Commodity Pri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10 (June 1969).
“The New Microeconomics in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59 (May 1969); revised version in E.S. Phelps et al.,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Norton, 1970.
“The Optimal Rate of Growth of Money: Com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August 1968, Part 2).
100．“Money‑Wage Dynamics and Labor‑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August 1968, Part 2); an altered version in E. S. Phelps, et al.,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Norton, 1970), reprinted in P.G. Korliras and R.S. Thorn, eds., Modern Macroeconomic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Population Increas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5 (August 1968).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Reply (to J.W. Williamson),” Economica, Vol. 35 (August 1968).
“On Second‑Best National Saving and Game‑Equilibrium Growth,” with R.A. Pollak,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5 (April 1968).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Vol. 34 (August 1967)
“A Model of Induced Invention,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with E.M. Drandakis, Economic Journal, Vol. 76 (December 1966).
“Investments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R.R. Nels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56 (May 1966), reprinted in R.A. Wykstra, e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Manpower Develop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Models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Golden Rule of Researc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3 (April 1966).
“Factor Price Frontier Estimation of a 'Vintage' Production Model of the Postwar U.S. Non‑Farm Business Sector,” with C. D. Phelp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August 1966).
“Second Essay on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5 (September 1965).
“Anticipated Inflation and Economic Welfa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3 (February 1965).
“The New View of Investment: Reply (to R.C.O. Matthew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8 (February 1964).
“Substitution, Fixed Proportions,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 ( September 1963).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Reply (to I.F.Pear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2 (December 1962).
“The New View of Investment: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6 (November 1962); reprinted in J.E. Stiglitz and H. Uzawa, eds.,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 1969).
"The Accumulation of Risky Capital: A Sequential Utility Analysis," Econometrica, Vol. 30 (October 1962); reprinted in D.H. Hester and J. Tobin, eds., Risk Aversion and Portfolio Choice (Wiley, 1968); J.L. Bicksler and P.A. Samuelson, eds., Investment Portfolio DecisionMaking (Lexington Books, 1974).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September 1961); reprinted in A.K. Sen, ed., Read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Penguin, 1969) and other anthologies. Trans.: Hungarian, Japanese.
“A Test for the Presence of Cost Inflation in the U.S.Economy 1955‑57,” Yale Economic Essays, Vol.1 (January 1961).
榮譽表彰
費爾普斯1982年獲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2000年獲選為美國經濟學會傑出院士。
2001年為表彰他的成就，舉辦了學術研讨論會并收集論文成冊。包括清華大學（2007年）在内的中國多所大學授予他榮譽教授。
2008年，他被授予騎士榮譽軍團勳章，并獲得意大利皮科·戴勒·米蘭多拉獎、基爾全球經濟獎。同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法學院成立了費爾普斯研究部門，并設立費爾普斯創新勳章。
2011年，獲得路易斯·布羅恩創意領袖獎，并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
2012年，被評推選為愛爾蘭三一大學所屬的哲學學會榮譽會員。費爾普斯還獲得諸多榮譽博士學位與教授職位，最近的博士學位由法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2010年授予。
2014年，他獲得中國政府友誼獎和耶魯大學威爾伯十字獎章。全球金融博物館2015年在北京授予費爾普斯終身成就獎。
埃德蒙·費爾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被譽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締造者和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2006年，埃德蒙·費爾普斯因其“在宏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成長經曆
菲爾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頓，當時美國正處于大蕭條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當時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形成的時期，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含義：通過政府幹預來拯救經濟蕭條也成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爾普斯進入安默斯特學院讀大學。在大學第一年裡，他迷戀上了柏拉圖、休谟等人，對哲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在學經濟出身的父親和學家政管理出身的母親的影響下，他第二年開始接觸經濟學課程。在大學的經濟學學習中，菲爾普斯逐漸顯現出了與衆不同的才智。
作為剛剛開始入門的初學者，他敏銳地感受到了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鴻溝，并對二者如何相互溝通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引導他把微觀經濟學引入了凱恩斯創立的宏觀經濟學，并成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
由于當時的耶魯大學在經濟學研究領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獎學金，于是菲爾普斯選擇了那裡。在那兒，菲爾普斯師從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賓。
在這段時期，托賓、托馬斯·斯凱林、阿瑟·奧肯等著名學者的傑出智慧和不倦教誨，使菲爾普斯受益頗多。一些中歐經濟學家也對菲爾普斯産生了影響，他對這些經濟學家所重視的預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先後獲得耶魯大學的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之後，菲爾普斯1959年6月來到洛杉矶，在蘭德公司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爾普斯不久就感覺到，那裡的環境并不符合他做學問的願望。恰在此時，耶魯大學的考勒斯基金會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學術職位，于是1960年菲爾普斯重返耶魯。
在這段時間，他提出了經濟增長的“黃金分割律”，被視為對羅伯特·索洛開創的增長路徑研究的一個重要進展。在這一時期中，作為對其研究工作的一個回報，菲爾普斯還受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62~1963年對其進行訪問的邀請。在短短幾年時間裡，菲爾普斯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國際聲望的經濟學家。
菲爾普斯1966年離開耶魯大學，來到賓夕瓦尼亞大學，翻開他學術生涯新的一頁。60年代後期是他學術成果非常豐碩的時期。根據菲爾普斯的回憶，在那段屬于職業生涯開始起步的幾年中，他就像一個不斷溢出思想的容器。
就是在這一時期，菲爾普斯建立和發展了一系列模型，對菲利普斯曲線進行了批評和發展。菲爾普斯最早從理論上對菲利普斯曲線發生興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進入賓夕瓦尼亞大學後的最初幾個月。他的著名論文：“菲利普斯曲線、通貨膨脹預期和随時間變動的最優就業”，就是在該年冬天完成的，該文于次年發表并引起廣泛矚目。
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個人生活的不斷幹擾，他的學術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個低谷。1971年秋天，菲爾普斯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過變更工作，也重新開啟一個新的階段。他在那裡一呆就是8年。
在那裡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維維安娜·蒙特多，兩人1974年舉行了婚禮。在個人生活重新安定下來之後，菲爾普斯又開始進入了一個學術多産的時期。
這一時期他在經濟公平問題、勞動市場結構剛性、理性預期下貨币政策、非一緻工資或價格制定、非對稱信息下的隐性合同以及理性預期本身等問題都進行了非常廣泛的研究。
80年代，菲爾普斯開始想用一本導論性教科書把自己認為重大的經濟學問題記錄下來。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教材》面世。1990年,菲爾普斯把多年積累的、自己對于宏觀經濟學研究現狀和進展的理解整理成冊，出版了《宏觀經濟思想七流派》一書，這也被視為他學術研究階段性成果的一個總結。
在剛剛步入60歲的時候，菲爾普斯撰寫了自傳，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一次清算和檢讨。回顧過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這些成就能對他人産生影響更是一種滿足。他感到自己的事業已進入了一個平和的階段。
在他看來，學術影響并不是他個人成就的一個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報、特别是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報，才是最重要的評判标準。由于了解這一點，他才能根據自己的愛好、而非外界眼光選擇适合自己的研究課題。
社會任職
擔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院士、美國經濟學協會副會長、布魯金斯經濟事務委員會資深顧問、美聯儲學術會議專家、美國财政部和參議院金融委員會顧問、《美國經濟評論》編委等。
人物評價
埃德蒙·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促進了宏觀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也具有基礎性的指導意義。他關于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問題的研究，以及對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都可以放到統一的跨期權衡分析框架中。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通過考察不完備信息和摩擦市場中單個企業與居民的行為，費爾普斯重新塑造了傳統的凱恩斯理論。他建立的預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線從根本上改變了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對立的關系，對于以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研究結論表明，未來經濟穩定政策的可能性取決于今天的政策決策：今天的低通脹導緻對未來低通脹的預期，因此有助于未來的決策制定。費爾普斯對最優資本積累的研究說明了在什麼情況下，每代人都能從總儲蓄率的變動中獲益；他關于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研究同樣為後來的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由于這些豐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貢獻，費爾普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稱得上是實至名歸。
費爾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對中國經濟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如何合理、有效地将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引入到宏觀經濟分析之中，是當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值得重視的一個方向；如何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充分考慮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也是決策當局應該引起高度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