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老會:秘密結社組織-中文百科頻道

起源

鄭成功說

此說的根據，是哥老會内有關《海底》即《金台山實錄》的傳說。其内容在劉師亮的《漢留史》中有所記叙：

“海底名稱，由永甯郭永泰開荩忠山始。永泰先世為雲南大理府人，常随父執販藥材走滇黔山中，以故與滇黔豪傑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于福建之廈門遭署。暇時出遊，偶憩民家，見其蓋米甕有舊書一本，面署《金台山實錄》五字，書面蓋有長方形圖章一顆，文曰‘延平郡王招讨大将軍’。知系鄭成功遺物，問所由來，自言伊父生時業漁，善泅水，能于水中伏一晝夜，于海底得一鐵匣，苦無法揭視。竭三日之力。始将鐵匣鑿開。内貯金珠數件，小玉印一方，舊書一本，餘無他物。因不識字，不悉何書。永泰以百錢購得，并問玉印安在？答以售與鄰某。永泰又以白銀十兩贖回，從此，《金台山實錄》并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開荩忠山所傳各令，井漢留組織之秘密書，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換》。當時各會員所領證書。均蓋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軍印’十字。其證書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實錄》與鄭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國之亂，不知下落。”

這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故事，過去哥老會内之人對其内容深信不疑，幫會中人的著作中，便據此提出哥老會為鄭成功所立之說。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陶成章在浙江聯絡的會黨，多屬哥老會系統。因而在述及哥老會起源時，也受到了上述傳說之影響。他在《教會源流考》中說：“哥老會也，無非出自天地會，故皆号洪門，又曰洪家，别稱洪幫。”“何謂洪門，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為名，指天為父，指地為母。故又名天地會。始倡者為鄭成功，繼述而修整之者，則陳近南也”。又說：太平天國亡前，“李秀成、李世賢等知大仇未複，而大勢已去，甚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後必見重于滿政府，日後能左右中國之勢力者，必為湘勇無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門兄弟，投降于湘軍，以引導之。複又避去三點、三合之名稱，因會黨首領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日哥老會”。

幫會中人鑒于晚清與民國年間出現了洪門與青幫、哥老會（紅幫）融合的趨勢，便提出此說，大力鼓吹洪門、漢留（哥老會）源出一家，哥老會乃鄭成功在台灣創立。民國二十七年四川“袍哥钜子”劉師亮在（漢留全史）中稱：“順治十八年（辛醜）緬人執永曆帝送吳三桂軍前。三桂逼之，死于篦以坡。是時鄭芝龍之亡與夷三族之命，及永曆帝之死，同時傳到台灣。成功憫明室之亡，複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暈恸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屢日。誓必複仇，乃于是年九月，與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級，作為進步次序，即将駐兵之金台山，作為會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遠堂，約盟來歸者，又四千人。”後來，鄭成功見當時的士大夫皆醉心利祿，“乃遣其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向中原發展，後入福建少林寺為僧，世系相傳，遂開”洪門之盛”。

1947年朱琳在《洪門志》中，又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說法。稱洪門“起于漢留”，始祖為殷洪盛，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人，明崇祯四年進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窺探清廷虛實，沿途遍訪志士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黃梨洲諸人，議創漢留組織，“反清複明”，順治二年戰死于三汊河。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據守台灣，為推進漢留組織，“開山立堂，定名為金台山明倫堂”，并遣部将蔡德忠等向中原發展，至福建莆田九連山少林寺為僧，與鄭成功之侄鄭君達等共圖義舉。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魯入侵，蔡德忠與鄭君達等前往投效，打敗西魯。後遭陷害，逃至萬雲山的萬山寺，遇萬雲龍及陳近南。雍正十二年在四川雅州以漢留組織，開精忠山，是為四川哥老會之始。

啯噜說

幫會中人著作中有關哥老會由鄭成功創立的說法，僅為少數學者所認可，大多數學者則認為所謂《金台山實錄》的傳說出于虛構，不能作為研究哥老會起源的依據。于是，從官書、檔案中去尋找史料，以解開哥老會起源之謎。人們從官書、檔案中發現，哥老會乃是由重慶、四川的啯噜演變而來。

有關哥老會由啯噜演變而來的史料，主要是清吏奏折。最早提及此事者是清吏李榕。他說：

“竊按蜀中尚有啯噜會，軍興以來，其黨多亡命歸行伍，十餘年勾煽成風，流毒遍湘楚，而變其名目江湖會。每起會燒香，立山名堂名，有蓮花山富貴堂，蛾眉山順德堂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為上四牌，六八九十為下四牌，以四、七兩字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謀議者号為聖賢二爺，收管銀錢者号為當家三爺。内有紅旗五爺專掌傳話派人；黑旗五爺掌刀杖打殺，其聚黨行劫者謂之放飄，又謂之起班子。”

李榕所描繪的，正是哥老會的情況。左宗棠也說：“蓋哥老會者，本川黔舊有啯噜之别名也”。又說：“自頃啯噜變為哥老會匪，軍營傳染殆遍”。

據此，有的學者便提出“哥老會”便是“啯噜”音轉，哥老會便是“啯噜會”。台灣學者莊吉發認為：“哥老會即啯噜的音轉，為清初福建等處流入四川的遊民所設立，而盛行于四川省”。另一位台灣學者戴玄之也認為“哥老會為啯噜的變名”，“哥老會是由啯噜子演變而來”。大陸學者胡珠生也認為，根據成都附近各縣有異于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一事。可以判斷啯噜二字乃客家方言哥老二字的錄音。并且提出：“哥老會盡管推源于明末鄭成功，但可靠的史實隻能證明它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重慶、四川（來源于閩粵客家的移民）”。

一些四川學者對哥老會便是啯噜之說提出異議。張力在《啯噜試探》一文中指出：主張哥老為啯噜音轉，因而啯噜便是哥老會前身之說“欠妥”。因為“啯噜與哥老會同見于清史冊，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谕嚴禁四川‘啯匪’的同時，亦嚴禁重慶、湖北、四川的哥老會活動，這兩個組織一直并存到清末，清朝各級官吏是區分清楚的。”作者還對啯噜與哥老會作了比較，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别。“哥老會以‘廣開山頭’，‘拜會結盟’等形式為主，鄉闾士紳、街衢富賈紛紛加入，把持一地，無容他人染指其間。啯噜則不然，流動作戰，無‘堂 ’、 ‘公口’之區，聚則為伍，散則寓民，豪紳畏之如，富室銜恨入骨，似與哥老有别”。

胡昭曦等人還專門對哥老會是否為啯噜音轉一事作了考證，指出以往人們把“啯噜”讀作“guo lu”。因而認為與“哥老”讀音相近，系啯噜之音轉。但四川方言中啯噜與哥老讀音并不相近，啯噜應讀“gu lu”從而否定了哥老乃啯噜音轉之說。另外，作者又指出，啯噜乃四川無業遊民中強悍者所組織的武裝集團，而哥老會則是秘密會黨，與啯噜亦不相同。

有學者根據檔案中的記載，認為哥老會是由天地會、仁義會和江湖會演變而來。指出：“哥老會作為一種秘密的民間結社，雖有其悠長的鬥争曆史，但是在清代鹹豐年間以前，它是以江湖會的名号在民間活動的。在嘉慶年間，它又叫仁義會，而仁義會也就是天地會的分支”。因此，“由天地會而仁義會而江湖會鬥哥老會，這就是它的源流”。

後來，有關哥老會的源流問題，又有了新的進展，蔡少卿先生認為：“從啯噜發展到哥老會，并不是簡單的組織重複，也不是簡單的名稱變異，而是一個錯綜複雜的曆史演變過程。其間，很明顯地經曆了川楚陝白蓮教起義時期啯噜與白蓮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天地會與白蓮教兩大結社系統的相互融合兩個重要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因為經曆了“社會形态發生變化、社會極度動蕩秘密結社飛速發展、會黨與教門廣泛融和的條件下，以啯噜的組織形式的胚型，吸收了天地會、白蓮教等組織的若幹特點，逐步形成起來”。至于哥老會出現的具體時間，蔡少卿先生根據清代檔案的記載，認為“哥老會的組織名稱最遲應出現道光年間”。

在國外，日本學者酒井忠夫在《中國民衆與秘密結社》一書中認為，哥老會确實發祥于四川的啯噜。不過，他不同意哥老會是啯噜的别名或音轉之說，他認為啯噜與天地會都是以無賴棍徒為中心，從事交通運輸，商品流通的民衆集團。兩者因四川與連接外省的超地方市場流通經濟網而接觸。啯噜随着與進入四川的天地會的接觸與交流，加上與白蓮教活動時期的山寨戰，以及與教徒、會黨的接觸、交流，而使以後的哥老會的山堂組織逐漸固定下來。他認為哥老會出現的具體年代，則是在鹹豐末年。

蔡少卿和酒井忠夫的研究，把哥老會起源問題的探讨，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而何一民在《論哥老會的起源及特點》一文所提出的從啯噜列哥老會演變過程中，天地會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則更加接近曆史的實際了。他提出哥老會内有關鄭成功在台灣開金台山一事，“雖有虛構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真實性。”“這表明郭永泰等人在福建天地會文件基礎上修改的《海底》，對啯噜會演變為哥老會，起了重要作用。”故“啯噜會演變成哥老會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受丁天地會的影響”。

起源地

以往，學者們在探讨天地會起源時，一些學者強調洪門秘笈的史料價值，認為秘笈中的西魯傳說，影射了天地會的起源。另一些學者則強調史書與檔案的史料價值，認為洪門秘笈中的西魯傳說，僅僅是神話故事，不足征信。後來，有學者把洪門秘笈與史書、檔案中的史料結合起來，從而在天地會起源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見解。我們認為，這個方法同樣适用于探讨哥老會的起源問題。如果我們把清吏奏折同哥老會有關《金台山實錄》的傳說結合起來，也不難找到哥老會起源的真相。那就是，哥老會确系由四川的啯噜子演變而來，但并非所有的啯噜子都演變成了哥老會，僅僅是其中活躍在川江（從重慶到夔州一段長江）上充當木帆船水手、纖夫中的啯噜子，模仿天地會而結成的。

以往有關研究啯噜的文章，隻注意到陸地上，特别是川楚陝老林地區活動的啯噜。實際上啯噜并非僅僅活躍于老林或陸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當水手和纖夫的窮苦人中，也有許多是啯噜。

在外國輪船侵入長江以前，長江中、下遊，即從重慶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線上，無論是貨運還是客運，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長江未通商以前，商賈運貨。行旅往來，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織”。數量衆多的木帆船，需要雇傭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纖夫。據外國人觀察，長江“上遊船隻，按其大小，可以分為三類。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噸，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劃船隻，……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稱五闆，用作航行的前驅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約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據有關資料統計，在外輪進入長江以前，從重慶到宜昌的航線上，共有船夫、水手、纖夫二十萬人。這些船夫、水手們。漂泊在千裡大江之上，随時有觸礁或遭風浪而覆船之虞。纖夫們則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邊懸崖的崎岖小道上艱難地前進。他們的勞動，既艱苦又危險。因此，無論在勞動中還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幫助，于是自發地結成水手行幫，稱“川楚八幫”。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覽》中，對川江上船夫、水手、纖夫們的艱苦勞動，作了生動的描繪。“大船用纖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頭仍用撓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灘則合三、四船之纖夫百餘人共拉一船上灘，再拉一船，名為并纖。纖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腳，石壁橫鐵索，便扒換，或鑿小石孔，儀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負纖而行。間有無纖道處，則全賴撓楫。船行江中，纖索上頂，聲息不能相聞。船上設鑼鼓，以鑼鼓聲為行止進退。纖繩或挂樹梢，絆石上，則鑼鼓驟發，纖夫行足。另有管纖者名‘價挽’，無論岩之陡峭，樹之叢雜，撲身脫解，傾跌所不計。纖繩挂住，船即轉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纖斷，更不待言。江河之險，川流為最。川流之險，又莫過于峽中”。

當時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荊、宜上水至重慶，所需水手、纖夫較多，而由重慶返回荊宜之船，則所需水手、纖夫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纖夫滞留于川江上遊的重慶一帶。這些滞留者，有的淪為乞丐，有的則成了啯噜。

清人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也提到：“四川本魚米之鄉，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濟兩湖、江南，民間生計，不甚艱難，惟遊手好閑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遊民何以為是之多’？對曰：‘四川水陸通衢，陸路由陝西、甘肅，自甯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慶，夔州入蜀。來往商旅，無論舟車，皆雇覓纖夫，負繩牽挽，盤旋而上。至蜀則纖夫無用，若輩到處無家，無資回籍，下水船隻，不雇纖夫，流落異鄉，群居為匪，是以每次辦一啯匪大案，脅從者半屬遊民”。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覽》中講及更加明确、具體：“川東之可虞，時宜防範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載客貨，由漢陽、荊宜而上，水愈急，則拉把手（即纖夫一一原注）愈多。每大船一隻，載貨數百石，纖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門不過經過之地，至重慶府即卸載。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闆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荊宜所來拉把手，在重慶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載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較上水為少，每隻多止三、四十人。計重慶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為率，是水手來七、八百人。所開下水船，每日以十船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總計，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計萬餘矣。此輩初至，尚存有上水身價，漸次食完，則賣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惡少無衣履赤身者，謂之精膊溜。一一原注）。弱則為乞丐，強則入啯匪夥黨”。

從檔案記載來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許多水手因謀生維艱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維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來到四川巴縣，與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結盟，成為啯噜，至梁山縣一帶搶劫。四川重慶府人劉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啯噜，同夥二十多人，在永川縣搶劫，聞拿逃散，靠當水手推桡，又與啯噜周老麼一同讨飯、搶劫。貴州青溪縣人周德，因貧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來至四川巴縣，入啯噜劉胡子等一夥，在該縣馬場搶劫布客商人銀兩，後又至巫山縣一帶沿江地方搶劫。湖南會同縣人向群，靠撐木鋒（木筏）來到湖北來鳳縣，再至四川覓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縣入啯噜黃老麼一夥，搶劫過往客人。湖北監利縣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當水手）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墊江一帶被黃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搶劫。

清朝督撫大員們，多次奏報川江水手們加入啯噜之事。湖廣總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結夥行強，繼已聞拿四散，近來屢獲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四川總督福康安也奏稱：“川省為荊楚上遊，帆樯絡繹，自蜀順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纖又需水手。往來雜沓，人數繁多。每于解維之際，随意招呼，一時猬集。姓名既屬模糊，來去竟無考查”。“川省人多類雜，棍徒搶劫行兇，遂有啯噜之稱”。川江上遊的啯噜，主要在重慶夔州一帶活動。湖南巡撫劉墉奏：“川省重慶、夔州二府，與湖廣等省毗連，結黨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頭人，各‘掌年兒’，帶有兇器，沿途搶奪拒捕”。

從上述檔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後期，四川重慶、夔州一帶川江沿岸便有許多由水手變成的啯噜，他們無以為生，便铤而走險，靠搶去為生，被稱為“啯噜”。

嘉慶年間，四川、湖北等地白蓮教起義時，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還成為主力和首領。嘉慶元年（1796年）十月，達州爆發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祿、王三槐領導的起義。随着白蓮教起義的失敗，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鎮壓，但仍然在各地活動，還有不少人滲入到清軍與衙役之中。為了加強他們内部的組織聯系，提高其生存、發展和與官府對抗的能力，他們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傳入川的天地會的組織形式與聯絡辦法，或直接與天地會信徒融為一家，在道光年間發展成為幫會組織哥老會。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躍。據清吏韓晉鼎稱：“查川省自邪教蕩平以來，民慶屢豐，元氣漸複。惟近來啯噜匪潛滋，川北、川東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東忽西。遇行客則肆行劫奪，入場鎮則結黨成群，而大江船隻，劫掠更多。各州縣等皆因該管上司以地方平靜，不欲辦此重案，遂後不禀報”。

辛亥革命時期延安哥老會成立的武裝

後來，這些由窮苦水手、纖夫轉化而成的武裝集團便順江而下，來到湖北、湖南、貴州、江西，在這些地方與各種秘密社會的組織接觸，逐漸向秘密會黨轉化。首先表現為在組織上較前嚴密。“拜把之後，不許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殺之”。“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議而一、二入先散者，衆共迫樂之，其黨極為堅固。”其首領稱”帽頂”、“大五”、“大滿”，會内之人編為大一列大十。這些明顯地受江西邊錢會、擔子會之影響。邊錢會、擔子會首領便稱”帽頂”、“老帽”，會内分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動已不局限于搶劫，開始講仁義和劫富濟貧。曾經充任啯噜子首領，後來擔任清軍提督的羅思舉提列：“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餘出外訪友，途遇仁義弟兄陳際盛、汪蠻、馬貴，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毆偷竊商賈銀四十兩。餘曰：我等弟兄先前結拜之時，原講仁義，打富濟貧，不許竊入财物，緻傷義氣。伊等即将銀兩付還，那商賈感謝不已”，“繼至南壩場，瞥見楊某攜家途乏盤費，賣女于周家，得銀八兩。臨别，母女嚎啕痛哭。餘睹情慘，如數稱銀以贖此女，并另送銀三兩做路費。其父女叩頭感謝。”羅思舉在自撰年譜中毫不隐諱地說：“我就是啯噜子”。雖然有學者認為在啯噜轉變為哥老會的過程中，曾融入了白蓮教、青蓮教等成分，但尚無确據，而啯噜模仿天地會，卻确有實據。那就是哥老會内有關鄭成功在台灣開金台山和《金台山實錄》的傳說。

當我們抛開有關《金台山實錄》等傳說中那些虛構的故事情節，把它同官書、檔案中的記載結合起來作綜合分析，可以認為哥老會乃川江水手、纖夫們所結的行幫組織，順江而下以後，在兩湖、貴州、江西等省與各種秘密社會尤其是同天地會接觸以後，受其影響而逐漸由武裝劫掠集團向秘密會黨轉化。道光年間，郭水泰模仿天地會的組織、規約及有關緣起的傳說，為啯噜子制訂了規約，并為本組織之緣起編造了一個有關《金台山實錄》的故事，把天地會的某些秘密文件加以模仿、改造，稱之為“海底”或金不換”。鑒于啯噜乃四川方言中“強盜”之别稱，因此改進後的組織，便開始使用”哥老”、“哥弟”、“社錄”等名稱。在川江水手、纖夫中啯噜子演變為哥老會之後，四川、貴州等省山區，老林中的啯噜子繼續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會作為一個由水手、纖夫的行幫演變成的秘密會，在形成以後繼續在長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傳，并且逐漸發展到安徽、江蘇一帶，與晚清出現的另一幫會青幫相遇，兩者既鬥争又互相滲透。為了與青幫相對應，這一帶的哥老會又稱”紅幫”。哥老會或紅幫因為同水手、航船有着密切的關系，所以各地哥老會和紅幫的活動據點，便稱為“碼頭”，其首領又稱“舵把子”。

哥老會形成經曆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從哥老會有關《金台山實錄》的傳說來看，大約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将《金台山實錄》“論淩桐階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适應用”，命名為“海底”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