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劉厚總（1904—1952），湖南耒陽人，他是在抗日戰争期間，槍殺新四軍政委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等同志的的兇手。
劉厚總的家庭是貧苦農民。1926年，他在家鄉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農會委員，打土豪鬥地主，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幹。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他參加農民赤衛隊（後改為赤色遊擊隊），在火燒沖一帶活動比較多。那時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猖獗，敵我雙方的鬥争極為尖銳殘酷。國民黨地方武裝“挨戶團”抓住了赤衛隊便殺。赤衛隊便用紅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裡殺了劉姓、嚴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紳。随後，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了當地反動武裝力量，“圍剿”遊擊隊，僅龍塘一地就有二百餘農會會員被殺害。遊擊隊裡出了一個叛徒，當了國民黨軍隊的排副，帶領挨戶團一夜之間殺了劉厚總的堂哥劉厚林、堂弟劉厚定、劉厚存等五人。
因為劉厚總在血與火的鬥争中總是敢打敢拚，沖鋒陷陣，在耒陽是出了名的，當時當地有的群衆叫他“總老爺”，也有說他是“大殺星”下凡的。劉厚總所在的遊擊隊面對反革命的“圍剿”，經曆了極其艱苦的曆程，有起有伏，最困難的時候隻剩下七個人、兩條槍，順利的時候曾擴大到一百多人。無論人多人少，滿腦子“山大王”思想的劉厚總是要個人說了算，為所欲為，最典型的莫過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個地主的十四五歲的女兒“娶”為妻子的事。
1934年，經湘南特委批準，成立湘南赤色遊擊隊，耒陽遊擊隊編為第三大隊，歸耒陽縣委領導，劉德總為大隊長，劉厚總為大隊政治委員。1934年冬，劉向明任大隊政治委員，劉厚總任大隊長。1935年，劉厚總參加耒陽縣委，為縣委委員。劉厚總對組織上先後派劉德總、劉向明來遊擊隊擔任領導心懷不滿，認為是對他的不信任，他們也很難同他合作共事。
人物事迹
抗戰期間
七七事變後，大敵當前，實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書記王濤、特委委員兼耒陽縣委書記謝竹峰同國民黨政府耒陽縣縣長陳必聞談判，停止内戰，一緻抗日。同時，成立中共耒（陽）安（仁）中心縣委，謝竹峰任書記，劉厚總任組織部長。
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遊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營後，5月下旬，随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戲婦女、侵犯群衆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發生。約在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39年春，謝竹峰同劉厚總得到中組部的批準，挂着二等訓兵的符号，佩帶八路軍臂章從延安坐汽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伍雲甫同志。又由西安經成都、重慶、遵義、貴陽等地，到桂林新四軍辦事處，住了幾天，回到湖南。劉厚總回到耒陽後，發現“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槍支還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隊伍就地打遊擊了，便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導總隊短期學習，後在軍部擔任副官處副官。這樣的工作分配，說明新四軍幹部部門對他的實際表現是了解的，而劉厚總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對組織的不滿。他在副官處管理飼養班、木工班，工作吊兒郎當，作風流裡流氣，滿嘴粗話。
叛變投敵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縣的大康王村附近，項英在皖南事變突圍途中與劉偶然相遇。項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項并不認識劉，聽說他是副官處的，說:“好吧！那就跟我們一塊走吧。”
蜜蜂洞——劉厚總殺害項英、周子昆之地
1941年3月12日，項英一行經近兩個月的轉移和隐蔽，來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較小，僅能住下項英及劉厚總、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及他的警衛員黃誠四人。項英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夏冬青等則住在半山腰的草棚裡。3月13日淩晨，劉厚總槍殺項英和周子昆，又對黃誠打了三槍，取走他們的武器和随身攜帶的黃金、銀元、金表、鋼筆，下山向國民黨投降去了。
劉厚總先到太平縣的隔河裡找到保長。這個保長搜走他帶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殺了項英、周子昆。劉又跑到泾縣的茂林鎮，找到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的擔架連，但連長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劉又跑到旌德縣的玉屏鄉，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的特務，要求鄉公所送他到第三戰區司令部。玉屏鄉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縣政府。
縣長李協昆在一再審問後，于4月28日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等人由劉帶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為項英、周子昆的遺體和負傷的黃誠早已被轉移，隻看到洞裡留有洋燭、棋子、梳子。此時，中共泾旌太中心縣委書記洪林聽村民說劉來了，就計劃在蜜蜂洞附近擊斃這個叛徒。劉發現有人伏擊，倉皇逃到太平縣城，投奔了國民黨縣黨部。劉厚總先後被押送到在休甯縣屯溪鎮（今黃山市）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和皖南行政公署，繼續審問。
1943年冬，劉厚總被押送到重慶關入軍統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關5年。直到1948年，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才将他釋放，給一筆錢，讓他回原籍。
搖尾乞憐
1948年春，國民黨軍統局決定“開釋”劉厚總，并發給二千五百萬元，以資返籍。劉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錢。同年5月10日，向蔣介石呈上報告，厚顔無恥地拿槍殺項英的罪行去邀“功”，說：“以項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領導遊戰時，政府即曾懸賞捉他），設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響之所及，不難設想！而厚總之所貢獻于政府者，其價值如何，當亦不難估計。”“厚總因被禁有年，緻成殘體，耳、目、腳等均有重病（現正醫病），年齡老邁，六親無靠，雖蒙厚惠二千五百萬元，實不敷醫病之用，他如購買行李衣服及旅費與今後生活費用，均無着落。際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為此，不揣冒渎，披瀝上陳，懇乞憫其投誠之愚衷，恩準另發救濟費（或作獎金，厚總自當登報道謝）若幹，以延蟻命，借昭激勵。并懇發給自首證書……和護照，俾便返籍，免緻當地政府發（生）誤會，無任感禱。”呈文署名劉厚總，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為劉雄”；呈文又說：“批谕交局本部重慶看守所所長張鹄轉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同國民黨反動派懷有深仇大恨，率領耒陽紅軍遊擊隊敢打敢拚、英雄殺敵的“山大王”劉厚總，此時則早已成為跪倒在國民黨反動派面前搖尾乞憐，隻求“以延蟻命”的不齒于人類的狗尿堆。
被捕處決
1949年5月，九江處于解放前線，非安身之地。于是，劉就去江西新餘縣的一個湖南老鄉開的興記鹽鋪當管賬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餘縣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大清早起來就急忙召集十幾名公安人員開會，宣布對住在城西興記鹽鋪的賬房先生立即逮捕。原來，新餘縣公安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時，黃到城西興記鹽鋪核查，感到管賬先生好面熟，經反複盤問，發現賬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問話前後矛盾，這引起黃的高度警惕。黃覺得此人像自己當年在新四軍裡給周子昆副參謀長當警衛員時見過的劉厚總。
陳毅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後，當天給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指示公安政法部門盡快結案，處決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