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
1884年2月27日(光緒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今常州市)。從小入塾。十二歲時﹐因家貧無力延師﹐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歲﹐考入陽湖縣學。十六歲﹐自學古史典籍﹐以求系統了解古代政治曆史和政治制度。
1905年起﹐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科學校﹑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東北大學)﹑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專修科任教﹐并任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編輯。
1926年起﹐任上海光華大學國文系教授﹐後任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1年﹐上海租界淪陷﹐光華大學遷川﹐乃攜眷歸鄉﹐閉戶著書。抗戰勝利後﹐重返光華大學。
1949年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一級教授﹑上海曆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政協委員。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學術成就
呂思勉大半生以教書為業，主講中國曆史和傳統文化方面的課程達五十餘載，教學之餘，筆耕不辍，是一位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專史等諸多領域裡，都做出重大貢獻的曆史學家。
呂思勉在史學研究中，注重排比史料，分類劄記，長于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堅持不懈地涉獵古文獻，又廣泛閱讀新出報刊和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他讀書廣博，着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一生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八部專門史，加上在史學界享有盛譽的大量史學劄記，共計1000多萬字。
他所著《白話本國史》強調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按照曆史順序，分别叙述每個王朝與周圍少數民族的關系，為通史寫作開辟了新路。《呂着中國通史》上冊分門别類，系統論述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曆史順序叙述政治曆史變革，其中婚姻、族制、階級、财産、衣食住行等題，都是過去史書缺乏系統記載的。他所著先秦、秦漢、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四部斷代史，共三百餘萬字。每書分前後兩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包括王朝興亡盛衰、各種重大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政治設施的成敗得失、以及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等，采用新的紀事本末體；後半部是社會經濟、文化史、分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民族疆域、文化學術等方面的發展情況，采用新的叙述典章制度的體例。這四 部書對先秦到隋唐五代的曆史研究有疏導開拓之功。其他涉及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制度史，以及史學方法方面的著作，也各具有特色。
呂思勉對經學﹑文字學﹑文學亦有獨到見解。他治學嚴肅﹐作風踏實﹐為人誠樸﹐謙虛謹慎。晚年想通讀《道藏》 ﹐研究道教思想﹐為後人開辟途徑﹐惜未如願﹐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
呂思勉已刊﹑未刊論著﹐80年代末計畫彙編成《呂思勉論學集》 。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各種斷代史、通史、專史等，已彙編成《呂思勉史學論著》。另有《誠之詩稿》問世。
一生寫過兩部通史、五部斷代史、八部專史以及大量的史學論文、劄記、講稿、教材和曆史通俗讀物，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呂思勉師法顧炎武、錢大昕、戴震和章學誠等前輩史學大師，對“二十四史”等傳統典籍熟讀多遍，一生寫下史料劄記無數。
兩部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1923) 《呂着中國通史》(1940﹑1945)
四部斷代史：《先秦史》(1942) 《秦漢史》 (1947) 《兩晉南北朝史》(1948) 《隋唐五代史》(1957) 《呂著中國近代史》
八部專史：《先秦學術概論》 《經子解題》 《理學綱要》《宋代文學》《中國制度史》《中國民族史》《呂著史學與史籍》和《文字學四種》
治史方法
呂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蘊深厚、服膺顧炎武治學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觀影響的史學大師”。就《白話本國史》而言，呂思勉先生研究曆史的方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占有豐富的史料和融合社會學知識。
第一、以進步的史識駕馭豐富的史料
呂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豐富的史料，主張論從史出，反對主觀的武斷。他認為史書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貴的，“讀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現在實不易得；大體上，衆共據為原始材料的，則曆代正史而已”。呂思勉先生很注意談社會經濟方面的情況，運用的史料很豐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賦稅制度，認為這是民生狀況的反映。但是，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白話本國史》所用史料幾乎都以古籍為主，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新發現的史料卻未加運用，這反映了他的史料觀點尚有陳舊之處。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價值。
第二、融合社會學的知識
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了科學的新史學。新史學十分強調方法論，要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曆史。呂思勉先生對這種新史學的發展趨勢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前人的記載，隻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對于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幹，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曆史的可貴，并不在于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于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由于呂思勉先生的史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學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白話本國史》裡，呂思勉先生比較全面地叙述了社會各方面的曆史；以後他又以曆史學的眼光撰寫了關于社會曆史的各種專著，足以證明社會學對他的曆史研究影響深遠。
評價
呂思勉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知識淵博，學術造詣高。是史學界公認的舊籍讀得最多的一位學者，譚其骧稱他“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讀數遍，為學界同人傳為美談。
他的國學基礎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卻不保守。他的史學研究通貫各時代，周瞻各領域，在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各種專史領域都做出了獨到的貢獻，為後人的學習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财富。著名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就說過，“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現代四大史家””。
但是目前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對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比較重視，對呂思勉先生則相對冷落，這與他在學術界應受到的重視程度是不相稱的。加強對呂思勉先生學術的研究，對于科學地把握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脈絡和推進當代史學的進一步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王玉祥在《懷念呂誠之老師》文中記：呂老師的考試方式别具一格，每次考試，出一道題，或出幾道題選作一道，當場完成。以勿抄講義原文為佳。命題不強調背誦記憶事實年月，而重視内容的理解。至于評分，一般都及格，但高分難得，要能正确運用史料，分析論述好，并有創見。
錢穆先生在《回憶呂誠之老師》文中記：錢穆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呂先生教他們曆史地理課，如果在答題中能正确靈活地運用史料，分析透徹，論述嚴謹，并有創見，即使四題中僅答一題先生也會給予高分。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餘一時尤愛其第三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者。乃首答此題，下筆不能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卷。如是乃僅答一題。誠之師在其室中閱卷……。适逢餘之一卷，誠之師閱畢，乃在卷後加批。……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餘此卷隻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
張耕華先生的《呂思勉：史學大師》書中記：先生所設計的曆史試題大多具有說理性、現實性和探究性等特點，要求學生運用已有的曆史知識和曆史科學基本理論對某個具有現實性和普遍流行的曆史觀點和結論進行探究、論證和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