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奇偉: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将-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簡介

吳奇偉，1890年生于廣東大埔縣湖寮鎮密坑村。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因家境貧寒，10歲那年，離家到其伯父在連平、惠州等地開設的店鋪裡當小夥計。他聰穎好學，做事勤敏，深得伯父賞識，在伯父資助下，在惠州讀完小學和中學。13歲在老隆一間商店做小夥計，後得人資助，先後在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武昌陸軍小學學習，再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于第六期，後在廣東陳炯明部任見習排長，曆任排長、連長、副營長等職。後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長江上遊江防司令官、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

國民革命時期，他參加了統一廣東諸役和北伐戰争。在十年内戰中，參加過第四、五次圍剿。紅軍長征後，他率部追擊紅軍至四川。

抗日戰争爆發後，吳奇偉堅決全力抗日，他率第四軍到嘉定、羅店一帶抗日前線，與日軍展開激戰。為保衛祖國領土，經三晝夜的肉搏血戰，終将頑敵擊潰，殲敵數千。吳奇偉所率第四軍，從此獲得“鐵軍”的光榮稱号。此後還率部參加過"八·一三"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之萬家嶺戰役、南浔線會戰及鄂西戰役等，獲得過青天白日勳章。

人物生平

1926年，北伐戰争開始，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十二師張發奎部下任三十六團中校參謀長。在汀泗橋戰役中，與團長黃琪翔領兵猛攻軍閥吳佩孚部主力扼守的汀泗橋而立功。1927年春升為第4軍12師三十四團團長；9月升國民革命軍第十二師副師長兼三十團團長。11月任第4軍12師師長，1929年春随蔣介石參加蔣桂戰争，9月随張發奎通電反蔣，1930年5月參加反蔣中原大戰，

“九.一八”事變後，第四師擴編為第四軍，他升任第四軍軍長。1933年春任中路軍第2縱隊指揮官，參加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曾任北路軍第7縱隊指揮官、北路軍第6路軍副總指揮，率部追剿紅軍，1935年紅軍三渡赤水回師遵義，他因未發兵救援而遭蔣介石嚴詞訓斥。

1935年1月28日晨紅軍再次攻占了遵義城，次日中午，進占城南的老鴉山、紅花崗、忠莊鋪後，與敵馳援遵義的吳奇偉縱隊2個師接觸，乘吳奇偉立足未穩，發起攻擊，經反複拼殺，吳奇偉軍所率國民政府中央軍五十九師、九十三師大部被殲，吳奇偉帶領殘部逃過烏江，僅少數人員跟随其過江遁去，尚未過江的1800餘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紅軍俘獲。遵義地區的這次作戰，曆時五天，擊潰和殲滅敵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餘，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以來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1935年4月晉升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将，1937年夏任廬山軍官訓練團第1大隊大隊長，9月任第18軍團軍團長。

1937年10月任第19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4軍軍長。

“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他奉命率第四軍抵上海嘉定、羅店一帶前線，在大場與日軍激戰三晝夜，殲敵數千，戰果顯着。其部隊因此獲得“鐵軍”稱号。上海市民推選郭沫若、謝冰瑩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率領慰問團至戰地慰問。不久，他升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

萬家嶺戰役又稱德安戰役，1938年于武漢會戰序列中，在萬家嶺一帶國民革命軍重創日軍第106師團。

中國方面為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指揮的第壹集團軍、第九集團軍、第10集團軍、第4軍歐震、第66軍葉肇、第74軍俞濟時，第一八七師，第九十一師，第一四二師，第六十師、第十九師，新編第十三師，預備第六師，第一三九師的一個旅，新編第十五師的一個旅，共十萬餘人。前敵總指揮為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

吳奇偉的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下轄第六十四軍、第七十軍、第二十五軍、第四軍、第八軍和第六十六軍等部，駐紮江西，參加武漢會戰，是萬家嶺大捷的主力參戰部隊，該戰全殲日軍四個聯隊。

日軍第106師團奉岡村甯次命令，意圖從萬家嶺一帶穿插突破國軍陣線，被吳奇偉軍部偵察隊發現，指揮第4軍歐震、第66軍葉肇、第74軍俞濟時等部從側後迂回，将其包圍。岡村甯次後命令第27師團一旅團部增援接應第106師團，，然而在萬家嶺西面白水街地區被第20集團軍兼第32軍長商震等部阻擊潰退。

10月7日，中國軍隊發起總攻，激戰三晝夜,多次擊敗日軍反撲。日軍由于迷途失聯、孤立無援、補給斷絕，戰至10日，被殲滅4個旅團，擊潰一個旅團。雖有擄獲旅團旗，但是師團旗未尋見，未免遺憾。

10月10日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補給，日軍第106師團（由于有部分兵力駐守九江，實際參戰人數約1萬3千人）以及前來援救的第101師團、第27師團，在武漢會戰中投入的青木、池田、木島、津田，四個聯隊，在包圍圈全隊消滅，106師團最後僅僅約略1500殘部兵力突圍逃出，中國方面史稱萬家嶺大捷。

國民革命軍成功圍繳殲滅第106師團主力大部，僅有約略1500人逃逸。此次戰役是抗日以來第一次（接近）全殲整個日本師團。

萬家嶺戰役的前敵總指揮為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和薛嶽一樣，吳奇偉也是身先士卒，親臨第一線指揮。有次他正與第四軍軍長歐震通電話，敵機俯沖掃射，吳奇偉毫不理會，直至敵機把他的電話機打碎。戰鬥主力是蔣介石的嫡系第74軍，萬家嶺戰役打響之前，蔣介石緻電薛嶽，要他把傷亡慘重的74軍調到長沙休整。薛嶽回電：“調不下來。”蔣二次來電：“第74軍在岷山傷亡甚大，應予調下整補。”薛回電：“贛北各軍作戰時間都比74軍長，傷亡都比74軍大，各軍都未調下整補，對74軍也請緩予調下整補。”好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勢，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葉挺将軍曾評價萬家嶺戰役為：“萬家嶺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漢之保障，并與平型關、台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

1938年7月下旬，全國戰局劇變，九江告急。他奉命率第九集團軍馳援。但趕到沙河鎮時，日軍已攻占九江，并利用長江、鄱陽湖增派軍艦，以空軍配合，大舉南下。他即指揮部隊由沙河向東伸展，主動反攻，經四晝夜苦鬥，遏住日軍攻勢，并使日軍傷亡2萬餘，使志浔線（南昌至九江）各軍（武漢警備司令、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等部的部隊）得以堅持抗戰5個月之久。此戰役一時轟動全國，被譽為台兒莊會戰後的最大勝利。1938年秋，廣州淪陷，新任第四戰區（廣東）司令長官的張發奎，将其部隊從南浔線調回廣東，他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後又改任副司令長官兼粵、閩、贛三省邊區總司令和三省邊區綏靖主任，駐廣東興甯縣，負責指揮潮汕前線的對日抗戰及三省邊區綏靖任務。

1939年秋調往第六戰區（湖北）任副司令長官兼長江上遊江防軍總司令，駐鄂西秭歸縣三鬥坪。陳誠棄守宜昌後，他指揮所部在湘北的安鄉、澧縣經鄂西一帶屢挫日軍。

1940年轉往廣西駐防柳州。1940年1月任第4戰區副司令長官。7月調任第6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長江上遊江防軍總司令

1941年日寇攻陷川鄂咽喉宜昌之後，大有溯江而上，窺湘鄂要道三鬥坪之勢。中央統帥都有見于此，乃将原江防司令部擴大為長江上遊江防總司令部，将原江防司令郭忏調離，由六戰區長官陳誠推舉急調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的吳奇偉将軍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長江上遊江防軍總司令。指揮鄂西會戰克複了宜昌，取得了鄂西大捷。

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6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省軍管區司令。

1946年4月任武漢行營副主任，7月調任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

1947年4月辭職回廣州閑居。

1948年8月任華北剿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1949年2月任廣東綏靖公署副主任。

1949年5月，吳奇偉與李潔之、曾天節等人參與和策劃了粵東起義，通電與蔣政權決裂，宣布投奔中共。毛澤東、朱德複電，對吳等的投奔表示“極其欣慰”與“歡迎”。

新中國成立後，吳奇偉曆任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政協委員。1953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2歲。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主要事迹

東征北伐

吳奇偉中學畢業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他考入設在廣州黃埔的廣東陸軍小學堂，繼而進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後再升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于1919年秋畢業。

吳奇偉畢業後返廣東投入粵軍，先後任見習排長、連長、營副等職。有幸的是，吳奇偉被編在粵軍第1師。吳奇偉在第一師良好氛圍的熏陶下，政治、軍事并進。他先後參加讨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平息楊劉叛亂、南征諸役，在實戰中得到前所未有的磨煉，文武兼得，為跻身保定六期粵籍名将之列打下良好基礎。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吳奇偉任第四軍第12師第36團副團長，在攻打平江、汀泗橋、賀勝橋和武昌城的戰鬥中，他消除在同級甚至上級長官中年齡居長的顧慮，身先士卒，沖鋒陷陣，協助比自己年輕8歲的梅縣籍黃琪翔，屢獲勝仗，深受士兵、同僚贊譽和上司賞識。北伐勝利，第四軍戰績輝煌，被譽為“鐵軍”，吳奇偉以自己的勤勉、勇敢，一躍而成為第四軍内的主要戰将之一，但非一流角色。吳奇偉在軍界真正崛起，是在國共第一次内戰前半期。他從北伐結束至1932年9月不到5年時間，從一個中級軍官升任久著聲譽的第四軍軍長，并從粵系軍人轉入蔣系中央軍序列。

追剿紅軍

蔣介石一任命吳奇偉為第四軍軍長，即召他入江西，參與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紅軍，蔣介石召集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長驅直入，吳奇偉部被編入陳誠的中路軍，任第二縱隊指揮官。吳奇偉指揮第二縱隊剛與紅軍接觸，就被埋伏了的紅軍左右夾攻，損失過半。

同年秋，蔣介石調集50多萬重兵，自任總司令，對中央紅軍發動第五次大規模“圍剿”。吳奇偉任北路軍第七縱隊指揮官，指揮第四軍和大埔老鄉郭思演的第99師。吳奇偉貫徹蔣介石的作戰方針，每深入一地，即修築碉堡，既作防禦工事，又當封鎖堡壘，逐步推進，避免孤軍深入。這時，中央紅軍由缺乏實際經驗的中央臨時總負責人博古和長于城市保衛戰的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采取強攻硬拼的戰術，導緻反“圍剿”失敗，被逼撤出根據地。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蔣介石盤算着：紅軍西撤湘粵，以原四軍将領薛嶽、吳奇偉為追擊紅軍先鋒，尤為合适。因為昔年東征、讨桂、北伐，薛、吳久經此地，對當地地理風物熟悉。12月，長征中的紅軍接受毛澤東在“黎平會議”的主張，改變往湘西與紅軍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強渡烏江，攻占遵義。紅軍之舉出乎蔣介石意料。蔣急召薛嶽、吳奇偉轉向貴州挺進，配合貴州王家烈地方部隊，不惜代價奪回遵義。但當時“遵義會議”已經召開，指揮權開始為毛澤東掌握，其手下彭德懷、林彪皆是強将，如此陣容，吳奇偉、薛嶽，還有王家烈，遠非對手。盡管吳奇偉率部悉數上陣，也曾一度占領城郊老鴨山主峰，但最後還是逃脫不了覆滅命運，兵力損失過半，他本人也差點成為俘虜。幸虧上司薛嶽為掩飾敗績，将傷亡損失數字壓縮，同時自請處分，以求得蔣介石的寬恕。吳奇偉才順利過關，免受處分，并重整旗鼓追擊紅軍，“立功贖罪”。

參加抗戰

1937年8月，淞滬抗戰爆發。吳奇偉奉命率部趕赴淞滬，擔任第十八軍團軍團長、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在羅店、劉行、大場一線阻擊日軍。戰鬥中，吳奇偉協助總司令羅卓英，指揮部隊采取“隐蔽戰術”。當敵機、大炮猛烈轟炸時，我方将士埋伏在戰壕隐蔽并監視敵人，于炮火間歇，有目的地調整位置，待敵軍沖鋒接近時，就近集中火力打擊敵人，到與敵軍短兵相接時肉搏格鬥，以此阻擊敵人的進攻。盡管中國守軍在敵人強大炮火攻擊下最後敗退了，但吳奇偉和衆多國民黨軍隊将士在淞滬抗戰中表現出來的守土有責的軍人風骨，受到輿論的贊揚和各界人士的肯定。

1938年7月，日寇“得隴望蜀”，聚集重兵沿長江兩岸西進，從南北兩端迂回包抄我國中部重鎮武漢。這時，吳奇偉升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率領新任軍長歐震的第四軍，歸第一兵團總司令薛嶽指揮，負責南浔線戰事。

7月下旬，日軍依托在長江的戰艦炮火和飛機炸彈，攻占武漢東南屏障九江，并向贛北我軍各據點進攻。吳奇偉依照統帥部的戰略部署，先後指揮歐震、李漢魂、葉肇、俞濟時、王敬久各軍在星子、瑞昌、白槎、廬山南麓一帶阻擊日軍達4個月之久，尤其他作為主将指揮的萬家嶺一役，殲敵萬餘，繳獲車輛、戰馬數十輛（匹），史稱“萬家嶺大捷”。關于“萬家嶺大捷”的榮光，一般統歸薛嶽名下，但此役具體的指揮者其實就是吳奇偉。當時，戰術計劃制定後，各軍進入臨戰狀态，薛嶽命令：“攻擊時間及詳細部署由吳奇偉規定”。吳奇偉親臨前線，“于6月15日下達命令”。

1940年10月，吳奇偉從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任上調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長江上遊江防司令。長江上遊的防務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擔負着阻擊日軍地面部隊沿岸、艦艇沿江西犯，威脅川渝的任務。吳奇偉設總司令部于鄂西三鬥坪，指揮方天的第十八軍，池峰城第三十軍、宋肯堂第三十二軍和方日英第八十六軍。1943年5月，日軍第3師團、第13師團大舉向江防軍駐地石牌、清江之間進犯。吳奇偉将前線指揮所設在距敵不遠的一個山洞内，不懼敵機的轟炸，指揮守軍頑強抗擊日軍的進攻，命令所部第十八軍第11師師長胡琏，死守石牌要塞。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統一指揮下和其他各集團軍的配合下，吳奇偉率領江防軍勇敢防守。日軍久攻不下，下令撤退。此役史稱“鄂西大捷”，吳奇偉、胡琏和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第十八軍軍長方天、第十八軍副軍長羅光文等5人，也因此役獲國軍最高榮譽——青天白日勳章。

粵東起義

1944年底，抗日戰争勝利前夕，吳奇偉入陸軍大學将軍班甲級一期受訓。翌年年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軍管區司令。吳奇偉在湖南任職的時間不長，到1946年4月9日就被免。

吳奇偉卸任湘省主席後，先後被任命為武漢行營副主任、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廣東綏靖公署副主任。其間，正值國共第二次内戰全面爆發，吳奇偉表現出對繼續内戰的厭倦，長期托辭或處理家務或養病，置身局外。中共香港分局抓住時機，派出饒彰風和吳啟彥以老鄉、親朋的身份做他的思想工作，還有早年參加革命，後入國軍，解放戰争時期萌芽“起義”打回“老家”的吳奇偉舊部魏鑒賢、曾天節的積極策動，吳奇偉思想逐步轉化。1949年5月，由其領銜，其他7位廣東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名的起義宣言在龍川老隆發出。粵東起義成功，梅州大部、惠州一部提前解放，6月21日，毛澤東、朱德複電嘉勉，對起義表示“極為欣慰”與“歡迎”。

1949年9月下旬，吳奇偉作為華南人民解放軍的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是198名委員中潮梅籍7人之一。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個人日記

2013年，在位于北京門頭溝區的“忠良書院博物館”展出的建黨前後、蘇區至紅軍長征衆多早期文物中，其中有一本吳奇偉始寫于1936年1月1日止于1936年9月底的日記。内容大都是記述他是如何率部“追剿”長征紅軍蕭(克)、賀(龍)、朱(德)、徐(向前)部的。吳奇偉作為國民黨要員，時任“中央軍”薛嶽部縱隊司令，反共堅決，“追剿”紅軍不遺餘力。但作為高級将領，他在日記中記載了許多反映當時戰事和國民黨内部對紅軍、在“追剿”途中對當地百姓狀況及對時局的看法等等内容。另外，日記還細緻地記載了其所到之處的地理、人文、風俗、民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