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皇子出藩
劉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是南朝劉宋的第三位皇帝、宋文帝劉義隆的第三個兒子。元嘉七年八月十六日（430年9月19日）出生 。劉駿十五歲時，被立為武陵王，食邑二千戶。 《南史》記載劉駿：“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于騎射。”
元嘉十六年（439年），任征虜将軍、都督湘州（治今湖南長沙）諸軍事、湘州刺史，兼管石頭戍事務。 次年（440年），升為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軍事、南豫州刺史，仍為征虜将軍，負責建康石頭城的防務。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調任秦州刺史，晉升軍号為撫軍将軍。
自元嘉十九年（442年）雍州刺史劉道産病死後，雍州境内的蠻族紛紛造反動亂，宋文帝為平息群蠻叛亂，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外調劉駿為雍州刺史兼甯蠻校尉，任伐蠻總指揮，并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的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六郡軍事，持節、将軍職務如舊。劉駿因此成為自東晉偏安江東後，百年來，第一位出鎮襄陽的皇室成員。劉駿到境雍州後，在沈慶之、朱修之、柳元景、宗悫等将領的輔助下，大力在雍州境内招募北方流民組建伐蠻軍，後來又接受了帶着北方義兵南歸劉宋的薛安都，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荊雍兵。
劉駿出任雍州刺史的三年多時間内，統領沈慶之、柳元景、王玄谟、朱修之、宗悫等将領，讨平雍州境内的驿道蠻、諸山蠻、鄖山蠻等蠻族的騷亂，俘獲了近十萬蠻族人口，納入劉宋國家編戶。 此外，他又在雍州境内興修水利，與民休息，并任用劉秀之等修複六門堰，解決了雍州地界長期“堰久決壞、公私廢業”的問題，雍州由是連年大豐收 。他也在雍州地界樹立了聲望。
力拒北魏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劉駿調任安北将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的梁郡軍事、徐州刺史，仍照舊擔任，鎮守彭城。不久，又兼任兖州刺史。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軍南侵劉宋，攻占汝陽，直奔懸瓠。宋文帝诏令劉駿領兵北襲屯駐于汝陽的魏軍。劉駿接诏後，領一千五百兵馬進襲汝陽，魏軍因無防備而潰敗。宋軍殺北魏軍三千餘人，燒其辎重，營救了大批被魏軍擄掠的宋民。但幾天後，魏軍探得宋軍後無援軍，便從虎牢引救兵反撲，宋軍兵力不足而戰敗，僅有九百人生還，戰馬隻剩下四百多匹。 劉駿“先勝後敗”降号為鎮軍将軍。 不久，魏軍因懸瓠之戰失利和糧草被斷，而于當年四月，撤兵北歸。
北魏軍撤兵後，宋文帝随即發動第二次北伐。七月，劉宋兵分三路并進，大舉伐魏。後來，魏軍南下反攻，兵分四路驅入劉宋境内，兵鋒直指長江北岸。當時宋軍“諸将奔退” ，數以百計的營守和數以千計的城鎮因為畏懼魏軍而驚恐逃竄 。唯獨鎮守彭城的徐、兖二州刺史的劉駿決心堅守彭城，但當時也駐在彭城的宋統帥劉義恭準備出城南逃，劉駿和部下張暢力谏勸阻，劉駿對劉義恭說：“皇叔你既然身為統帥，要走要留不是我能幹預得了的。可我身為一城之主，如果也放棄城池奔命逃生，我實在沒有臉再在朝廷任職，我一定要和彭城共存亡。” 劉義恭聽罷，才決意堅守彭城。 拓跋焘率大軍圍攻彭城，宋軍據城固守，魏軍不能克，于是繞過彭城，奔向留城。劉駿派部将嵇玄敬率軍提前進至留城，觀察魏軍的動向。魏軍後攻留城，留城守軍由于當地百姓協助，取得勝利，魏軍遭到失敗，于是又繞過留城，率軍南行。後魏軍在飲馬長江之後率軍北返，路過離彭城幾十裡處的安王陂休息時，劉駿與其他彭城宋将請求劉義恭趁魏軍勞師疲憊之際襲擊魏軍，但劉義恭畏懼不敢截擊，并禁止将領私自帶兵出擊。次日，宋文帝诏令劉義恭全力追擊魏軍，劉義恭才派檀和之領兵追擊。當時，負責殿後魏軍拓跋那偵知宋軍追擊的消息，便殺死所俘獲的廣陵民衆，輕裝加速撤回魏境。宋文帝聽聞魏軍平安返境，極為惱怒，斥責江北六州的宋軍，劉駿也因彭城宋軍未能及時在魏軍北返途中攔截魏軍，被降為北中郎将。
統軍伐蠻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劉駿晉升為都督南兖州、南兖州刺史，鎮守山陽。不久升遷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并都督江州及荊州的江夏、豫州的西陽、晉熙、新蔡四郡軍事，仍持節。 當時劉宋境内的沿江群蠻趁劉宋北伐失敗，府庫空虛之際，紛紛舉兵叛亂，自淮水、汝水以至長江、沔水等都深受其害。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派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參與伐蠻，江州、雍州、豫州、荊州都派軍參戰 ，各路軍隊在劉駿的南中郎府的總督下組建讨蠻聯軍，并由劉駿統領諸軍征讨沿江群蠻。
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四日，劉駿自浔陽（今江西九江）統率讨蠻諸軍抵達五洲（今湖北浠水西南），率先讨伐反叛群蠻中帶頭作亂的西陽五水蠻。 沈慶之等也自巴水趕到五洲與劉駿會合，商讨軍情戰略。
起兵奪位
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子劉劭發動叛亂弑殺了宋文帝，而此時劉駿正統軍在巴口（今湖北黃州市東巴水入江處） 征讨叛蠻。劉駿的部下董元嗣從建康返回，将劉劭弑殺文帝的消息告知劉駿，劉駿大哭。 劉駿随即将正在前線剿蠻的各路軍隊悉數召回，準備起兵讨伐劉劭。 此時劉劭寫密信給沈慶之，命他殺死劉駿。沈慶之便拿着劉劭的信前去求見劉駿，将劉劭寫給他的書信呈上。劉駿閱後請求與母親辭别，沈慶之連忙說道：“下官蒙受先帝的厚恩，常常想要報答，怎麼能做對不起殿下的事呢？今天的事情，隻是要看力量如何，殿下不用擔心。”而後劉駿與沈慶之商議起兵讨逆的事，商議完後，劉駿鄭重地道：“家國的安危，就拜托将軍了。” 于是命沈慶之領府司馬，部署起兵之事。
不久，劉駿從江州起兵，率軍讨伐劉劭，先後攻克南洲，溧州等地，順江東下直撲京師建康。劉駿還向天下發布讨逆檄文，以“千古未有之大逆”為名痛斥劉劭弑父篡位之罪，于是各方軍鎮紛紛舉兵響應。 四月，劉駿大軍已攻至建康城南的新亭，修建營壘擊敗劉劭軍。劉駿随即在沈慶之、柳元景、宗悫、劉秀之、朱修之等諸将的勸進下，于四月二十七日（453年5月20日） 在新亭稱帝。五月四日，劉駿攻破建康，擒殺劉劭及二兄劉濬，大赦天下。對文武百官和将士皆賜爵；對年邁、鳏夫寡婦 、孤兒、病殘、不能生存的百姓，每人賜谷五斛；陳租舊債不再征收，被罰服長期勞役的盡量寬恕。 劉駿即位伊始，還采取了一系列穩固局勢的措施：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悫分掌領軍将軍、左衛将軍、右衛将軍，組建新的中央禁軍 ；給劉義恭、劉義宣、劉誕、劉宏、劉祎等進号加爵，以安撫宗室 ；任命劉秀之、朱修之、垣護之、申恬、龐秀之等頗有治績的大臣出任益、雍、冀、青、梁、南秦、兖等各邊州刺史，以穩定邊州地方局勢 ；派遣大使十五人巡視地方各州郡，了解地方民情，消除劉劭對地方的影響，加強對地方軍政的控制 ；暫不改元，仍使用父皇的“元嘉”年号，改議劉義隆廟号為“太祖”，谥号為“文皇帝”，以彰顯自己延續文帝皇統的合法性。
削藩平亂
孝建元年（454年），由于劉義宣擔任荊州刺史長達十年，勢力強大，荊州地區地廣兵強，号稱“江左第一大州”，往往也是之前的異臣叛亂的根據地。劉駿即位後為加強對荊州地區的控制，下诏調劉義宣為丞相、揚州刺史，以削弱其實力，但劉義宣“一不遵承”，不願交出兵權和離開荊州。車騎将軍、江州刺史臧質陰有異志，欲假劉義宣之手來奪取天下大權 ，于是，便聯合兖州刺史徐遺寶、豫州刺史魯爽等人，趁機鼓動劉義宣起兵謀反。
同年二月，劉義宣在荊州稱帝，舉兵起事。劉駿随即任命南兖州刺史沈慶之統率諸軍總督平叛戰事，同時遣撫軍将軍柳元景屯兵采石，南豫州刺史王玄谟于梁山江岸築卻月城，陳列舟師，據險扼守。 益州刺史劉秀之、雍州刺史朱修之、廣州刺史宗悫也響應朝廷号召，舉兵向荊、江二州進攻。
三月六日，徐遺寶率先被安北司馬夏侯祖權擊敗，棄衆逃走。四月二十日，沈慶之率諸軍在曆陽的小岘擊斬魯爽。五月十八日，劉義宣、臧質率軍攻梁山，攻陷梁山西壘，一度聲勢浩大。王玄谟督領朝廷諸将，盡遣精兵出壘迎戰，朝廷軍在薛安都、垣護之、宗越等部的奮擊下，最終大破臧質軍主力。朝廷軍趁勝以火攻，襲擊劉義宣、臧質的殘軍。劉義宣逃回江陵，被朱修之捕殺。六月三日，臧質在逃到武昌後被殺，傳首建康。
劉駿在平定劉義宣之亂後，基本不再信任和重用宗室親王（除七弟建平王劉宏因“謙儉周慎，禮賢接士”受劉駿親愛重用，一度擔任尚書令），并制訂出車服制度二十四條以貶抑宗王，利用和設置典簽和行事加強對地方宗室的監察，大肆限制和削弱宗親勢力。在地方重要州鎮的任命上，以其幕府舊屬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在任九年），打破了劉宋自開朝以來以宗室出鎮荊州的慣例和武帝遺诏，又先後以檀和之、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以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以垣護之、申坦、王玄谟等為徐州刺史，改變嘉年間以來宗室輪流出鎮荊州、南徐州、南兖州、徐州等重要大州的局面。終劉駿一朝，幾乎再無宗室鎮邊的任命。
孝武改制
主詞條：宋孝武帝改革
劉駿是一位頗有作為、積極改革制度的皇帝。 《宋書》稱他“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 ，他即位初，便改新亭為中興亭，以表達自己的中興之志。 他在位期間，在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改革，厲行改革。其中如罷免僑戶和推行土斷之策，改善了版籍混亂的局面，使國家編戶有所增加。又如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和抑制兼并，在經濟層面打擊了豪強兼并的行為，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負擔。還比如，大力提拔和全面起用寒人擔任要職，進一步打破了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的特權。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敏銳指出劉駿在位時全面形成的寒人掌機要的局面，對整個魏晉南北朝曆史的轉折意義。同時，劉駿統治期間也曾多次下诏勸課農桑，減免賦稅，振濟窮人和災民，更滋養戰馬，加強軍備（詳見“為政舉措”目錄）。
劉駿在位時期創立和完善的諸多制度，如典簽制、禦史中丞專道制、禁衛直閤将軍制、僧官制、制局監分領軍之權制、台傳機構、州鎮的分割改制、刑律的改制等等，以及其任内推行的“寒人掌機要、典簽控州鎮”的模式，大部分都被此後的南朝齊、梁、陳三朝所延續 ，有些制度創制，如禦史中丞專道制、直閤将軍制度還被北朝所吸收和借鑒，對以後的政局産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部分史家将他視為南朝政治格局的真正意義上的開創者。經過他采取的諸多強硬和鐵腕的手段措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得以扭轉。劉駿不僅實現了“主威獨運”的政治局面，更實現了“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的朝局。 自劉駿始，南朝正式步入主威獨運的皇權政治的時代。
青州之戰
大明二年（458年）四月，劉駿派積射将軍殷孝祖在清水（濟水下遊）東岸（滑台附近）建築兩座城池。 北魏方面認為威脅到了它的南部邊境。 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派天水公封敕文和隴西王源賀率軍侵犯劉宋的青州，又使窟壞公、五軍公等率馬、步軍數萬人渡過黃河下遊的濟水，企圖攻占劉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州等地。青、兖二州告急，劉駿以顔師伯為青州刺史，調左軍将軍崔道固、右衛将軍垣護之、屯騎校尉龐孟虬與殷孝祖等趕赴前線 ，後又派遣司空參軍蔔天生率領後軍與顔師伯等人會師，一起抗擊魏軍。顔師伯一月之内四戰四捷，斬殺北魏大将樹蘭、窟壞公、五軍公等人，擊潰魏軍，封敕文大敗，向北魏朝廷求援。
十一月，北魏派遣征西大将軍皮豹子與諸将率騎兵三萬援助封敕文，顔師伯統軍奮力抵抗，皮豹子被顔師伯的參軍焦度刺中，墜馬出逃。 皮豹子率領殘軍繞道攻進劉宋高平郡附近的垣苗寨，結果久攻不克。 與此同時，蔔天生、殷孝祖等宋軍将領又率軍擊潰清水方向的魏将張懷之、源賀，封敕文等狼狽逃走。魏軍全線潰敗，皮豹子也從高平撤軍。宋軍乘勝追擊，接連收複杜梁、申城、臨邑、縻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占的濟水北岸的城池，宋軍将魏軍趕回了黃河下遊的北岸。魏軍撤軍途中，投河淹死的士兵不計其數。劉駿聽聞前線戰報大喜，下诏嘉獎前線宋軍戰功。
誅殺宗室
劉駿在位十二年，除平定早年叛亂的劉義宣外，還先後誅殺了南平王劉铄和武昌王劉渾，平定了竟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的叛亂：
1.南平王劉铄因歸順較晚，同時在任藩王時，兩人關系就不睦，劉铄時常譏辱當時最不被文帝重視的劉駿，在劉劭弑殺文帝後，劉铄更歸附劉劭，據兵對抗劉駿，劉劭敗亡後，方才投降，被劉駿拜為司空。劉駿在基本穩定政局後，以劉铄有異志，賜藥而死。
2.孝建二年（455年），因武昌王劉渾與左右人戲作檄文，自封楚王的事件洩露。劉駿命有司奏免劉渾為庶人，絕屬籍，發往始安郡，并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前往诘責，逼令其自殺。
3.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劉誕知道劉駿畏忌他，也暗作準備，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廣陵城池，積聚糧草兵器以自固。有人告劉誕欲反，劉駿下令将劉誕降爵，劉誕不服，抗命不受，并殺兖州刺史垣阆，據廣陵謀反，邀淮北諸鎮參與。劉駿命沈慶之率軍破廣陵，屠殺劉誕與全城男丁，女人被賞賜給軍士。劉駿聽到廣陵已破，劉誕死，高興極了。他出建康宣陽門，命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侍，獨獨不呼萬歲。劉駿問他：“卿何獨不呼？”蔡興宗說：“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劉駿聽後默然，下令回宮。
4.海陵王劉休茂性情急疾，不滿被劉駿派出的典簽官監視，于是在大明五年（461年）起兵殺典簽官，還未出内城，就被當地官軍殺死。
晚年奢靡
劉駿統治末年，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大興土木，擴建宮室，牆上和柱子上都用錦繡裝飾，又傾盡府藏，大行賞賜寵愛的妻妾和臣屬，更毀當年宋武帝劉裕所居密室，興建玉燭殿。
此外，劉駿于在位末期好酒奢靡、貪财好利，甚至和進京刺史一塊兒賭博，限令他們進獻貢奉，直到把他們的錢赢光才停止。史書稱他晚年“終日酣飲，少有醒時”，經常是伏在案幾上昏睡過去，有時外面有急事呈奏，他馬上抖擻精神，整理好容裝，一點酒意都沒有，接着就批改公文。所以“内外畏之”，無人敢懈怠。
劉駿還曾動員大量民力，在龍山開鑿山路幾十裡，厚葬殷貴妃。自從江南有葬禮以來，還從來沒有過場面這麼隆重的葬禮。在幾次和臣屬來到殷貴妃的墓前憑吊時，更大加賞賜哭殷貴妃哭得很悲傷的臣屬，劉德願因此得到了豫州刺史的官職（但未上任）。
病重逝世
大明七年（463年）十二月，江東諸郡因為大規模的旱災，造成嚴重的饑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戶口餓死逃散。
大明八年（464年）正月六日，已經病重的劉駿下诏說：“東方去年收成不好，需立馬組織貨源赈濟。販米粟的商人，不征收途中雜稅。” 在臨終前不久，他又下诏說：“去年東方幹旱，收成銳減。窮困之家離鄉逃荒，流落街頭，我很同情他們。可開倉放糧給建康、秣陵二縣，适時赈濟。若救災不及時，導緻社會動蕩，要嚴加法辦。”
同年二月十六日（464年3月9日 ），劉駿在建康的玉燭殿駕崩，時年三十五歲。遺命太宰劉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始興公沈慶之、尚書中事顔師伯、領軍将軍王玄谟，五人擔任輔政大臣，輔佐太子劉子業。同時诏令“劉義恭和柳元景進入内城居住，朝廷事務，無論大小，全都要奏啟二人。國家大事要和始興公沈慶之商量決定。如果有軍務，就全都委托沈慶之處理。尚書府的事務，托付給顔師伯處理。統領外監事務，交給王玄谟處理。” 七月三日，劉駿被葬于丹陽秣陵縣岩山的景甯陵。谥号為孝武皇帝，廟号世祖。
為政舉措
政治
拔擢寒士，選賢與能
劉駿即位後實施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的舉措。他下诏撤除“錄尚書事”職銜，诏令政事不得全部讓尚書令、尚書仆射處理，責令尚書省較低級的官員尚書郎、尚書令史勤于政事。 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徐爰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由士族擔任的尚書令、尚書仆射隻剩下在公文上簽名的權利。同時又分設兩位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将人才官員的铨選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形成了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劉駿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 。劉駿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後提拔為三公，使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逐漸攀升為南朝高門，并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 此外，劉駿還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為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出身的顔師伯、顔竣、劉秀之等成為高官重臣，起用鮑照、宗越、吳喜、劉胡、武念、蔔天生等寒士；還破格提拔和重用備受建康士族歧視的晚渡北人薛安都、崔道固、垣護之、柳元怙等，江南土著寒士鄧琬、沈文秀等。
劉駿極為重視人才的選拔，其用人不論門第，因此在孝武一朝，許多寒門士人廣泛參與朝政。劉駿在位期間多次下诏：“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即就铨擢”，各地士人孝子，沒才能的不舉薦，對答中肯的，立即擢用。若沒有什麼長處，隻賜名譽；如有收受賄賂，舉薦中弄虛作假的，削職為民，永不啟用 。大明六年（462年），他又下令各地獎賞才能卓著的人士，确有真才實學，品德高潔，淡漠名利，不攀權貴，或學貫古今，能經邦緯國，正直廉潔奉公，在百姓中德高望重的，都登記姓名報上朝廷。
削弱地方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政區方面，劉駿通過改置州鎮的辦法削弱地方勢力，他即位初，将揚州分為揚州及東揚州二州；将東晉以來廢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長沙）最後穩定地設立起來，分統原荊州所統長沙等八郡；後又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漢），橫跨數州之間；東晉以來，雍州僑置于荊州之内，無實際統治區域，宋文帝曾分荊州襄陽等五郡歸雍州統轄，治襄陽（今湖北襄樊），劉駿又進一步分荊州郡縣充實雍州無實土的僑郡縣，使雍州重鎮形成，并廢除荊州重兵來源的南蠻校尉，将其營戶兵力一律遷至建康，有效地削弱了荊州，瓦解其“分陝”地位。自東晉偏安江左以來的百餘年間數次威脅中央的荊、揚二州，經劉駿的政區改革形成了荊、雍、郢、揚、東揚五州相互牽制的格局，東晉以來的荊、揚對立威脅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徹底終結。 以至宋末沈攸之起兵失敗之後，“江陵素畏襄陽人”的局面已大緻形成。
同時，劉駿創立典簽制，加強對出鎮宗室和地方的控制。劉駿委任有真才實學的寒門士人擔任州鎮典簽，負責傳遞州鎮各項要務上報給中央審核，同時負責監督、傳達中央命令和輔助地方州鎮長官處理事務，并擁有随時将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從此，寒人掌機要、武夫掌兵權、典簽控州鎮成為南朝政治的慣例。
劉駿還限制除邊鎮以外的地方兵權，革除地方封君下屬對封君稱臣之制。大明七年（463年），劉駿诏令：“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诏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奸釁内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 據《宋書》記載：“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内史、相并于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緻敬。”
劉駿還設立了王畿制。大明三年（459年），劉駿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 次年，又将南琅邪郡劃入王畿區域。 從《宋書·孝武帝本紀》提到劉駿的王畿诏令 ，來看，劉駿是将王畿作為中央派機構直接負責管轄的區域，高于畿外諸州的地位。有學者認為劉駿同時實行王畿制度和分割荊州的政策，是試圖在制度與實際兩個層面完成以一個中央王畿為核心控禦四方的國家形态。也有學者認為劉駿設立王畿和他對明堂建設、山嶽祭祀等禮制改革一樣，目的是欲建立一個以建康為中心的天下觀。
改革官制，澄清吏治
官制方面，鑒于魏晉以來，由于朝政官僚皆為士家大族所壟斷，負有“掌督司百僚”職責的禦史中丞之職始終不受重視，幾乎淪為擺設。劉駿為此設立禦史中丞專道制度以提高和恢複禦史中丞的地位 ，加強對吏治的整頓。同時，他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設置二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将人才官員的铨選大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禁衛武官制度方面，劉駿創立直閤将軍制度。 此外，劉駿還複置了魏晉以來不設的衛尉武官制度，同時還複置了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武衛将軍、武騎常侍，大大強化中央禁衛軍權，被南朝各代所延續，其中有些禁衛武官制度雖然從名稱上是複置，但其和漢魏所設的禁衛武官已是完全不同屬性的官職。 魏晉以來郡縣官多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時間很長，不僅加劇了官員分配的緊張，而且往往導緻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斷壯大和扶持勢力，自東晉中後期以來郡縣官六年制事實上也已名存實亡，多數官員任期已達不到六年。 劉駿對此進行改革，從制度上予以調整和承認，取消郡縣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門檻并縮短其任期，将郡縣官的一任六年改為三年，此後的齊梁陳更是把郡縣官的任期進一步縮減。同時，劉駿開始以制局監掌控禁衛軍權。制局監原是南朝領軍将軍的下屬機構，多以寒門武人充任。但自孝建年間始“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 這從制度上，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同時，劉駿從孝建元年（454年）開始推行南朝的民爵制度。南朝民爵平均三年被賜予一次 。
在吏治方面，劉駿創立禦史中丞專道制度，提高禦史監察的地位，加強對吏治的整頓。
改革審訊制度
刑律方面，劉駿十分關心刑律審訊和整頓，多次親自聽訟，親自督察案件審理，是南北朝為數不多的熱衷于刑律整頓和法制改革的帝王。他對審訊制度作出兩項重要的規定。第一，對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須親自參加審訊，并且“若兩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台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第二，鑒于魏晉以來，刺史、太守皆帶軍職，甚至不少縣令也帶“将軍”的稱号，他們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或借口執行軍法任意殺人，而不顧正式的刑律，導緻刑法制度紊亂的局面頻繁出現，劉駿于大明七年（463年）四月下诏：“如果不是戰場作戰，不能再擅自殺人。如罪大惡極該當處死的，也應該遵循國家的法律條文先行上報，有關衙門要嚴加督察。再有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 這條诏令的頒布在當時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的，因為它首次以皇帝的诏令，正式确立了最早的死刑複核制度。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高度評價劉駿此诏，解決了三代秦漢以來諸侯官吏恃權專殺不能革除的問題，稱贊劉駿此舉“法乃永利而極乎善” 。又在大明三年（459年）下诏說：“廷尉對于遠近疑案，本應作判決，但一遇到疑難案子，動辄要過很長時間，百姓為此困苦，官吏乘機徇私情。從今日起，犯人押到，卷宗文書送到了就通報，我要仔細審理，不積壓案件。如果文案繁雜，證據不足，必須親自審查，以弄清真相。從今以後依舊聽訴訟” ；大明七年（463年），诏令重申“簡約法律，要考慮到有利于百姓” 。
經濟
一、勸課農桑，減免賦稅。孝建元年（454年），劉駿下诏說“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選賢任能是強國的必由之路。内難未平，政令不通，衣食浪費，國無棟梁之才，我内心愧疚，睡夢中都忘不了。各地官員，要認真根據以前的法規，督導百姓勤勞耕作以盡地利。緻力耕田擅于儲藏的，為他揚名。” 大明三年（459年），劉駿又下诏說“舊租舊債，一律免除。勤勞耕作的百姓，量才錄用。孝悌仁義之士，賜爵一級。孤老貧疾者，每人賜谷十斛。督百姓耕作的官吏，全都有賞。百姓缺糧種，随時貸給。有辦法勸導百姓勤耕細作的官吏，提升官職。” 大明二年（458年），下令各地赈濟因豪強兼并，造成困窘和缺衣少食的百姓，同時又诏令地方官吏要好好體貼百姓。 大明三年（459年）對京城管轄内的貧困之家，減免一年租稅。 又因荊州饑荒，下令免除荊州之前的租稅。 大明四年（460年），诏令：“節氣不順，染病者衆多，想到百姓的疾苦，很傷感。可派使臣安撫慰問，并給他們藥物，逝去親人的家庭，适當給予赈濟。” 大明五年（461年），诏令“自此以後，鳏夫貧民殘疾老人，一一上報減免租稅” ，同時“窮困之家，賜給柴米” 。大明六年（462年），先後下令免除南兖州、徐州、南徐州、雍州等地的租稅。大明七年（463年），诏令“對貧困的家庭，開倉給以赈濟” ，又诏令“派使臣巡視慰問，了解百姓疾苦，鳏寡、孤老、病殘難以自存的，賜給粟帛，年邁的另賜給羊酒” 。
二、罷免僑戶，實行土斷。劉駿即位後，為解決元嘉年間以來版籍混亂，南渡僑民不注戶籍淪為流民的人數增多緻盜賊蜂起，而南方土著居民依附于大族的人數也日漸增多的情況，采取撤并僑州郡縣，罷免僑戶，将流民和土地結合起來以統一僑戶和土著的戶籍的措施。他于大明元年（457年），完成了并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此外，又再省其餘僑置十三縣。對其他僑郡縣，則分實土郡縣以為僑郡縣境，進行屬籍，至大明五年（461年）完成了雍州的土斷屬籍 ，“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至此劉宋基本完成了境内僑州郡縣的土斷。
三、抑制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為解決元嘉中後期以來的士族豪強“熂山封水，保為家利” 的巧取豪奪，大肆兼并使國家喪失大量戶籍人口的局面，劉駿于孝建元年（454年）和孝建二年（455年）先後頒布條例，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诏令官府與平民百姓交易，一定要公平合理。對官家占有的江海田塘，一律開禁。對皇親顯貴逐利，也一律禁止。 對豪強大族的各園苑圈占面積太大，妨礙商業活動的盡量開放，給予貧民經營。
四、課租僑戶，始行檢籍。孝建元年（454年），“始課南徐州僑民租。” 宣告自晉末“義熙土斷”以來，京口所在的南徐州的僑戶免租的特權被正式取消。東晉以來，南徐州是北來僑民最集中的地方，據統計一共超過了二十二萬戶，而僑民中的普通百姓又大多成為京口豪強的依附人口，對朝廷不承擔義務。宋武帝劉裕在晉末推行“義熙土斷”時，由于是北府軍所在，功勳武将也多居于此，故南徐州始終不在劉宋前期的土斷和清查戶籍的範圍之内。劉駿始課南徐州僑民租，宣告南徐州正式列入了朝廷的土斷和清查戶籍的範圍之列，這不僅增加了國家編戶，也沉重打擊了豪強大族。劉駿又于當年始行南朝檢籍政策。據史書記載當時“凡諸郡士族婚官點（玷）雜者，悉黜為将吏，而人情驚怨，并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 “加以嚴刑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
五、赦免兵戶和奴婢，改鑄錢币。魏晉以來，兵戶和奴婢淪為一種為人所不恥的賤戶。劉駿于大明二年（458年），下诏軍戶免除軍籍成為平民 。大明三年（459年），又下诏，對正在服無期徒刑、官吏奴婢中的老弱病殘者全都恢複自由 。劉駿還免軍戶立郡縣，如令雍州“免軍戶為永興、安甯二縣，立建昌郡” ，使他們成為正式的編戶齊民。鑒于元嘉末年因北魏南侵造成劉宋社會經濟蕭條，财政危機凸顯，貨币流通混亂，流通量減少，導緻民間流通中的錢币的重量不斷減輕，劉駿于孝建元年（454年），改鑄錢币，鑄四株錢 。這就是有名的“孝建四铢”。一方面整頓錢币流通混亂的局面，解決因經濟衰退導緻民間對錢币流通量的需求，另一方面則試圖将财政大權收歸中央以集中财權。
六、始設台傳機構，加強中央财政。東晉以來，地方州郡長官不僅控制了地方财政，侵奪地方上交中央财物，私自擅用台庫現錢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甚至出現地方官一邊濫用科調，自辟财源，但對上供中央的租賦卻無所用心，嚴重影響了中央财政和中央租賦的正常采集。劉駿即位後，為從制度上杜絕地方州鎮截留和濫用上交中央财政的現象，開始設置台傳機構，并派禦史職掌，負責經辦地方台倉、台庫。從此，地方州郡長官若需動用台庫錢物，必須通過台傳機構的審查，對規定的地方上交中央的财政數額，一律需經台傳機構負責監督和審核，這與前代地方官員肆意擅用和截留台庫财物的情況已大為不同。同時台傳機構還有監督地方科調和監督地方征集租賦的職責。這是試圖從制度上加強中央監察地方财政，加強對入京财賦控制的重要舉措。這一制度的職能和作用在南朝不斷得到強化，到梁武帝時，更是進一步将州郡"祿米絹帛"也納入了台傳體系。
七、頒布“占山格”。魏晉以來，士族豪門兼并土地，占山護林，屢禁無效。因晉末戰亂的創傷，門閥士族遭到重創，故劉宋初期，多次下令嚴禁，确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宋文帝元嘉中後期以來，在社會逐漸安定，經濟生産也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豪強士族大肆兼并、占山護林，不許普通百姓進入的問題又頻繁出現，且越來越嚴重，當時所謂“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柴薪）無托” 。針對此問題，劉駿即位初便下诏禁止士族封山占水。 不過從十年以後的大明七年（463年）的劉駿的诏令 ，可知禁令随着時間的累計，少有成效。因此，他在下诏重申原先的禁令後，又從羊希之議，廢除壬展之科，改革山澤産權管理制度。頒布“占山格”的律文，規定官僚貴族及百姓可按品秩高低占有山澤，并要求把所占山澤數目登入赀産簿以備以此按資産的多少分等征赀稅，即“皆依定格，條上赀簿” ，自當條上赀簿，一體納稅；“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缺）少,依限占足”。 同時規定若有違反和超過限額，依律治罪。以限制當時士族封山占水而平民百姓卻無此特權的嚴重現象。私人合法取得山林産權後，山林開放成為常态，從此産權國有與私有并存，緩和了社會矛盾，進一步推動了南方的開發，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軍事
改革軍制
在禁衛武官制度上，劉駿“初置殿門及上閤屯兵”，創立直閣将軍制度。又複置了魏晉以來不設的衛尉武官制度，同時還複置了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武衛将軍、武騎常侍 ，大大強化中央禁衛軍權，被南朝各代所延續。
在軍制上，劉駿始以制局監掌控軍權。 這從制度上，正式開啟南朝寒門武人秉承皇帝旨令，掌控禁衛軍權，專典兵力之先河，進一步加強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
早在大明二年（458年），劉駿就诏令罷除軍戶 ，其任内停止了諸多基于“世兵制”之上的政策 ，漢末興起的“世兵制”從此退出了南朝的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征兵制”和“募兵制”則開始複興。
加強軍備
同時，劉駿也有意經略北方。他經常巡閱軍隊，“練莞訓旅 ”，并鑒于元嘉末年北伐慘敗的教訓，獎勵養馬，有意訓練騎兵，滋養戰馬，以加強軍備。孝建三年（456年）五月，“制荊、徐、兖、豫、雍、青、冀七州統内，家有馬一匹者，蠲複一丁”。 再次，他排除衆議，接受垣護之的建議，決定把原在東陽的青州州治前移到位于第一線的曆城與冀州并置，對北魏形成雙側壓力，此舉意義正如垣護之所言：“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曆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
合并軍鎮
孝建三年（456年），劉駿因為曆城（今山東濟南）是軍事要地，打算将青州州治由原先的東陽城移并到第一線的曆城與冀州并鎮以鞏固邊防。當時，朝中不少大臣都持反對意見，認為州治所在不宜移到第一線。這時，長期鎮守青州的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大力支持遷鎮說，劉駿遂力排衆議，下诏将青州州治由遠離前線的東陽移并到第一線的曆城與冀州并鎮。
對外作戰
劉駿在位的十二年中，在對外軍事成就上，可圈可點，以大明二年（458年）的青州之戰最為顯著，此次戰役劉宋不僅擊潰了魏軍，也收複了元嘉年間被北魏侵占的濟水北岸的失土，是劉宋自元嘉三次北伐失敗以來，對北魏取得的首場大勝。據《宋書》等記載，劉駿在位期間，除青州之戰外，另有大明四年（460年）北陰平太守楊歸子率軍在北陰平郡的孔堤擊敗北魏的記載 。可見孝武一朝的軍事較元嘉年間已有所好轉。
文化
一、建造孔廟，恢複禮樂。劉駿即位初年，就下诏說：“孔子的思想恩澤天下，周朝的維持、漢朝的興隆全依靠孔子思想。曆朝曆代，都很推崇。而我朝卻沒有祭祀。國家災難深重，奮力為國的忠勇之士，就是孔子學說教導出來的。應時刻記着孔子的恩澤，不要忘記。建造孔廟，用諸侯之禮祭祀他。 ”同時，“立明堂，造五辂” ，又使“六官修親桑之禮”，以恢複禮樂制度。大明七年（463年），又下诏：“尊奉周禮，到盛唐祭九疑，往勃海祀蓬萊，是曆朝的垂訓，前賢的遺教......可派使臣前往祭奠。” 《宋書·禮志》明确記載：“舊有充庭之制......晉江左廢絕，宋孝武大明中修複。” 在樂制上，劉駿制定了新的與漢、曹魏、西晉時的不同宗廟的樂制，即把宗廟和郊祀混為一同的宗廟樂制。針對廟享缺樂，他在新辭創制上積極完善宋代宗廟樂，其中就包括“未有樂章”的文帝章太後廟。他一方面“使尚書左丞殷淡造新哥”，一方面又将章皇太後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且規定其奏樂雖“各有義況，宜仍舊不改”。總而言之，經劉駿的經營，宋二郊樂漸次完備。
二、支持佛教，整肅沙門。在佛教政策方面，劉駿一方面支持和弘揚佛教，禮敬高僧。他即位後，遣使征高僧僧導，僧導欣然應诏，來到建康中興寺，劉駿親自出宮迎接他進京。僧導因劉駿剛剛登位，緬懷往昔，感慨萬端，悲不自勝。劉駿也是哽咽良久，僧導于瓦官寺開講《維摩诘經》，劉駿親往聽講，公卿大臣無不必集。 另一方面，劉駿統治時期，對于僧團的混亂局面，曾诏令整肅 。同時劉駿即位之初便建立僧官制度，都邑僧正釋法穎，是南朝中央級僧官的先例；利用僧官管理僧衆，實現了朝廷對佛教徒的控制，以防範僧尼幹預軍政事務。劉駿禮敬高僧，整肅佛門，對佛教的正本清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三、鼓勵文學：劉駿即位後，引導“大明詩壇”走向繁榮，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有重要的曆史地位。
民族與對外關系
各割據政權與西北、東北各族
孝建二年（455年）至大明三年（459年）四月，吐谷渾（南朝稱河南國）三次遣使進獻方物。
大明元年（457年）五月，劉駿冊封宕昌羌國首領、輔國将軍梁瑾蔥為河州刺史、宕昌王。大明四年（460年），宕昌王兩次奉表進貢。次年（461年）正月，劉駿封宕昌王梁唐之子為河州刺史。
大明三年（459年）十月，高昌北涼末代國君沮渠安周向宋進貢，劉駿冊封沮渠安周為征虜将軍、涼州刺史。 十一月，東北的肅慎國通過譯使進獻楛矢、石砮等。同月，西域使者也獻上舞馬。
大明七年（463年）六月，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柔然汗國曾遣使聯系南朝，贈以方物。
高麗、百濟與倭國
早在劉駿即位之初的元嘉三十年（453年）十一月，高麗便遣使進貢方物。終孝武一朝，高麗進貢至少五次。劉駿亦于大明七年（463年）七月進拜征東大将軍、高麗王高琏為車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明元年（457年）十一月，劉駿冊封百濟王扶餘慶（蓋鹵王）為鎮東大将軍。而倭國（日本）在大明四年（460年）曾遣使進獻方物。大明六年（462年）三月，劉駿封“倭國王世子興”為安東将軍。
東南亞
劉駿在位期間，東南亞諸國亦時來貢獻：
林邑：孝建二年（455年），林邑國派長史範龍跋進貢，劉駿任命範龍跋為揚武将軍。大明二年（458年）十二月 ，林邑王範神成又派長史範流奉表進獻金、銀器及香布等物品。
阇婆：孝建二年（455年）二月，阇婆（南朝時又稱婆皇國）遣使進獻方物。到大明三年（459年）再次入貢。
盤盤：孝建二年（455年）七月，盤盤國遣使進獻方物。
幹陁利：孝建二年（455年）八月，幹陁利國（一稱斤陀利國）國王釋婆羅（冉+阝）憐陁派其長史竺留陁進獻金銀寶器等物。
主要作品
劉駿的詩文造詣相當高，《文心雕龍·時序》稱“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明人陸時雍評價他的詩文“菁華璀璨，開靈運之先” ，清人王夫之評價劉駿的《登作樂山》說：“得之于悲壯而不疏不野，大有英雄之氣。”他的樂府詩寫得清新自然，如《丁督護歌》 “聞歡去北征，相送直渎浦。隻有淚可出，無複情可吐。” 有人說他開創了帝王寫民歌的先河。其賦亦情真意切，如《傷宣貴妃拟漢武帝李夫人賦》。
劉駿身後原有文集三十五卷傳世，今多佚失。現存的劉駿的作品，主要見于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2卷）與今人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曆史評價
蕭斌在劉駿未即位前就曾評價說：南中郎（劉駿）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複可量。
劉宏：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滞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榷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内仰道，天下知德。
薛安都曾說“我不欲負孝武”，“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
鄧琬：身南土寒士，蒙先帝（劉駿）殊恩，以愛子見托，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效。
蔡興宗在劉駿逝世後不久，認為他雖然不算“盛德主”，但也是“以道始終”的守道之君。
謝莊《世祖孝武皇帝廟歌》：帝錫二祖，長世多祜。于穆睿考，襲聖承矩。玄極弛馭，乾紐墜緒。辟我皇維，締我宋宇。刊定四海，肇構神京。複禮輯樂，散馬堕城。
沈約《宋書》：①上不欲威柄在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 ②觀大明之世，其将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③江南之為國，盛矣。……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将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
裴子野《宋略·總論》：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曆數，正位天居，聰明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奸，君人之略，幾将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彧、蔡興宗、袁顗、袁粲，禦武名将，則沈慶之、柳元景、顔師伯、宗悫、殷孝祖，或潔清以秀雅，或骁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顔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夫以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雲！
顔之推《顔氏家訓》：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李大師、李延壽《南史》：①帝，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于騎射。 ②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③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
王夫之《讀通鑒論》：①自魏、晉以來至于宋大明之世，而後權移于近臣。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皆賜爵掌中書事。前此者，權歸大臣，天子雖有所寵信而不能伸，孝武以疑忌行獨制，義恭等畏禍以苟全，于是而其法始變……魏、晉以後，流品重，世族興，而非門閥以進者，謂之幸臣……晉、宋權臣繼攘，上用一人，而下遠之也若将污己，雠之也若不兩立……奪攘之禍媒也。 ②夫子業不道，而孝武恩在人心，人未忘也。
嚴耀中：宋孝武帝是一個能以自己的政策開辟時代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有着過人的精力和才能的皇帝，他對當時大族勢力與君權在政治結構中的彼此消長起着關鍵作用，可以說南朝“寒人掌機要”之形成正是宋孝武帝一系列集權政策所導緻的。孝武帝比諸秦皇、漢武、曹操、楊堅等專制君主有着相似的出衆才能，既有勵精圖治的抱負，而又好大喜功，并且殘忍，隻是沒有他們幸運，在曆史上保留的是一個很壞的形象。這是因為一則孝武帝雖然憑手中的政權來壓抑大族，然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曆史卻大多是通過操在世家子弟手中的筆才記載下來的，所以對他的怨恨和詛咒的文字不絕于我們眼前；二則沈約的父親沈璞為劉劭賣命而被宋孝武帝所殺，而他的事迹又有仇家沈約來整理記載，隻好聽任咒罵，對孝武帝來說，這實在是個悲劇。
轶事典故
志欲中興
劉駿在讨劉劭時，曾在建康城西南的新亭修建營壘。後來平定劉劭，即位于建康，一時滿懷壯志，等再次經過新亭時，心血來潮，遂改建康“新亭”名為“中興亭”，改新亭一帶的“新亭寺”名為“中興寺”，以表達自己中興國家的願望。
親臨審訊
據載，劉駿對審理邢獄十分關心，他在登位不久就親臨聽訟。當時一般皇帝所謂的親臨聽訟，不過是在宮殿裡象征性地進行。可劉駿卻打破常規，經常穿便服到溧陽、永世等建康城以外的縣去親自參加審訊囚犯，以緻許多地方縣令都不敢怠慢邢獄審訊，唯恐出錯。
戲谑群臣
劉駿經常戲弄群臣，或根據各人的相貌安排每人的外号：
須多者統一稱之為羊；
顔師伯缺幾顆牙齒，稱他為“齴”；
黃門侍郎宗靈秀身體肥胖，朝拜起立不方便。每到君臣集會時，劉駿總是賜給他很多物品，想叫他謝恩，拜跪時翻倒在地。又在木頭上刻畫宗靈秀的父親、光祿勳宗叔獻像，送到他家廳堂正中樹立；
劉秀之吝啬，稱為“老悭”；
王玄谟是北方人，劉駿就呼其為“老伧”（伧是南方人罵北方人的專用名詞）。
就算在朝廷下發各地的公文中，劉駿也照樣寫上給朝臣取的稱謂。
劉駿還寵愛一個昆侖奴，名叫主，常常安排他在左右，讓他持杖擊打群臣，自柳元景以下都難逃毒手。
聊笑玄谟
大明元年（457年），雍州刺史王玄谟以雍州境内所統“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為由，上表請求土斷，整頓僑郡，為此侵犯了很多僑姓的豪強大族的利益。雍州境内的許多僑姓的豪強大族因不願屬籍，于是散發流言，說王玄谟打算造反，一時内外輿論沸揚。王玄谟急忙上表劉駿，向他解釋。劉駿并不相信王玄谟造反一事，并派主書吳喜前去撫慰，告訴王玄谟說：“已經是七十歲的老翁了，謀反想要得到什麼呢？（一說首句為“梁山風塵，初不介意”）你我君臣之間，足可以相互作保。姑且把這當作個笑話看吧，别整天愁眉苦臉了。”王玄谟為人嚴苛，經常一臉嚴肅，幾乎沒有笑容，當時人都說他“眉頭未曾伸”。所以，劉駿就借此事跟他開玩笑。
非常士也
北魏太武帝大舉侵宋時，劉駿鎮守彭城。當時魏軍遲遲無法攻克彭城，魏太武帝遂遣尚書李孝伯前往宋軍帳營，劉駿命長史張暢與李孝伯交涉，自己卻穿上普通士兵的軍服，在一旁觀視李孝伯。李孝伯在與張暢交涉過程中不時地看着張暢身旁穿着士兵便服的劉駿，等從宋軍帳營出來的時候，對身邊的随從說：張暢身側站着的那個風骨魁奇的人，真“非常士也”。
無禮祖父
劉駿曾于大明六年（462年）毀掉宋武帝劉裕住過的陰室，在那裡興建了玉燭殿。當時他和手下大臣一起前去觀看，舊屋床頭上還有一截土牆，牆上挂着麻葛燈籠和麻線蠅拂。侍中袁顗看後，盛贊劉裕節儉樸素的品德。劉駿沒有接話，隻是說：“老農（對劉裕的蔑稱）有這些東西，已經過于富裕了。”
人際關系
家族
妻妾
子女
皇子（二十八人）
皇女（八人）
人物争議
亂倫之事
劉駿因在一些史料上留有與生母亂倫的傳聞，而使他在曆史上的名聲一直不太好。最早關于劉駿亂倫的記載，源于北魏的官方史書，魏收所著的《魏書》載“（劉）駿淫亂無度，蒸其母路氏（意指二人的亂倫關系），穢污之聲，布于歐越”。
但對于《魏書》的記載，曆來有争議。《魏書》以北朝鮮卑族為正統，對南朝帝王極盡诋毀抹黑。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其著作《史通》中，為劉駿辯誣說：“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雲馬睿出于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 北宋司馬光亦贊同此說。南宋洪邁亦指《魏書》所載“視南北八史中，最為冗謬” 。
對此，南齊沈約所著《宋書》指劉駿因常于路太後所居顯陽殿中臨幸宮女，因停留時間過久，以緻民間謠傳其間有不可告人之事。但同時也指“宮掖事秘，莫能辨也”，并說劉駿天性好色。由于《宋書》成書于《魏書》前，一向“尤苦南國”的《魏書》可能是為進一步凸顯《宋書》指的劉駿天性好色的形象，在具體内容上進一步進行了加工和抹黑。此外，對于《宋書》指劉駿天性好色，也有觀點指出沈約的父親沈璞因曾支持劉劭弑君，而被劉駿所殺，為洩殺父之仇，沈約在《宋書》中對劉駿多有咒罵譏嘲的不敬之語，對其正面事迹一律簡寫，而對劉駿身上的帝王大多皆有的一些劣迹則刻意誇大，大書特書。 與沈約同時代的蕭子顯，就曾指出沈約在編著《宋書》中“多載孝武諸亵黩事”。劉知幾在《史通》中也說：“沈氏著書，好誣先代，于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 （另有人認為《宋書》中對劉駿頗失公允的評價和不敬之語，可能與宋明帝劉彧上台後，為證明自己一系得位的合法性有關。）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評論道：“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
此外，對于一些史料指劉駿與南郡王劉義宣諸女亂倫，并冊封其中一位為殷淑儀之事，同樣遭到後世不少史家質疑。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考異》中，認為殷淑儀為劉義宣之女并無任何江左史料作旁證。 另有說法認為殷淑儀隻是殷琰府中的家妓或婢女之類的家人，後被殷琰送給“喜好女色”“蓄養嫔媵多達千人”的劉義宣 ，劉義宣敗後才入宮 。當時劉義宣勢力強大，劉駿聽說劉義宣造反後，都做好最壞地準備讓位的打算 ，可見劉駿即位初年，地位非常不穩固，十分小心謹慎，在這種情況下，公然得罪劉義宣，強暴他的女兒，是很難理解的，幾無可能。同樣地，《宋書》《魏書》與《建康實錄》均沒有記載殷淑儀是劉義宣之女。《魏書》與《建康實錄》更沒有記錄劉駿與劉義宣諸女亂倫之事。連與劉駿有着殺父之仇，并對劉駿多有譏嘲的沈約都沒有在《宋書》記錄，一向喜好記載六朝的傳聞轶事的《建康實錄》也沒有記錄此事 ，可見此事應屬抹黑訛傳。即使記錄此事的唐人李延壽的《南史》也同時記載了殷淑儀身份的兩種說法，這說明李延壽也搞不清此事。
史料索引
主要見《宋書》卷6《孝武帝本紀》 、《南史》卷2《宋本紀中》 與《資治通鑒》“太祖文皇帝”“世祖孝武皇帝”紀 。其餘關于劉駿的記載散見《宋書》《南史》各列傳。
後世紀念
主詞條：景甯陵
景甯陵位于江蘇省南京市西善橋官山北麓。《元和郡縣圖志》：“孝武帝駿景甯陵，在（上元）縣西南四十裡岩山。”1960年5月16日至6月3日在南京西善橋官山北麓發掘一座南朝大墓，論者認為是宋孝武帝劉駿的景甯陵。
據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及其磚刻壁畫》描述：墓為長方形磚室券頂墓，方向70°，總長8.95米，寬3.1米，高3.3米，由墓道、墓室組成。墓道長1.49米，寬1.3米，高2.7米，墓道與墓室之間有墓門，已被破壞。墓室長6.85米，寬3.1米，高3.45米，墓室左右壁中部為磚刻壁畫，墓室中後部有磚砌棺床，上用四塊石闆做成兩個棺座。墓早年被盜，清理出部分遺物，其中可修複的53件，不可修複、不辨器形者十餘件。主要有青瓷瓶2件、青瓷小碗1件、滑石豬2件，及部分銅器、鐵器、陶器等。最有價值的是墓室兩側的兩幅磚刻壁畫，長2.4米，高0.8米，距底0.5米，繪的是“竹林七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