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文就武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舉，曆任詹事府贊善，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光祿寺卿，1852年（鹹豐二年）任内閣學士，以敢于上疏言事聞名。

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挺進湖南，清軍當之者糜，将士死傷枕籍。南中國的起義烽火已成燎原之勢。勝保為此憂心忡忡，上奏清廷，陳述時務。他痛感太平軍自“起事以來，未嘗挫衂，視官兵如兒戲”，而清軍則“日久暴師，鈍兵挫銳”，清王朝已面臨從海疆到畿輔，“在在堪虞”的地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五冊第284—290頁）年末，太平軍直逼重鎮武漢，勝保又向清廷奏陳籌防之計，認為武漢四面受敵，勢必不守，“揆敵所向，首在金陵”，疏請于長江沿岸加築炮台，控制江面，以防太平軍順流東下。他還指出：“非得其人以策馭之，則士氣不能振”，（《勝宮保奏議》）字裡行間，流露出與太平軍周旋為己任的決心。清廷感到局勢日益危急，極力網羅濟世之才，以為勝保滿腹經綸，且有力挽狂瀾之志，遂令其馳往河南，到欽差大臣琦善處差遭受用從此，勝保離文就武，踏上了軍旅之途。

北伐太平軍

1853年3舟，琦善，勝保等急匆匆帶領臨時調集起來的萬餘馬步卒抵達河南境内時，太平軍已經攻破南京，并進占鎮江、揚州。清廷命勝保以幫辦軍務的身份，趕赴揚州戰場。4月，勝保自領一軍，駐紮在揚州西北的司徒廟。這時，勝保與主帥琦善之間，就如何迅速奪回揚州，在作戰指導思想上發生分歧。勝保力主乘太平軍立足未穩，強攻破城。而琦善卻認為江北大營初建，将士未習戰陣，膽氣不壯，主張采取圍而待斃之策。在清廷一再催促下，幾次攻城都因各部步調不一，協同不靈而吃了敗仗。在琦善心目中，勝保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加上竟敢當面争議，更使琦善不快。5月，太平天國北伐軍長驅“掃北”，清廷急令琦善在陳金绶和勝保二人中，選一人帶兵北上堵截。琦善乘機把勝保打發走了，撥給他1900兵丁。勝保領一軍星夜離揚赴皖，尾追北伐太平軍。

北伐軍在皖、豫進軍神速，6月下旬在鞏縣境内渡過了天險黃河。勝保率部緊追，也未見北伐軍蹤影。7月上旬，北伐軍駐止懷慶（今沁陽），開始圍城攻堅。這時，勝保才急匆匆趕到，參加了懷慶攻防戰。勝保等部到達懷慶前線後，對北伐軍形成了反包圍，由于交戰雙方兵力相當，攻守互見，形成對峙狀态。勝保部防衛懷慶東南地域，眼見無力吃掉北伐軍，而其餘清軍更是畏蒽怯戰，勝保無奈，一改初衷，仿效琦善在揚州城下作戰策略，采取圍困之術，以防北伐軍撤圍而去。結果，在這裡相持兩月之後，北伐軍還是在清軍眼鼻子下，樹起“勝保免送”的大木牌，主動撤懷慶之圍，乘虛蹈隙，從垣曲進入山西境内。在懷慶圍困北伐軍的各部清軍，有的撤出戰鬥，返回原駐地，有的觀望遷延，不敢戀戰，唯獨勝保率部尾随。清廷深感勝保賣力，特授為欽差大臣，節制各部清軍。勝保感恩之下，更是晝夜追擊，不遺餘力，一路跟到洪洞，企圖阻遏北伐軍北上通路。北伐軍聞訊，立即改北行為東進，又把勝保部甩在後邊，進入太行山區，直抵臨掐關下。勝保得悉北伐軍改向，有奔襲保定、天津之訊，乃兼程前進，一直跟蹤到天津以西的楊柳青一帶。北伐軍旋于靜海，獨流築城立寨，固守待援，因雙方都是疲憊之師，未有激戰。12月間，勝保部襲擊北伐軍營壘，遭敗績，副都統佟鑒等戰死，勝保遂不敢輕易言戰，一面向清廷要求增援，一面防北伐軍離營他走。

清廷見勝保獨力難支，派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率軍前出，合圍北伐軍。僧格林沁的職位和威望都超過勝保，兩帥合師，頓生忌心，以此結怨。

時值隆冬，北伐軍饑寒交加，又不聞援師前來接應，乃于1854年2月上旬，棄靜海、獨流南下，勝保與僧格林沁二軍緊追不舍，于阜城擊斃北伐軍主将吉文元。在此之前，太平天國北伐援軍已從安徽出發，經江蘇北部直入山東，4月間進抵臨清，與北伐軍會師在望。清廷嚴令，若臨清北伐援軍進入直隸境内，惟勝保是問。勝保即提師南下。由于北伐援軍内部意見不一，占臨清後再未北上，反而沿原路南撤，勝保部未經激戰，一直追擊到豐縣黃河邊。北伐援軍潰敗後，勝保又揮師北上，于5月間與僧格林沁部圍北伐軍于東光縣連鎮。

戰敗獲罪

北伐軍未得援軍北上敗訊，即于連鎮分軍，由李開芳率勁騎600餘，晝夜兼程，南下接應。勝保即率2000餘騎緊追不舍，直抵山東高唐城下。從6月至次年3月，9個月間，勝保“親督将士，冒死攻撲數十次，幾乎無計不施，迄未奏效，”在“百戰之餘，兇狡無比”（勝保緻綿愉等人信，鹹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第211—213頁）的北伐軍面前，已計窮智盡。而僧格林沁軍于連鎮亦屢攻不下，後以水為兵，連鎮頓成澤國，北伐軍無法再守，導緻營破兵敗，統帥林鳳祥被俘。清廷對勝保大失所望，于1855年3月下令僧格林沁移師高唐，并拿問勝保，解交邢部治罪。昨天是戰場統帥，今日卻成了階下囚，勝保一下子從浪尖卷到谷底。

勝保的獲罪，由來已久。勝保治軍作戰，心切氣盛，與清廷要員，地方官吏、友軍統帥關系不洽。早在1854年秋，山東巡撫張亮基、侍郎王茂蔭、給事中毛鴻賓等人就曾向清廷告勝保的狀，鑒于軍務孔急，勝保獨當一面圍攻北伐軍，清廷當時并未聲張，勝保也被蒙在鼓裡。等到在高唐久攻無成，傳旨拿問後，勝保才恍然大悟。其中，毛鴻賓參他失機、遷延，阻撓、乖謬、疏失、昏憤、欺罔、驕盈、偏私、冒濫、弛縱、騷擾等12條罪狀，概括起來是勇于任事，暗于用人，多勇少謀，輕喜易怒，志驕氣盈，剛愎忌刻。鹹豐帝要勝保“逐款登複”，“若仍有意欺罔，則是自速其死”，“勝保曾蒙渥眷，或亦當知朕之賞罰惟公，原無預存之成見。”（軍機處錄副檔案，原件存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可謂威思兼施。牲保押解抵京後，乘審訊之機，接連遞上四份“親供”，洋細追述了率部于河南、山西、直隸、山東境内與太平天國北伐軍作戰的曆程，并對毛鴻賓參奏的12條罪狀，逐條進行辯駁，認定“或以是而非，或将無作有，”并宣稱：“每當進攻追剿時，未嘗稍自矜重，專事帷幄運籌，必身冒矢石，親督将士奮往争先，出入槍炮鋒刃之中，瀕于死亡者不知凡幾。”（勝保親供，鹹豐五年二月十一日，《清代曆史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第219—222頁）結果，還是被清廷充軍新疆。不久，僧格林沁水淹北伐軍最後一個據點山東茌平馮官屯，統帥李開芳被誘執，消除了清廷的心腹之患。鹹豐帝感念勝保戰功，授予他藍翔侍衛，任伊犁領隊大臣。1856年，勝保被召回内地，令往安徽軍營，協勘軍政官吏同撚軍和太平軍作戰。

排擠降職

勝保針對撚軍組織松散、安土重遷，聚散無常等特點，在豫、皖戰場采取了鎮壓與招撫相結合的方略。1857年6月間，勝保獲悉撚軍主力張樂行，龔得樹等部集中在豫皖交界的三河尖，便聯合河南巡撫英桂率軍赴淮南前線，經過一個多月的頻繁戰鬥，攻占三河尖撚軍大本營，張樂行等率衆東撤正陽關。接着招降了踞守霍丘的另部撚軍首領張金桂，并挺進正陽關。撚軍退往六安。這時，團練頭子苗沛霖崛起于淮北，不論清軍還是撚軍，都不準進入他的勢力範圍，影響了勝保對撚軍的作戰。勝保針對苗沛霖急于發财做官的特性，經過幾番接觸，封官許願，給銀400兩，令他參加淮北的攻撚戰争。從此，苗沛霖以勝保為靠山，勝保借苗練壯聲勢，互相勾結利用。

1858年，清廷因勝保“剿”撚十分賣力，授予都統，命為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又恢複了昔日威風。這一年他的得意之作是設計招降了稱霸于江淮之間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撚軍首領李昭壽。他在給清廷的報告中說：“李昭壽一股兇焰尚熾，查其所領二十四軍，海軍實有二千五百人，以二十四軍計之，衆以數萬，賊中推為勁卒。前擾江浦即其餘黨。現又為發逆所逼，竄踞全（椒）滁（州），勢極浩大。臣若徒以力争，恐難遽操勝算。幸經臣前次設法羁縻，故李昭壽頓格頑梗之心，現欲輸誠納款，查其禀中所稱先獻滁州，後圖他策，若能盡如所言，則其黨羽數萬，不為我敵，轉為我用，即粵逆之勢愈孤，撚逆之氣亦奪，淮南皖北指顧肅清，是李昭壽之向背，實為全局之轉關。”（《剿平撚匪方略》卷46）勝保于8月19日親赴清流關，與李昭壽當面密商招降的具體步驟。不久，李昭壽在天長作内應，并向勝保獻出滁州，勝保留其衆1.7萬餘人編為“豫勝營”，增加了與太平軍，撚軍作戰的資本。勝保見招撫之策得手，下一步便用狡計離間各部撚軍，于1859年掀起了招降撚首的浪潮。勝保派屬員公開進入撚軍控制的臨淮和風陽城内，召開招降納叛會議，結果，撚軍首領張元龍，韓秀峰等相繼獻城投誠于勝保。接着，受太平天國冊封的撚軍首領薛之元，也在江浦，浦口投入了勝保的懷抱，對太平天國江北戰場起了極為有害的作用。

正當勝保躊躇滿志的時候，一些不滿于他招撫敵酋之策的政敵，又上奏清廷對他發起攻擊，清廷怕他權勢過大，難以駕馭，于1860年撒去欽差大臣，從都統降為副都統，令赴河南“剿匪”。旋又因追剿不力，召還京師，改授光祿寺卿文職。這是他從軍以後遭到的第二次打擊。

抗戰撚軍

1860年9月間，英法侵略軍節節向京畿進逼，形勢十分危急。清廷令勝保到前線視師。20日，戰場已移至通州八裡橋一線。主帥僧格林沁分兵迎擊侵略軍，由勝保率數千步卒在南路迎戰法軍第二旅。21日上午，英，法侵略軍出動步騎兵五六千人，以猛烈的炮火作掩護，直撲清軍八裡橋大營。正在激戰之時，勝保率4000步卒，從定福莊駐地趕往八裡橋應援，用擡槍與侵略軍展開浴血奮戰，槍戰兩小時，勝保的面頰與左腿為侵略軍炮彈片擊傷，血流征袍，翻身落馬，昏迷不省。部衆見主将受傷，頓無鬥志，紛紛後撤至八裡橋。蘇醒後，勝保給軍機大臣的信中說：“八載戎行，屢經危險，而卒留此身報效國家。今雖身受重傷，而雄心未已。現在傷處尚不至緻命，但使果能早愈，誓滅此賊。”（勝保緻軍機大臣函，鹹豐十年八月初七，《第二次鴉片戰争》第五冊，第107—108頁）表達了勝保無意因傷退出軍務的意向。10月下旬，清廷分别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反侵略作戰的戰火暫告熄滅，遂令勝保收集各路散卒及來京參戰的部衆共得一萬餘人，令其督練以備調用。

1861年，勝保升任兵部侍郎，又到了直、魯交界的“剿撚”戰場，先後攻取了由撚軍控制的丘縣、館陶、冠縣，莘縣，招降了黑旗軍首領宋景詩，令其率部随勝保軍中。之後，又率部督辦豫，皖軍務，同撚軍作戰。8月，鹹豐帝病死于熱河承德行宮，由年幼的同治帝繼位，清廷中樞為争權爆發了一場激鬥。勝保觀察形勢，不顧清廷禁令，帶兵赴熱河“奔喪”，決心投靠慈禧；慈禧看中他手握重兵，也想依仗其實力發動政變。勝保上疏，強烈要求“皇太後權宜聽政，而于近支親王擇賢而任。”（《清史稿》卷403勝保傳）在部分高官支持下，慈禧的政敵肅順、載垣等被翦除，确立了慈禧、奕訴執政的新格局。在“辛酉政變”中，勝保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又授都統，兼護軍統領。可是，慈禧并沒有把勝保留在中樞，仍命他赴山東、安徽、河南“剿撚”。

1862年（同治元年）勝保舊部苗沛霖首鼠兩端，名為隸厲清軍，又與太平軍暗中來往，實欲裂地稱雄，揚言隻有恩師勝保前來方才蘿發。此時，太平軍已呈頹勢，英王陳玉成部局處安徽一隅，苗沛霖為讨好清廷，以圖自存，設計在壽州誘擒了陳玉成，派人送到勝保軍營。勝保得陳大喜，克日親訊，盛設軍衛。陳立而不跪，大笑曰：‘爾乃我手中敗将，尚腼然高坐以訊我乎？’因曆舉與勝交綏事。勝大慚，命囚之。”（裘毓麟《清代轶聞》卷6《洪楊轶聞》）清廷令勝保不必獻俘京師，乃将陳玉成殺害于河南延津。

統治階級的犧牲品

在此期間，勝保仍力主對撚軍及其他義軍首領采取招撫之策，與權威日盛的曾國藩、湖廣總督官文、督辦安徽軍務的袁甲三等堅主鎮壓的意見相左。曾國藩等認為招撫非善策，歸附的義軍首領并非真心效忠清廷，從而對勝保産生了惡感。湘軍首領胡林翼曾說過：勝保“滿腔忌克，其志欲統天下之人，而實不能統一人。在皖中，每戰必敗，敗必以捷聞。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自降于賊而美其名曰賊降。蓋其一生本領，以熊文燦為祖師，而昏懦剛愎又過之。”（王士元《詅癡偶筆》卷下）以上評論雖不很公正，卻代表了湘系的看法。勝保感到多方掣肘，向清軍訴述身為“客軍”的苦境。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驕愎”（《清史稿·勝保傳》），對他已不很信任了。不久，清廷令勝保入陝，督辦陝西軍務，鎮壓回民起義。途中黑旗軍首領宋景詩率部反戈，與清軍相抗。勝保感到兵力不敷，奏請調苗沛霖率軍來陝，清廷害怕縱虎出柙，嚴斥勝保失當，并派兵在途中攔截。

從此，勝保噩運臨頭，從中樞到地方，許多軍政大吏紛紛上奏，揭發勝保“驕縱貪淫，冒饷納賄，擁兵縱寇，欺罔贻誤”（《清史稿·勝保傳》）等罪狀。清廷乘機傳旨宣布勝保罪狀，削職押解京師，關押抄家，聽候審訊。勝保二度拿問，又惶恐又憤懑，在會訊中，他隻承認“攜妾随營”小事一樁，否認軍政大吏彈劾他的各條“罪狀”，聲稱是有意“誣告”，呈訴清廷治誣告者之罪。這樣，事情越鬧越僵，清廷深感勝保桀骜難馭，已失去了辛酉政變時的作用，遂下決心将他處死。由勝保招降的撚首李昭壽，已官至提督高位，聞訊上奏，願削官替他贖罪。朝廷中也有人上疏說“勝保有克敵禦侮之功，無失地喪師之罪”，要求從輕處理。清廷對此一概不準，在慈禧裁定下，還是把他處死了，假惺惺地說，為了感念其前功，從寬賜“自盡”雲雲。勝保這位農民起義軍的死敵，馳騁疆場、效忠皇室十餘年，最後在統治階級的傾軋中成了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