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華
孔伯華（公元1885——1955），幼承家學，研讨古醫籍，解放前（1934年）曾與蕭龍友先生創辦北平國醫學院，曆時十五年，畢業生達七百餘人，擅長溫熱病學，喜用石膏。
關于他的學術經驗，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中醫雜志》1962年7——8号中介紹過，現摘要于下：
他認為中醫在臨床上不僅是單純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應該照顧到病人的整體，特别強調“元氣”。辨證論治全憑綱要。綱者：兩綱，曰陰、曰陽；要者：六要，曰表、裡、寒、熱、虛、實。“兩綱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學方面，首先應熟讀《内經》，參悟經旨，不泥于古，抱着實事求是的客觀态度。在診斷方面，脈貴于神，意在勻和。在病機方面，在正氣受傷的原因中，他首先強調脾為後天之本，以及脾胃與肝的關系，尤其重視肝脾關系，主張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臨證注意脾濕和肝熱。在外感溫熱病方面，認為人體内的郁熱伏氣（久郁之熱和潛伏之氣）是感受溫熱病的主因。
他擅用石膏，是從躁、渴、喘、嘔四處着眼，在他的着作《時齋醫話》中講述很詳：“諸石膏之療能，其體重能瀉胃火，其氣輕能解表肌（解表清熱），生津液，除煩渴，退熱療斑（皮膚上出的小紅點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溫邪之實熱，使從毛孔透出。其性之涼并不寒于其他涼藥，但其解熱之效，遠較其他涼藥而過之。治傷寒之頭痛如裂、壯熱如火，尤為特效，并能緩脾益氣，邪熱去，牌得緩而元氣回；催通乳汁，陽燥潤，孔道滋而湧泉出；又能用于外科，治療瘍之潰爛化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爛；胃熱肺熱之發斑發疹更屬要藥。”
民間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稱譽。又善用鮮藥，如鮮藿香、鮮佩蘭、鮮薄荷、鮮藕、鮮荷葉等，取其芳香清輕，清靈通竅，除穢透達。
1929年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時，曾明令廢止中醫。這一反動政策，立即激起中醫界的極大公憤。各地推出代表齊集上海進行抗議，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進行鬥争。孔伯華先生被推為臨時主席，全國輿論支持，使反動當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國醫館。1955年孔伯華逝世，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并親臨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
汪逢春（公元1884—1949），擅長治療時令病及胃腸病，對于濕溫病多所闡發，啟迪後學。他的門人馮仰曾醫生在《中醫雜志》1958年第8号中介紹他的醫案數例，可見他的學術一斑。現摘要如下：
濕溫重症，氣郁不得宣暢，以緻腸胃秘結不通，用辛香宣化的方法，并佐以通腑之劑。一劑後頭痛止而仍昏暈，形寒解而身熱未淨，斑疹和白囗出現甚多，再以清輕解熱，兼通腸胃。三診身熱已退，斑疹漸退，舌苔漸化，胸悶已舒，小溲漸淡，表明濕溫化而未淨，再以洩化餘熱，兼治胃腸。
他善用大豆卷、香青蒿芳香化濕濁，山桅、丹皮清裡熱，杏仁、薏苡仁、蔻仁宣暢三焦，批把葉、厚樸、半夏、連翹。蘆根、瓜簍皮和胃化痰，散結滞，消脹滿，通腸胃，益元散、殊茯神清心利尿、安神志，如此則濕溫得化，餘邪得解，善治濕溫者，可師可法。
他喜用沉香粉一分、酒軍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分兩次以藥汁送下。這樣少量吞服的方法既節約藥材，又發揮療效。這裡所稱的一分相當于0.3克重，二分不過0.6克，三味加在一起僅有1.2克，膠囊不過裝二三個，吞服下去到胃腸中直接發揮作用，比較湯劑用量小、收效大。這種方法是足以取法的。
溫病初起驗案，病人感受時令之邪，肺胃熱盛（肺通于鼻，病邪由口鼻而入，首先入肺，胃為中焦，受納水谷，比肺略進一層而屬裡），先生采用表裡兼治的方法，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
咳喘屬慢性支氣管炎，遇寒而發，主以溫運化飲，另附白蔻仁二分、琥珀粉三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俟停飲已化，病後氣血兩虧，宗《金匮》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湯加味（茯苓、甘草、五味子、生姜、細辛、半夏等味，其中茯苓、甘草和胃化痰飲，五味子、生姜、細辛、半夏幾味合在一起發揮辛散苦降，一開一收，散寒溫中，斂肺平喘）而收功。
痢疾驗案，屬濕熱各滞，蘊蓄胃腸，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
氣惱傷暑驗案，采用芳香溫中分利，以呃逆大作，引起劇變。俟呢逆止，以升降運中，調治胃腸，最後以升陽益胃收功。其間亦佐以膠囊劑，初以戈制半夏五分、局方至寶丹一丸，二味勻兩次，開水送下。繼以戈制半夏五分、淡幹姜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藥汁送下，着重清理胃腸。
以上幾案，皆為善治之病，得心應手，藥到病除，屢為群衆所樂道。
他熱心公益事業，尤注重培養人才，提倡在職教育。1942年曾創辦國藥會館講習班，為中醫中藥界培育人才，雖是短期培訓性質，但糾集同道多數是有真才實學的前輩，如霍文樓。楊叔澄都是主講教師，近代名醫郭士魁就是當時的學員。他熱心教育事業，提攜後進，多所貢獻。
施今墨
施今墨為中國著名醫學家。字獎生，祖籍浙江蕭山。因其祖父曾在雲南和貴州任官，他于1881年3月28日生于貴州貴陽，取名施毓黔。他年幼時，母親多病，遂立志學醫。其舅父李可亭是河南安陽名醫，故施今墨13歲便随舅父學習中醫，20歲時已熟習中醫理論，開始獨立行醫。
然而施今墨父施小航認為通過讀書踏入仕途才是正道。于是1902年就送施今墨進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讀大學。在這所近代新型大學，他不斷受到進步思潮的影響，逐步産生了民主與革命的思想。後不滿并反對學堂西齋主持人、英人李提摩太的專制，受到了校方處理，才不得以中途轉讀山西法政學堂。不久又以優異成績被保送京師法政學堂。在這裡，他結識了黃興，由其介紹加入了同盟會，從此開始了革命生涯。以後，施今墨使以醫療為掩護，随黃興奔走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曾作為山西代表，在南京參加了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典禮。以後一度在陸軍部協助黃興（任陸軍總長）工作，主要協助其制定陸軍法典。在《陸軍刑法》。《陸軍懲罰令》人陸軍審判章程》的原稿中都留有他的手筆。袁世凱篡權後，孫中山出走，黃興病故，施今墨應湖南督軍譚延閣之聘，出任了湖南省教育廳長。
不久又應直隸水利督辦熊希齡的邀請，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長，志在此創造一個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境地，但因社會腐敗，壯志難酬，憤而辭職，決心棄政從醫。由此1921年，遂改名為“今墨”。取義一紀念誕生地“黔”；二學習墨子，行兼愛之道，治病不論貴賤，施愛不分貧富；三醫術上勇于草新，要成為當代繩墨（分之墨準之意）。
這時，施今墨經多年診療實踐，且本人一直刻苦研習，醫術已有相當水平，在京師名聲大噪，深得民衆贊譽。1925年孫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曾應邀參加會診。1929年國民黨政府一度拟決議取消中醫，中醫生存發發可危。施今墨遂聯合同業，成立中醫工會，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數次赴南京請願，以求力挽狂瀾。此時正值汪精衛主持行政院，其嶽母适患痢疾，遍請西醫未見奏效，危在旦夕。無奈之下，根據他人建議，汪精衛就請施令墨試診。施今墨憑脈診斷病情，每言必中，令汪精衛嶽母心悅誠服。後為她開據處方，并囑“安心服藥，一診可愈，不必複診。”後據此處方僅服藥數劑，病即痊愈。
汪精衛由此信服了中醫之神驗。并給施今墨題“美意延年”字匾相送。由此也撤消了取消中醫的議案，并批準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國立中醫館，任命施今墨為副館長。1930年楊虎城将軍患病西安，施今墨又出診千裡，藥到病除，載譽而歸。從此其名聲更加大震。1935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了中醫條例，規定對所有中醫實行考核立案。于是在北京進行第一次中醫考核時，當局挑選了醫術精湛、頗負盛名的施今墨。汪松春、肖龍友、孔伯華四人作為主考官，負責試題命題與閱卷。從此他們四人即有了“中國四大名醫”之譽稱。
施今墨對中醫理論有很深的造詣，他認為，辯證施治，是中醫特長。但傳統理論中的八綱辯證并不完善，氣血是人體的基礎，氣血辯證應補充到八綱辯證之中。提出了“陰陽應為總綱，表裡、虛實、寒熱、氣血為餘辯證時之八綱。”由之對中醫基本理論有了創新性的發展。他還把兵法用于醫療實踐，指出，“牌床如臨陣，用藥如用兵，必須明辨症候，詳慎組方，靈活用藥。”并創立了治療外感熱性病的“七清三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即清理與解表藥味之比例為7：3、5：5、3：7）諸法。
施今墨又是進行中醫革新和中西醫結合的先驅。早在20年代，就開始應用西醫病名。曾提出“中醫現代化，中藥工藥化”的口号。他認為，醫學是和死亡作鬥争的科學，應該與時俱進，精益求精。他主張中醫與西醫并存，最早提倡互相結合，取長補短。提出“學術無國界而各有增長。”“診斷以西法為精密，處方以中藥為完善。”“無論中醫西醫，其理論正确，治療有效者，皆信任之；反之，摒棄不可用也。”
施今墨還十分重視和關心中醫人才的培養和中醫學術思想的傳播，為中醫事業的長足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他在北京創辦了華北國醫學院，講授中西醫課程，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醫學院。還創辦過中醫學校、中醫講習所和中醫研究所等。1954年，施今墨在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時，還提出建議，成立中醫科學研究院、中醫醫院、中醫醫學院。在一次中醫中藥展覽會上，施今墨曾就出了治療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高血壓、神經衰弱、肝硬化、肝脾腫大、氣管炎等病的十大驗方。據此制成的“高血壓速降丸”、“神經衰弱九”、“感冒丸”、“氣管炎丸”等曾暢銷海内外。
新中國成立後，施今墨曾任北京醫院中醫顧問、中醫研究院顧問、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等，還曾被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年“文革”動亂中，施今墨也遭到了迫害。在他極為困難之時，周恩來總理讓鄧穎超親去過問，解除了他的饑寒之危。1969年春，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寫下一首小詩：“大恩不言報，大德不可忘。取信兩君子，生死有餘光。”囑家人在他死後呈給周總理。1969年8月22日，施今墨于北京病逝，享年88歲。
根據其遺願，由祝湛予、程濟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編的《施今墨臨床經驗集》一書于1982年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呂景山編《施今墨藥對臨床經驗集》一書于198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蕭龍友
蕭龍友(1870—1960年)，四川三台縣人。蕭氏五代定居四川，詩書傳家。蕭龍友自幼熟讀經史、詩賦，兼習書法。1890年赴成都，入尊經書院詞章科學習。1897年，蕭龍友27歲時中丁酉科拔貢，不久即入京擔任八旗官學教習之職。辛亥革命之後，蕭龍友曾曆任财政、農商兩部秘書、财政部經濟調查局參事等職。到1928年，蕭龍友深感于數十年宦海浮沉，無濟國事，遂生隐退醫林之念，不久即棄官行醫，結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蕭龍友成為一代名醫，既無家傳，又無師承，完全靠自學成才。幼年時的蕭龍友就對醫藥很感興趣，族中有人開了一家中藥鋪，他有空時常去識藥。在成都尊經書院學習期間，他也抽空閱讀中醫書籍，每有心得即作筆記，日久後竟“積稿盈尺”。1892年，川中流行霍亂大疫，省會成都每日死人無數，街頭巷尾一片凄涼，許多行醫者懼怕感染，潛居不出。
蕭龍友冒着生命危險，陪同當地一位醫生攜帶中草藥沿街巡視，見到病人就進行治療，從死亡線上拯救了許許多多的患者。進入仕途後，蕭龍友仍然繼續研修醫學，并在公務之餘以醫濟世，免費為患者看病，收效良好。這時他雖是業餘行醫，求診者已接踵而來。1928年，蕭龍友棄官行醫，在北京西城兵馬胡同建了一寓所，開始了正式的醫生生涯。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事件
國民黨倒行逆施取締中醫孔伯華挺身而出率團請願
自本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那一段漫長歲月中，作為國之瑰寶的中醫學受到大舉傳入的西醫西藥的沖擊，并遭受統治當局的歧視和摧殘，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中醫界的志士仁人為挽救中醫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争。
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汪大燮等人就曾提出了廢棄中醫中藥的主張。後因全國中醫界奮起反對，才不得不有所收斂。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廢棄中醫的主張再度喧嚣一時。1929年2月，國民黨中央衛生委員會提出了廢止中醫藥案，内容包括停止中醫登記、禁止中醫開設學校、禁止中醫宣傳等。這一提案激起了全國中醫界的公憤，孔伯華等醫家挺身而出，參與和組織了與國民黨政府的鬥争。
“廢止中醫藥案”提出後，上海各中醫學術團體率先通電全國，表示反對。在北京，施今墨、孔伯華等醫家四處奔走，呼籲各界人士支持中醫界的鬥争，并組織了華北中醫請願團。不久，來自各地的中醫界人士彙聚上海，其中有華北中醫界代表孔伯華，浙江中醫界代表裘慶元、曹炳章，雲南中醫界代表吳佩衡等。孔伯華先生被推選為臨時大會主席。1929年3月17日，全國中醫界代表在上海舉行了抗議集會，這就是震驚中外的3.17事件。會上推舉了5名代表組成聯合請願團，由孔伯華先生率領，前往南京請願。請願團成員有上海名醫秦伯未、謝利恒等。
由于全國中醫界的奮力抗争，終于迫使當局收回成命，使中醫免遭滅頂之災。這次鬥争的勝利在中醫界人士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在此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中醫界都把3月17日當作一個盛大的節日來慶賀。
“3.17”之後，國民黨政府迫于各界壓力，批準設立了中央國醫館，施今墨擔任了國醫館副館長。但國民黨政府仍百般制造困難，使國醫館幾乎是形同虛設。施今墨先生不久即辭去國醫館副館長職務。
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醫界隻能自強自立，自謀生路。當時，中醫界的許多有識之士幾乎不約而同地認識到發展教育是振興中醫的必由之路。北京的四大名醫都先後興辦了中醫院校。他們在辦學中曆盡艱辛，耗盡心血。
施今墨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參見筆者所寫的“施今墨與華北國醫學院”一文，《文史精華》1999年第3期)是一所頗有影響的中醫學府，為培養中醫人才作出過重要貢獻。
孔伯華與蕭龍友合作，于1930年共同創辦了北京國醫學院。在學院困難時期，二位先生竭盡全力傾囊維持。孔先生和蕭先生還在學院開設門診，以診費補貼辦學經費。該學院開辦10餘年間，畢業學員數百人，對當時處于逆境中的中醫事業起了挽救和促進作用。
汪逢春先生也曾創辦醫學講習會、中藥講習所，培養了衆多中醫英才。筆者的父親吳兆祥自施今墨先生所辦的華北國醫學院畢業後不久，就參加了汪先生的醫學講習會，成為講習會的第一班學員。同為第一班學員的有趙紹琴、謝子衡、李鼎銘、于傅岩、秦厚生、嶽中謙、馮仰曾等人。其中，李鼎銘、嶽中謙等也是自華北國醫學院畢業後，參加的醫學講習會。拜多位名家為師，博采衆家之長，是當時中醫界的風尚。
汪逢春先生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後來成了中醫界棟梁之才。其中，趙紹琴為當代名醫，着有《溫病縱橫》、《溫病淺談》《趙紹琴臨床400法》、《文魁脈學》等書。李鼎銘、秦厚生等亦為知名醫家。
汪先生不僅向學生傳授他精深的醫術，而且與學生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每逢假日，汪先生常攜弟子一同登上北海瓊島。在瓊島上的攬翠軒中，汪先生一邊與弟子們杯酒小酌，歡言暢語，一邊為他們闡釋醫理的真谛。有時，先生還與弟子共乘一舟，蕩漾于太液池的碧波之上。師生同遊的快樂，春風時雨般的教誨，給學生們留下的是永不磨滅的印象。
汪逢春先生的道德情操，對學生也産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認為，行醫者應該樹立求實精神，不可追求虛飾。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泊廬”，以此來表達淡泊明志、不求聞達利祿的情操。
汪逢春先生辭世已經50年了。經過半個世紀的曆史滄桑，汪先生為中醫事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和他的道德風範，依然熠熠生輝，令後人追懷景仰。
論北京四大名醫的學術思想
北京四大名醫肖龍友、孔伯華、汪逢春及施今墨是民國至建國初期着名的中醫學家。建國以來反映北京四大名醫學術思想的期刊文獻作了初步考察，并對四位中醫前輩的學術思想做了初步的探讨。所有文獻通過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國中醫藥文獻檢索中心、中國人民解放軍醫學圖書館檢索獲得。其中内容以闡述名醫學術思想、學習名醫臨床經驗以及名醫醫案文章占絕大多數。
施今墨先生對《内經》、《難經》及《本草》均有深刻的鑽研，尤其擅用《傷寒》、《金匮》諸方，并十分推崇孫一奎的《赤水玄珠》和張石頑的《張氏醫通》。
施今墨先生認為氣血是人體的物質基礎，因而強調氣血辨證，提出陰陽應為辨證的總綱，表裡虛實寒熱氣血為八綱。治諸病亦重視調理氣血。提倡辨病與辨證相結合，以病分證，循病求方，病證結合。重視後天之本，擅長調理脾胃，歸納有溫、清、補、消、通、瀉、澀、降、和、生十法。治療外感疾病注意清、解比例，提出表證不可隻知發汗，切記注意清裡，創立七清三解法、五清五解法、三清七解法等，并根據古人方義制定清解藥對。對慢性虛損疾病強調補益先天、後天之本。
臨證擅治内科、婦科疾病，尤其擅治呼吸病、脾胃病、心神疾病、消渴病、痹證。施今墨先生處方常根據辨證将多個方義按君臣佐使組合為一個方劑。用藥時善于兩藥合用，取意陰陽、氣血、髒腑、寒熱、升降的協調，意在協同以增加功效，制約以防止偏勝，世稱“施氏藥對”，常用者約有300餘組，是施今墨先生臨床獨到之處。
施今墨先生一生診務繁忙，無暇着述闡發自己的學術思想。其婿祝谌予曾編輯出版《施今墨醫案》，尚有後人及學生編着《施今墨臨床經驗集》、《施今墨對藥臨床經驗集》刊行于世。
肖龍友先生臨證重視中醫診法，主張四診合參，強調：“中醫診病以望聞問切為四要訣，望者，查病之色也；聞者，聽病人之聲也；問者，究病人緻病之因也；三者即得，然後以脈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四診當中尤其重視問診，認為“惟問乃能關于病人，故餘診病，問最留意。反複尋究，每能使病者盡吐其情。”同時認為脈診是診斷方法之一，不能舍其他方法而不顧，更不能以切脈故弄玄虛。肖先生内、婦、兒科均擅長，尤其擅治老年慢性疾病。在調理虛證方面有獨到見解，一是善用育陰培本之法，并強調務須“擇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否則“若投藥失宜，治之失所，以緻滋膩，又能得到相反之效果”。
在育陰之中，酌加芳香運化之品，如每用熟地，多拌砂仁，其陰中有陽，靜中有動，泥而不着，行而不滞。二是重視疏理氣機，調理患者的七情五志，補虛之劑方中加用合歡花、橘絡等，以調其情志，舒其郁結。再是立法因人而異，強調不同年齡、不同的證候特征，治法應有不同。指出“三春草旱，得雨即榮，殘臘枯枝，雖灌而弗澤，故對象不同即須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須顧及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肖龍友先生臨證處方用藥精益求精，認為“醫藥不能相分，隻有醫藥并重，知醫明藥，才為良醫”。
強調中藥炮制對藥性、歸經及臨床應用的影響。方中常常見到酒炒元胡索、鹽炒元參心、泔浸于潛術等。肖龍友先生還擅長應用鮮中藥，根據不同季節、不同氣候及不同證候選用。
肖龍友先生生前着有《現代醫案選》及《整理中國醫藥學意見書》、《息園醫隐記》、《天病論》等文，但未能将其臨證經驗、學術思想進行系統整理，其子女、學生曾有回憶文章及醫案孔伯華先生治學主張“熟悟經旨，不泥于古，重視變異，辨證論治”。贊賞徐大椿的《病同人異論》，提倡因人、因地、因時制宜。臨床注重辨證，認為“醫之治病，首先在于認證，将證認清，治之者如同啟鎖，一推即開”。孔先生臨證重視正邪之間的辯證關系，根據《内經》“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的理論提出：“邪之與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為因果關系。”
孔先生對《内經》病機十九條關于火與熱的論述有獨特的發揮，他推崇金代劉河間“寒能勝熱、辛涼解表”及朱丹溪“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學術思想。重視脾胃的功能，認為“脾象土而主肉，藏意而惡濕，寄在中央，養于四旁”，是“萬病叢生之源”，而“胃氣乃人生之根本”。強調重視肝脾關系，認為脾濕與肝熱是濕熱病的主要病理基礎，在認識上形成了“濕熱彰盛”的濕熱病學說。臨證擅治外感溫熱時病，認為“夫外感溫熱病者，必先賴于體内之郁熱伏氣而後感之于天地疠氣淫邪而成”。
提出了“郁熱伏氣輕”、“郁熱伏氣盛”、“邪為濕固”三類證治方法。長于使用鮮藥，取其輕清效捷，濕熱為病時用之，熱病津虧時用之，雜病痰濁時亦用之。
先生臨證尤擅長使用石膏，指出“石膏是清涼退熱、解肌透表之專藥，一般皆謂其味辛涼，實則石膏是鹹而兼澀；一般皆認為其性大寒，實則石膏之性是涼而微寒。凡内傷、外感、病确屬熱，投無不宜”。認為“石膏一藥，遇熱證即放膽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因而有“石膏孔”之美譽。
孔伯華先生早年着有《八種傳染病證治析疑》，晚年有《時齋醫話》、《髒腑發揮》、《診斷經驗》、《中風說》、《疾疾說》等，生前均未能付梓，由後人整理為《孔伯華醫集》出版。
汪逢春先生“診疾論病循規前哲，應乎氣候方土體質”，擅治時令病、胃腸病及婦科病。治療濕溫，在化濕清熱的同時，結合宣透、疏郁、淡滲、緩瀉等方法分解病勢，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
臨證強調脈舌色症互參，依據脈、舌、色、症辨識濕、熱之邪的輕重和所在部位，長于三焦辨證并指導臨床用藥。着名溫病學家趙紹琴教授曾師從汪逢春先生，将先生治療濕溫的經驗總結為芳香宣化、芳香疏解、芳香化濁、輕揚宣解、宣肅疏化、輕宣清化、辛開苦降、宣化通腑、輕通胃腸洩化餘邪、甘潤和中洩化餘邪十法，分上中下三焦證治。汪逢春先生用藥講究炮制方法，常帶學生去西鶴年堂等藥店看标本、學制作，處方常以藥物的相須、相使、相殺、相畏等關系，成對配伍使用。
臨證善用曲類藥物，以振奮胃氣、增加食欲、生化氣血；善用鮮藥，取其清輕疏解、芳香宣透、育陰生津之效；善用粉劑，意在增加藥效、減少浪費、體恤患者。
先生生前有《中醫病理學》、《猩紅熱與痧疹之分辨》、《為本市小兒專家謹陳刍言》等文章，收載于其弟子謝子衡等手輯《泊廬醫案》，可以反映汪逢春先生的學術思想和醫療經驗。
分析文獻中關于四大名醫學術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位中醫前輩不但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而且均具有深厚的中醫理論基礎。他們尚古而不泥古，尊古而有創新，正确地把握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無愧于京城四大名醫的稱号。他們的學術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國範圍内具有廣泛的影響；在中醫學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曆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與推動作用。不斷地總結四大名醫的學術特點，弘揚四大名醫的學術思想，發揮中醫藥的優勢與特色，造福于廣大人民群衆，是擺在當代中醫學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之後籌建中醫學術研究中心
為更系統、全面地發揚北京四大名醫的學術特點和優勢，推動燕京中醫學術的迅速發展，北京四大名醫後人及學術傳人将籌備成立北京四大名醫學術研究中心。
北京四大名醫後裔日前舉行座談會，商讨成立北京四大名醫學術研究中心，北京四大名醫後裔蕭承棕、施小墨、孔令謙及四大名醫部分傳人吳友朋、阮勁平、張海波、劉雁峰、王東紅、張焱、高琦等出席了座談會。
該學術研究中心将廣泛聯合北京四大名醫的後裔、門生與再傳弟子及研究者，更加系統深入挖掘四大名醫的豐富臨床經驗和學術思想，充實和發展燕京中醫學派的文化底蘊和科技内涵。立足于傳承、發揚和創新，促進和推動燕京中醫學派實現跨越式的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成立四大名醫學術基金會籌備組織。
孔伯華先生嫡孫、孔伯華醫館館長孔令謙介紹，北京四大名醫始于民國時期30年代，代表着當時中醫臨床的最高水平，創辦了北平國醫學院和華北國醫學院，為北京和華北地區培養了大量高級中醫人才，推動了北京地區中醫臨床醫學與學院派學術的發展，同時也繼承發展了中西彙通派的學術思想，對于北京以至全國中醫學發展的曆史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據介紹，北京四大名醫的學術涵蓋了師承教育、學院派與宮廷醫學、中西彙通派學術特點，是構成燕京中醫學派的核心與曆史淵源。
學術思想
蕭龍友（1870～1960年）、孔伯華（1884～1955年）、施今墨（1881～1969年）、汪逢春（1882～1948年），是自清末，曆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享譽北京以至全國的四位著名中醫專家，并稱為北京四大名醫。
縱觀中醫曆史上的諸位名醫，除了天資聰穎之外，大都還靠各自的勤奮努力和名師指點，四大名醫也不例外。雖然他們的學術思想各具特點，但治學精神确有極大的相近之處，基本上可以概括為：高尚的醫德，敬業的精神，科學嚴謹的治學态度，勤求古訓，熟悟經旨，以及不分門戶，博采衆長的精神。
孔伯華：首崇《内經》“運氣學說”，倡河間“六氣皆從火化”之說。他認為“疾病雖變化多端，但其變化機理皆可用五運六氣加以概括……系統分明，綱舉目張”。在臨床上重視濕熱緻病，提出“肝熱脾濕”學說，故善治濕熱諸證。在學術上力衷丹溪思想，對“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頗有發揮。在辨證思維上重視髒腑辨證，提出了辨證論治的兩綱六要，即陰陽為兩綱，表裡寒熱虛實為六要，兩綱包容六要，六要上屬兩綱，明乎此則足以萬變。基于上述學術特點，臨床治療用藥偏于寒涼，善用石膏，善用新鮮藥材，對于中成藥的應用也很得心應手，特别是對紫雪丹的應用，實屬“絕着”。生前着作有《髒腑發揮》、《時齋醫話》、《中風說》、《診斷經驗》等文章，及與他人合着的《傳染病八種證治析疑》。
施今墨：在中醫學術上崇尚李杲脾胃學說，重視後天之本，重視氣血辨證，創立十綱辨證，即陰陽、表裡、寒熱、虛實、氣血，廣泛用于臨床諸病之辨證分析。同時，精于組方配伍，創建施氏對藥。在臨證治法組方潛藥上用藥平穩，忌寒涼攻伐。治外感熱病解表清裡配比得當，給邪以出路。
治内傷病善于調理髒腑氣機升降，如升清降濁、升降脾胃、升降肺氣。對于久病入絡者，善用通達絡道之品，充分發揮了葉天士治絡病“通血脈，攻堅壘，作以辛香行氣，是絡病大旨”的學術思想。贊同中西醫彙通思想，他認為中醫不能“各承家技，始終順舊”，要融彙中西醫術，推陳出新。他明确指出“無論中醫、西醫，其理論正确、治療有效者，皆信任之……”即以科學的态度對待中西醫彙通，發展中醫理論。在臨床上，率先引入西醫病名，分析病因病機，開創辨病（西醫病名）與辨證（中醫證候）相結合的新的辨證論治方法。另外，運用現代制藥技術改革中藥劑型，率先研制中成藥，如“氣管炎丸”、“高血壓速降丸”等。
施先生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中西課程并授，理論與臨床結合，使中醫教育适應了時代發展，做到了與時俱進。施先生生前診務繁忙，無暇着述，其學術思想主要從其弟子着述和文章中體現。
汪逢春：重視後天之本，崇尚脾胃論。調理脾胃既重視益氣健脾，又兼顧養胃陰，融健脾消食、健脾理氣、健脾利濕于一體，使脾胃的運化功能得以充分發揮，水谷精微的營養作用遍布全身，以有利于疾病的康複。臨床上善治濕溫病，辨證細膩，立法嚴謹，主張“輕可去實”，善用三焦辨證，四診合參，用藥輕靈，獨具風格。對于慢性病重視人體氣機升降的調節，在注重調解中焦脾胃的同時，也重視滋養肝血和溫補肝腎。深谙久病入絡之說，重視活絡通經藥的應用。臨證用藥講究炮制，幾乎對每味藥都注明炮制和加工要求，善用粉劑或中成藥，随湯劑同服。另外，慣用輕宣疏解芳香的鮮品藥物，收效甚佳。
蕭龍友：首重醫德倫理，倡導醫學修養。曾做“醫範十條”，對醫家苦口婆心，諄諄告誡；臨證詳審四診，且最重問診。他（診病）：“問最留意，反複詢究，每能使病者盡吐其情。”主法因人而異，靈活準确，辨證用藥，注意形神并治，調理虛證，善育陰培本。治療虛損重視脾胃，而且醫藥并重，他認為“醫藥不能相分，隻有醫藥并重，知醫明藥，才為良臣”。而且主張“醫藥為救人而設，本無中西之分”和門戶之見。足以說明蕭老治學精神之豁達開朗。生前着作有《現代醫案選》、《整理中國醫藥學意見書》、《息園醫隐記》、《天病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