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叔齊，名緻，字公達，谥齊，後人稱之為叔齊。叔齊、伯夷為商末孤竹君之長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及父卒，叔齊讓位于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後來二人聽說西伯昌善養老人，盡往歸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興兵伐纣，二人叩馬而谏，說：“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手下欲動武，被姜太公制止，說：“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後來武王克商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逃隐于首陽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将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曆史
三千年前，秦皇島一帶正是孤竹國管轄的區域。這個古代方國建國很早，曆經了商和西周兩個朝代。當時它的管轄區域，據考古資料表明，大體包括現秦皇島市的全部，唐山市的東部和遼甯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現盧龍縣城附近。這個古老的方國當時的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有大量飼養牲畜的畜牧業和可以用剩餘糧食釀酒的農産品。從這個國家取名觚竹來看，它是以兩種用以書寫的文具，借代作國名，這就反映了這個國家已經有比較高的文化。
到了商朝後期，在這個國家出現了夷齊讓國的美談。原來那時的孤竹國君生了三個兒子，孤竹國君姓墨胎氏，長子名允字公信，即後來谥号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達，即後來谥号為叔齊。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齊為嗣子，繼承他的事業。後來孤竹國君死了，按照當時的常禮，長子應該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卻說：“應該尊重父親生前的遺願，國君的位置應由叔齊來作。”于是他就放棄君位，逃到孤竹國外。大家又推舉叔齊作國君。叔齊說：“我如當了國君，于兄弟不義，于禮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國外，和他的長兄一起過流亡生活。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人們隻好立了中子繼承了君位。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儒家學派，對他們的這種行為非常贊賞，評論這種事情說：“能以國讓，仁孰大焉，伯夷順乎親，叔齊恭乎兄。”對他們給以很高的評價。
故事
為了躲避殘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齊居住在北海之濱和東夷人一起生活。聽到西方伯主周文王興起，國内穩定，生産發展很快。他們高興地說：“應該從東夷回去了，我們聽說西伯的國内很安定，很适合老年人居住。”于是他們相約到周國去。但是走在中途，就遇見了周武王伐纣的大軍，原來這時周文王已經死去，周武王用車拉着周文王的木主奔襲商纣。他們二人大失所望就叩馬而谏說：“父死不埋葬，就動起武來，這能算作孝嗎？以臣子身份來讨伐君主這能算作仁嗎？”武王的衛兵要殺害他倆，軍師姜尚勸解說：“這是講義氣的人呀，不要殺害他們。”就把他倆扶走了。後來周武王與商纣王大戰于牧野，血流飄杵，由于商纣王陣前的奴隸兵倒戈，周武王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滅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這正是公元前1046年。伯夷叔齊認為這種做法太可恥了，發誓再不吃周朝的糧食。但是當時各地都屬于周朝了。他們就相攜着到首陽山上采薇菜吃。在采薇菜時，他們還唱着歌說：“上那個西山哪，采這裡的薇菜。用那強暴的手段來改變強暴的局面，我真不理解這樣作算是對呀？先帝神農啊，虞夏啊！這樣的盛世，恐怕不會有了。我們上那裡去呢，真可歎啊！我的生命就要結束了。”
于是就餓死在首陽山之上。他們的讓國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為，得到了儒家的大力推崇。當子貢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立即回答說：“古之賢人也。”又問：“他們對所作的事不覺得後悔嗎？”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沒有什麼後悔的。”後來又進一步的說：“齊景公有馬千驷，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原來伯夷叔齊的行為正符合儒家的價值觀。
解析
伯夷叔齊曆經三千餘年仍受曆代中國人的景慕，其中必有甚深道理。現代人習慣于用功利的眼光來評判曆史史實，無怪乎其會得出此種結論。
先看“推位讓國”。伯夷叔齊互相推辭，因為他們都認為對方“既賢且能”，是當國君的最佳人選。他們的二人的發心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民衆，而不是為了一己之表現。此是道地的中國傳統文化觀點。現代人往往以個人功利主義為行動準則，看到有君位空懸，遂認為是一好機會，自己應好好把握，以實現自己的理想。人生是該把握機遇。但當機會來臨，是否一定要沖上去抓住它，中西文化傳統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認為天下萬事萬物都有“義利之辨”。一事當前，該不該做，首先要看此事對其他人、對大群有何影響。有利于大群人生、能使千秋萬代的人們都能蒙受恩惠，則此事可做；否則，不可做。用現代話來說，着重社會效益，着重長遠影響。大群普受其益，個人利益自在其中了。伯夷叔齊此舉，正是此意。所以中國人好“讓”。讓而不争，才能使賢德之人脫穎而出，才能真正使大群人生長治久安。
西方文化較重個人。個人意志得以舒展，自會感到暢快。但人是社會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離群而獨生。沒有大群，沒有國家，沒有社會，任何人都不能生存。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強調個人，自然會認為競争是必需的手段，是天經地義之事。人人有争無讓，事事有争無讓，則社會生活必定多矛盾，多吵鬧，多分歧，少和諧，少甯靜，少包容。如此，個人的幸福又從何談起？
中國傳統文化主謙虛，主退讓，正是看到了“争”之弊。伯夷叔齊二人如果如今人般競争上了國君位，也許會施展抱負，大抒理想，國家大治，民蒙其惠，于一時一地未嘗不是好事。但後世人也許會以此為榜樣，有機會便競争，甚至不擇手段。長此以往，必定會兩面三刀，内心虛僞，道德敗壞。巧言令色鮮矣仁。競争的結果是使不仁不義之徒易居高位，而大仁大義既賢且能的人則被排擠出去，永無為民衆服務的機會。如此，則民大受其害矣。以一時一地之利，換千秋萬代之弊，古人于此不取焉。能退能讓，講求德性修養，這才是大群人生千秋萬代的大利所在。此所以古人力贊伯夷叔齊。
再看叩馬而谏。它同樣體現了伯夷叔齊二人以大群人生千秋萬代之幸福為處事出發點的思想。固然，當時纣王無道，天下困之久矣。武王伐纣，确是救民于水火的正義之舉。但以臣伐君，終究是特殊情況下的不得己之舉。君仁臣敬，才是長治久安的人倫正道。伯夷叔齊叩馬而谏，正是奮不顧身，向武王說明什麼是長治久安的人倫正道。其為了大群人生千秋萬代的幸福而着想的發心，昭然若揭。正因為如此，所以孔子才力贊二人為古之仁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些倫理規範，的的确确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和諧安甯的基本要求。君不盡其責，臣不盡其職，為父母者不以義方教子，為子女者不知孝道為何物，如此，社會還談何安定和美，還有何幸福可言！今人論叩馬而谏此事，隻看到了武王伐纣之舉的正義性，而沒有看到此舉的短期性和負面影響。中國古人知人論世，必首先考慮其事對大群人生長治久安的長遠影響，絕不會限于一時一地而論其短長。
縱觀伯夷叔齊二人的一生，确實沒有轟轟烈烈、引人注目的功業，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充分體現出他們做所有事情的發心都是為了大群人生，為了長治久安，而沒有一私一毫的私欲存于其中。所以中國後世永遠懷念他們。仁義道德，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的安身立命所在，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真正的生命所在。所以中國人評論人物，首看德性修養。有此德性修養，即使一生無大的業績，仍受人感念，如伯夷叔齊，如泰伯仲雍，如管甯，如陶淵明，如林逋，如李清照，甚至小說戲劇中人物如花木蘭、劉蘭芝等，皆得列為中國人物上乘之選。德性很差，所作所為皆為一己之私，即使此人有蓋天的功業，此人也永為中國人所不恥。如秦始皇、曹操、司馬懿諸人。今人屢欲為曹操翻案，不知如果真以曹操為楷模，不知有多少人都想篡權，天下不知又增加幾多痛苦混亂。今人隻看到曹操功業的一面，謂其能促進國家統一，不知其所有功業的目的都是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為了使曹家子孫最終能登上皇位。學曹操，必使後人都如曹操般以功業掩其個人野心，不惜以天下滿足其私欲。縱收一時一地之效，而大群利益長遠人生必深受其害矣。中國古人深鑒于此，故取人以德。而有德者必有學，有學必有才。
西方人于此理不深知，隻看到個人有才可以興事業，遂推崇才能，強調個人能力。雖然個人有才能可以興事業，自己可以名利雙收，但沒有道德基礎的才能就是一把雙刃劍，最後很有可能害人又害己。今我國人，一味西化，于人才取舍的标準上也崇才抑德，認為德性是無關緊要之事，有能力才能興事業，有事業才能于社會有貢獻。以為事業是人生之本，猶其對于男性更是如此要求。放眼天下，不知有多少男性英雄為了所謂的事業而無事生非，無中生有，給本該平靜安甯的生活增添了幾多波瀾。道德為天下最大的事業。此理誰又知之。
伯夷、叔齊二人餓死三千年來，曆代隻有贊頌的，自從孔子、太史公之後又有韓愈作《伯夷頌》，乾隆皇帝親自拜谒夷齊廟寫下一百六十字的頌詩，隻有漢代的東方朔說二人是愚夫——東方朔自己就是被漢武帝當倡優養起來的愚夫，卻整天說别人是愚夫，真是隻知人愚，不知己愚。誰知道到了現代，東方朔有了一位知音，就是我們的偉大導師。偉大導師在一篇收入中學語文課本的名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争、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按照導師的邏輯，無論什麼人，面對人民解放戰争，隻有支持的義務，沒有逃跑的權利，連跑到首陽山上餓死都是罪大惡極的，是“民主個人主義”的。
墓地
伯夷叔齊墓，墓地墳堆高達7尺左右，直徑丈餘，周圍古松參天，綠草如茵。墓前設一高大石碑，上有左文襄公篆刻的“百世之師”和“有商逸民伯夷叔齊之墓”的碑文。兩邊有隴西著名書法家王霖書刻的對聯：“滿山白薇味壓珍魚肉；兩堆黃土光高日月星辰”，橫額：“高山仰止”。墓地後面，為奉伯夷、叔齊的“清聖祠”。據碑文記載，此祠始建于唐貞觀年間，曆經坍塌複修，最後一次複修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祠内牆壁左側鑲嵌清光緒時湖南範秉誠所撰《首陽山懷古并序》碑文，右側有近代汪陵所撰《重修清聖享堂碑記》。前殿拆除，正殿廂房尚存，廊檐下原有清陝甘總都左宗棠“首陽山宜清聖祠辯”碑，現存有左部督軍範紹儒将軍“首陽懷古”詩碑。
記載
初，孤竹君欲以第三子叔齊為繼承人，及父卒，叔齊讓位于伯夷。伯夷以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齊亦不肯立，亦逃之。後來二人聽說西伯昌善養老人，盡往歸焉。及至，正值西伯卒，武王興兵伐纣，二人叩馬而谏，說：“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手下欲動武，被姜太公制止，說：“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後來武王克商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逃隐于首陽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将死，作《采薇歌》。遂餓死于首陽山。
評價
西漢太史令司馬遷曾說：“末世逐利，彼乃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在《論語》裡品評古今人物，除了堯舜禹湯這些上古聖王之外，最推崇的第一是吳太伯，第二就是伯夷、叔齊。要知道孔老夫子對“仁”字一貫用的慎重，很少說自己的朋友或弟子是仁人，卻毫不吝惜地評論：“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可見這兩人在夫子心中的地位。
伯夷、叔齊餓死前所唱的那首《采薇歌》，十分感人，千載之下，猶如親聞：“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太史公接着評道：“由此觀之，怨邪非邪？”這是接着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說的，可見太史公并不完全贊成孔子的說法，伯夷、叔齊大概仍是有怨在心的；不過這怨并非為了自己的利益得失，而是為了理想的破滅，正符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教。這樣的怨，就算再多一點又何妨呢？
伯夷、叔齊兄弟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為王位相争而相讓，是可貴的。因此有關伯夷、叔齊的美德，自古以來就廣為傳頌，對謙恭揖讓的民族傳統的形成産生過積極影響，他們身上所折射出的高尚民族氣節，永遠值得我們去繼承和弘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