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半農(1891.5.29～1934.7.14)劉半農，原名壽彭，後改名複，初字半侬，時用瓣秾，後改字半農，号曲庵。江蘇汀陰人，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1911年曾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後在上海以向鴛鴦蝴蝶派報刊投稿為生。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積極投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内語言學專獎。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
1926年出版了詩集《揚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後，魯迅曾在《青年界》上發表《憶劉半農君》一文表示悼念。
生平
1891年5月27日,他出生于江蘇江陰西橫街。父親劉寶珊,曾中過秀才,後與人創辦江陰最早的小學翰墨林小學。1905年,17歲的劉半農從翰墨林小學畢業,以江陰考生第—名的成績考取由八縣聯辦的常州府中學堂。同期錄取的還有後來蜚聲海内外的國學大師錢穆。劉半農天資聰穎,每次考試各科成績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學監(校長)屠元博的喜愛。
—次,劉半農到屠家拜訪,偶然結識了屠父屠敬山。屠敬山是遠近聞名的史學家,交談中,屠敬山發現這個少年學子才識雙全,可堪造就,于是破例将他收為弟子,此事在當地—時傳為佳話。槍打出頭鳥,出于嫉妒,有人說他好鑽營取巧,這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他沒有理睬别人的造謠,決心用實力證明自己。不久機會就來了。
—次,知府到學堂視察,臨時出了一道命題作文,想考察—下學生的成績。結果劉半農又以第一名的成績再奪花魁,并得到知府親自嘉獎。這樣一來,連原先嫉妒他的人也心服口服。剛入常州府中學堂第一年,劉半農每次考試幾乎都名列第一,被學校“列入最優等”。一時聲名大噪。錢穆晚年回憶說:“不三月,壽彭連中三元,同學争以一識劉壽彭為榮。”就這樣,劉半農才子的名聲一下子傳開了。
1910年6月,中學還沒有畢業,劉半農就與未婚妻朱惠結婚了。劉半農與朱惠的結合,很有些傳奇色彩。
劉半農的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逢年過節經常到離家不遠的一處小庵堂裡燒香拜佛,時間一久,就與令阱株拜佛的朱家女人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劉半農11歲那年,母親帶他到庵堂裡燒香,碰巧朱家女人也帶着自己的兩個女兒來庵裡玩。這次見面讓雙方有了意外的驚喜。
11歲的劉半農相貌端正,聰明靈活,朱家女人看了滿心歡喜,便萌生了将長女許配給他為妻的念頭。巧的是劉半農的母親也相中了朱家的長女朱惠。朱惠比劉半農大3歲,14歲的朱惠已經出落成—個亭亭玉立的美麗少女。劉半農的母親對朱家長女十分喜歡,回家就把朱家意思與丈夫說了,丈夫極力反對,認為朱家與劉家門不當戶不對,便以女方年長兒子3歲為由拒絕了。
朱家卻認準了這門親事,誠懇地說,如果嫌老大大了,就把老二許配劉家。話說到這個地步,劉家便答應了這門親事。然而好景不長,不久,朱家二女兒竟患病去世了,劉家很歎息了一陣子。本來這門親事算黃了,但朱家又提出把老大許配給劉家,劉半農的父親被對方的誠意感動了,最終同意了這門親事。
那個時代的習俗,男女雙方訂婚後很少見面。劉半農卻不管這個規矩。早在庵堂裡他就悄悄地喜歡上了朱家的長女,隻是當時礙着舊俗不好表現出來。現在訂婚了,就不必顧忌了,一有機會就悄悄地往朱家跑。—次,朱惠在井台上打水,無意中露出長裙下的一雙用紅布裹着的三寸金蓮,看着心上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樣子,他很是心痛。回家後堅決反對未婚妻纏腳,經不住他的軟磨硬纏,後來兩家達成一個折中的協議,白天朱惠繼續纏腳,晚上就悄悄放開。劉半農的體貼深深地打動了少女的心,兩人感情也一天天加深。
劉半農到常州府學堂讀書後,考慮到家務事多,父母便将朱惠接到家中做了童養媳,,畢業前—年,母親突然犯,為了沖喜,家人讓兩人匆忙結了婚。婚後,朱惠吃苦耐勞,由于過度勞累,先後兩次流産,父親極為不滿,為了劉家香火,父親決定為兒子納妾。此刻接受新思潮影響的劉半農,對父親的決定十分反感,為了避免正面沖突,他悄悄地把妻子帶到上海。1916,他們第一個女兒出生了,考慮到家鄉重男輕女的觀念,女兒劉小惠一直女扮男裝,直到1920年出國前才恢複了女兒身。
中學肄業的北大教授
在常州府學堂畢業前一年,出于對學校保守的教育體制的不滿和失望,劉半農做出了—個驚世駭俗的決定,放棄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從學校退學。
劉半農的退學在家鄉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僅父親大為震驚,家鄉人也議論紛紛。劉半農決定離開家鄉到外地發展。1912,劉半農隻身前往上海,經朋友介紹,在時事新報和中華書局謀到了一份編輯工作,并業餘在在《小說月報》、《時事新報》、《中華小說界》和《禮拜六》周刊上發表譯作和小說。
為了迎合讀者口味,他給自己起了幾個豔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範瑞奴等,而用的最多的筆名就是半侬。由于國文功底好,悟性高,再加上勤奮和才情,劉半農很快成為上海灘文壇上一個十分活躍的小說新秀,擁有了—批讀者。
5年時間發表了四十多篇豔情小說,内容包括言情、警世、偵探、滑稽、社會等等有閑階級閱讀的消遣小說,如《失魂藥》、《最後之跳舞》等等,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小說月報》、《小說大觀》、《禮拜六》等雜志上,受到許多讀者的追捧。蘇雪林晚年回憶說:“半侬的小說我僅拜讀過三數篇,隻覺得滑稽突梯,令認絕倒。”
經過幾年奮鬥,劉半農在上海灘聲名鵲起,被人稱為“江陰才子”、“文壇魁首”,他已經可以靠着每月幾十元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約他寫稿的雜志越來越多,就連赫赫有名的報人和小說家嚴獨鶴都來向他組稿,劉半農終于用一支筆為自己闖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劉半農從上海返回江陰,一方面在家中賦閑,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由于沒有固定收入;隻好靠變賣家中物品度日,經常窮得揭不開鍋,最困難的時候連貓食都無錢購買,妻子不得不經常到娘家去借貸。就在一家人貧困潦倒的時候,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寄來的聘書,正式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
—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突然接到全國最高學府的聘書,不僅妻子難以相信,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隻有弟弟劉天華相信,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華,相信以哥哥的天資早晚會出人頭地,做出一番大事,現在機會終于來了。開始劉半農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怎麼也不相信這樣一步登天的好事會落到他的頭上;想了半天才想到不久前在上海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一次難忘的會面,現在看來一切都是那次會面時的結果。
事實正是如此,那次會面,陳獨秀慧眼識珠,不僅看出劉半農身上的銳氣,更看出他是—個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這樣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選人才的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薦。就這樣,—個藉藉無名的連中學都未畢業的鄉村年—個鯉魚躍龍門,跨入了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随着一紙聘書,劉半農這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這個全國最為顯赫的高等學府。同時執教的還有錢玄同、周作人、胡适等人。最初他教授詩歌、小說、文法概論和文典編纂法等。
雖然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好在他國學功底并不遜于他人,而且又長于寫作,閱讀廣泛,上課又認真準備,不久就站穩了腳跟,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來了一個中學肄業的國文教授劉半農。《新青年》雜志演“雙簧”一個偶然的機會,醉心于通俗小說創作的劉半農在《新青年》雜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學改良刍議》,大受震動,決定與舊文學決裂;投向新文學。1918起,劉半農開始向《新青年》雜志投稿,表達自己文學改革的願望。
署名時斟酌再三,覺得自己以前用那種香豔媚俗的筆名“半侬”十分可恥,毅然去掉了偏旁,改為“半農”,以示與過去決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應用文之教授》一文時,正式署名“半農”,從此“半農”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進入北大後,劉半農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僅在《新青年》雜志上寫寫文章。他覺得還不過瘾,他希望與複古派守舊派來一次徹底的對庸人自憂決;給他們迎頭痛擊。迎頭痛擊。在上海時他曾進過劇團做過編劇,所以他首先想到了雙簧戲。覺得這是—個十分理想的形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好友錢玄同。錢玄同和他—樣,也是個大炮筒子性格;曾經罵“桐緘巨子”和“選學名家”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
由于兩人性情相近,在教授圈子裡—向過從甚密,無話不談。劉半農提議兩人合演一曲雙簧戲,—個扮演頑固的複古分子,封建文化的守舊者,一個粉演新文化的革命者。以記者身份對他進行逐—駁斥。用這種雙簧戲的形式馬正反兩個陣營的觀點都亮出來,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一開始,錢玄同覺得主意雖不錯,但手法有些不入流,不願參加。但劉半農堅持說,非常時期隻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達到目的。經他反複動員,最後錢玄同才同意與他—起演一出雙簧戲。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的公開信《給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的,全信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魯迅對此也持肯定的态度。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戲影響之大。
劉半農導演的這出雙簧戲已經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插曲。關于劉半農對新文化的貢獻,蘇雪林認為:“雖不足與陳、胡方駕,卻可與二周并驅。事實上,他對新文學所盡的氣力,比之魯迅兄弟隻有多,不會少。”作為新青年的健将劉半農對新文學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這樣的評價,就未免過譽了。
發奮讀博士
劉半農到北大後,自知資曆淺,所以十分勤奮,講課很受學生歡迎,創作也十分活躍,但在北大這個學院派占統治地位的地方,像他這樣—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大學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視為“下裡巴人”,對他能否勝任教學工作常常表示懷疑。—次在《新青年》編委組成人選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選的學曆問題,這地劉半農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同時,劉半農在上海灘染上的才子氣,包括衣着打粉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魯迅後來在《憶劉半農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評他的為人,是膚淺。”“但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
人說憤怒出詩人,對于劉半農則是發奮讀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劉半農考上了公費赴英留學的資格。1920年2月7日攜夫人朱惠和女兒小蕙自上海啟程,乘坐日本貨輪“貿茂丸”赴英留學。
當時倫敦生活費昂貴,一家三口僅靠他一個人的薪水生活十分拮據。半年後,又生下一對龍鳳胎,劉半農因地取名,把“倫敦”一拆為二,男孩先生名育倫,女孩後生名育敦。家裡又多了兩張嘴,經濟壓力更大了,窮得連搖籃都買不起,隻好把從國内帶去的柳條包拆成兩截,做成兩個簡易的搖籃。窮則思變,聽朋友說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書豐富,生活費用也比英國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遷居法國,轉入巴黎大學學習。
巴黎的生活費雖比倫敦便宜,但對—個僅靠薪水養活五口之家的人來說也是非常不易。在給友人信中,劉半農這樣寫道:“我近來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鬧的是斷炊!……留學費也欠了數月不發……我身間有幾個錢,便買隻面包吃吃,沒了便算。”
劉半農出國那年，已經三十歲，帶着妻子女兒，在國外靠一個人的公費過日子，苦得不成樣子。戰後的歐洲十分蕭條，通貨膨脹，貨币不停地貶值，那點可憐的公費到留學生手上，早就三錢不值兩錢。楊步偉在自傳中，記述大家分手時，特地拍了一張全家福作為紀念，大家坐在地闆上，都伸出手來，做出乞讨狀，以記錄當時的窮困。
劉半農女兒那時候隻有十歲多一些，已經是在街上買便宜貨的好手，關于這一段生活的描寫，可惜在劉半農的文章中見不到。劉半農到倫敦後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創作了一首題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詩。這首詩很快便被同在倫敦留學的趙元任譜成歌曲，随後在國内傳唱開來，流行至今。有人說，《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寫給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認為，"她"字在這裡代表的是中國，這首詩應該是劉半農在異國他鄉思念祖國家鄉的心聲。
《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劉半家所首創。漢字中之“他”本無男女之分，因此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或自行創作文學作品，均感不便。初時，人們以“伊”字作為女性之“他”，如魯迅早期小說《阿q正傳》、《祝福》等，均用“伊”字來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與“伊”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來仍有不少麻煩，劉半農考慮及此，反複琢磨，乃首創“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後來得到社會認可，“她”字到處通行，并載入了字典。
後來揚名于國内的許多大教授，當時在國外苦讀，都是苦得不堪回首。像陳寅恪，像徐悲鴻。談中國曆史的時候，常常會說當年紅軍爬雪山過草地不容易，其實中國的讀書人，也怪可憐的。好在曆史還是願意給人良好的回報。劉半農在巴黎學的是“語音實驗”，這是一門全新的學科，多少含有一點高科技成分，起碼當時是這樣。
中國的語音學研究方面，劉半農做出過極其突出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很容易默默無聞，很多人或許知道，劉半農發明了“它”和“她”這兩個常用字，但是對于語音的摸索和實驗，一般都不太明白。事實上，在這方面，他的研究卓有成效，還是在法國的時候，他就經巴黎大學語音學院院長提名，成為巴黎語音學會會員，他的博士論文《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伏爾内語言學專獎”，是由《法國最高文藝學院公報》宣布的。
劉半農從法國學成歸國,受到北大熱烈歡迎。在蔡元培的關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語音實驗室。他制訂了一個宏大的計劃,決定完成一中《四聲新譜》、一部《中國大字典》和一部《中國方言地圖》。
劉半農回國後的愛國主義表現是具體的，體現在他對中國西北文物的保護方面。而劉半農對于西北文物的接觸，應該始自留學歐洲時，大概也是受了蔡元培的影響。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期間順便調查了各國所藏中國西北文物，正在倫敦學習的劉半農陪同蔡元培調查了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物。
蔡元培1921年5月10日的日記中記錄道："午前攜劉君半農、傅君孟真(即傅斯年)往觀不列颠博物院，訪齊勒君，見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寫本。"1921年夏，劉半農轉學到法國巴黎大學和法蘭西學院，1925年3月17日通過答辯後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主考官中包括伯希和與馬伯樂這兩位被我們稱為敦煌學家的漢學大師。劉半農在巴黎學習期間，還利用業餘時間抄錄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104件，輯成中國敦煌學發展史上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敦煌掇瑣》，回國後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初，美國哈佛大學派遣華爾納率隊進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個西魏石窟(今編285窟)的壁畫全部剝離轉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沈兼士、馬叔平等教授為了監視并暗中阻撓美國人的活動，派陳萬裡參加考察隊。考察隊西行後，沈兼士給即将回國的劉半農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及這件事，但并沒有說清楚。
劉半農在到達上海前夕，從輪船上給好友周作人寫的一封信中發表意見說："若說我們中國人野蠻不開化，在這不能保存古物的一點上，卻正可以當之而無愧！離巴黎前得兼士來信，說有個美國人要到新疆開掘古物，北大也派陳萬裡先生同去。當真！這已是中國學術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試問新疆是中國的土地，美國人豈能自由開掘！若換作美國土地上有什麼一宗古物發現了，我們中國人能不能去開掘？"劉半農雖然不清楚北京大學派陳萬裡參加考察隊的内情，但他在信中說的話已反映出他堅決反對外國人到中國西北考古的态度。好在由于陳萬裡等人的暗中阻止，哈佛大學的這次敦煌考察以失敗而告終。
監督斯文·赫定
劉半農回國後繼續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從此也開始了他保護西北文物的事業。1926年底，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華與北京政府協商，想獲準去中國西北進行他的第五次中亞考察。劉半農等人聞訊後，立即組織起來，聯絡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在京十餘機構，于1927年春創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章程》中寫到："本會以保存國境内所有之材料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術品及其他科學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為範圍"。考察史實，可以知道這個由北京學術界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所确定的近期目标是抵制斯文·赫定的單獨考察。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成立後，立即委派骨幹劉半農、翁文灏和馬叔平三人與斯文·赫定接洽談判，反對他單獨去西北進行考察，力争将這次考察置于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控制之下。在談判過程中，劉半農出力最多，按照徐炳昶在《徐旭生西遊日記》中的話說："這個時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學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國西北部繼續他從前數次所作底考查，來商議合作辦法；我們的協會就派人同他交涉。折沖最多者為劉複博士。協商十餘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訂立合作辦法十九條。協會接受赫定博士的補助，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
根據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簽訂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規定，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監察并指揮該團進行的一切活動。随後劉半農被任命為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常務理事，即最高負責人，從1927年起遙控着考察團的進程，直到他去世為止。
控制安得思
1922年至1925年，由探險家安得思率領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在蒙古高原上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古生物學發掘，在世界上首次挖出了恐龍蛋。1928年4月12日，安得思又秘密率領第四次中亞考察團赴蒙古高原挖掘。就在他們考察期間，中國誕生了另外兩個保護古物的組織，即官方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和非官方的文物維護會。古物保管委員會于1928年4月在南京成立，行使全國最高文物考古管理行政職能，聘劉半農等19人為委員。
文物維護會是1928年6月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出關外時劉半農等人在北京組織的一個臨時性文物保護組織，劉半農任主席。文物維護會首先于1928年8月向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發難，他們一邊在北平的報刊上發動輿論攻勢，一邊函請察哈爾省政府在張家口扣留安得思的古物搜集品，迫使安得思與文物維護會談判。
1928年9月，以馬叔平為主任委員、劉半農和翁文灏為委員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在北海團城設立，也加入到談判中來。中、美雙方談判六周後，于1928年10月20日達成《處置安得思先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在蒙古所采标本之辦法》，由安得思和馬叔平、劉半農在北平協和醫學校簽字生效，安得思被迫将一半搜集品留在了中國。
1929年1月，安得思的代表去團城與劉半農、馬叔平、翁文灏三人就組建第五次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一事進行談判。劉半農等拟定出《中華民國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員會與美國紐約自然曆史博物館中亞古生物考察團協定草案》，遭美方拒絕。安得思返回美國後，四處著文講演，煽風點火，慫恿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古物保管委員會，想借助國際輿論迫使中國有關方面讓步。
1929年夏，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與中國駐美公使伍朝樞就此事在華盛頓進行協商，伍朝樞轉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王正廷等人頂不住外交壓力，竟也呼籲古物保管委員會放寬限制，甚至還親自到北平來勸說劉半農等人。王正廷的要求當然受到了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抵制，最後是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讓步，安得思和馬叔平于1930年3月23日在團城簽署了協定草案，由中方掌握了這次考察的控制權。
阻止雪鐵龍與斯坦因
1929年，法國雪鐵龍汽車公司資助探險家哈特組建"雪鐵龍橫穿亞洲考察隊"，計劃分西、東兩隊同時并進，在中國新疆喀什噶爾會師後，在塔裡木盆地進行大規模的考古學發掘。據哈特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發表的《橫穿亞洲考察隊起程》一文中說："巴黎吉美博物館館長哈金先生将指導我們的考古學研究，他希望能為将來更詳細的調查工作打好基礎，為的是調查叙利亞、伊拉克的古代遺址，特别是中國突厥斯坦(新疆省)的佛教寺廟遺址。
他将沿着勒考克、斯坦因、斯文·赫定和安得思的足迹，揭示長期埋藏在中國沙漠之下的文明，提供新的事實和特征。"可以肯定，假如這次考察計劃得逞，新疆文物難免再一次大浩劫。
為了征得中國政府的同意，哈特于1929年派遣蔔安到北平活動，并組建東隊。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聞訊後立即與蔔安接洽，雙方經過談判，商定在1930年以中方控制的"一九學術考查團"旗号進行考察，因而簽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一九學術考查團與法國代表蔔安訂定合作辦法》。雪鐵龍橫穿亞洲考察隊實際上推遲到1931年才進行。
在這段空隙，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于1930年4月底秘密潛入南京，從王正廷手中騙得一份旅行護照，準備繞過各文物保護組織，從印度入中國西北進行他的第四次中亞考察。劉半農等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聞訊後，于5月21日、12月27日兩次呈文國民政府，要求阻止斯坦因單獨考古，于12月21日向資助斯坦因考察的哈佛大學和大英博物院散發《關于奧萊爾·斯坦因爵士在中國突厥斯坦(新疆省)進行考古學考察的聲明書》，最終導緻斯坦因于1931年被國民政府驅逐出境。
雪鐵龍橫穿亞洲考察隊東隊(中國仍稱"一九學術考查團")于1931年5月17日離開張家口，6月1日便發生了蔔安毆打中方隊員郝景盛的惡性事件。随後郝景盛等中國隊員憤而退出，折回北平後在《大公報》上披露蔔安劣迹。包括劉半農在内的古物保管委員會遂在團城連續召開數次會議，決定請國民政府取消這次考察，并嚴懲蔔安。
在此期間，劉半農還于6月18日電請其餘中方隊員立即退出中法考察團。6月22日，法國駐華公使館參贊韓德威出面為蔔安的行為辯解，憤怒的劉半農當日寫下《質問法使館參贊韓德威先生》一文，怒斥蔔安。在舉國抗議聲中，國民政府于7月下旬宣布取消考察，但在王正廷的要求下，不久又同意西隊從新疆入境。劉半農聞訊後感慨萬分，于8月7日寫了一篇題為《介紹黃種巡察團》的文章，對"國府又根據王外長的報告，将原議撤消，而許該隊的西來一部分通過中國"的做法表示抗議。最終，雪鐵龍橫穿亞洲考察隊沒有實現在塔裡木盆地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的計劃。
劉半農之死
斯文·赫定是第一位同意與中國學術界合作的西方探險家，并且在合作過程中平等對待中國科學家，最終赢得了劉半農和整個中國學術界對他的諒解，雙方的關系逐漸由相互敵視轉為相互尊敬。而劉半農的死，竟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他對斯文·赫定的尊敬。
1935年2月19日是斯文·赫定的七十大壽，瑞典皇家地理學會計劃出版紀念文集，向劉半農約稿。劉半農出于對斯文·赫定的尊敬，從1934年5月起就開始着手寫祝壽文章。據劉半農1934年5月16日日記載："下午到研究所，白滌洲為餘邀來輔大甘籍學生十數人，拟研究其聲調，備作為論文，以應瑞典地理人類學會之請，刊入赫定七十生辰紀念冊。"後來劉半農決定再寫一篇有關北平、綏遠沿線方言聲調的論文，為斯文·赫定祝壽。
為了寫這篇文章，劉半農于1934年6月19日攜白滌洲等助手離開北平，前往内蒙古等地實地調查方言音調和聲調。但在考察途中，劉半農遭到昆蟲的叮咬，不幸傳染上緻命的回歸熱。他于1934年7月10日抱病提前返回北平後，又被庸醫誤診，7月14日才入北平協和醫院，當日下午便與世長辭，年僅43歲，葬于北平西郊香山玉皇頂南崗。劉半農去世後，斯文·赫定曾專程前往劉家吊唁，将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紀念郵票贈送給遺屬，以示紀念。
就在劉半農去世的兩個多月前，他還盤算着将來去敦煌從事考古工作。他在1934年4月23日日記中寫道："晚，馬叔平宴甘肅省政府委員張君于東興樓，招往作陪。張言，敦煌石窟已發者首二窟，尚有第三窟埋土中，候時局稍安，省政府拟設法開發，欲得北平學術界合作。餘言此事果成，餘雖事忙，亦必抽暇一往。"可惜天不假年。
劉半農身為名作家名教授,許多報紙都以能刊登他的作品為榮。一次,老友成舍吾見面時抱怨他很久不給他的報刊寫文章。劉半農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寫的者隰罵人的,你敢登嗎?成舍吾說,隻要你敢寫我就敢登。劉半農就真的寫了一篇諷刺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的文章《南無阿彌陀佛戴傳賢》,文章諷刺戴傳賢隻念佛不做事。《世界日報》收到就發了,戴傳賢看到後大為光火,他不敢拿劉半農出氣,隻好拿報紙開刀,結果報停刊3天。
劉半農去世前最“出格”的舉動,就是采訪名妓賽金花。堂堂的北大名教授去采訪—個名聲不佳的妓女,這樣的事情也隻有劉半農做得出來。早在幾年前,劉半農就從報上了解了有關賽金花的事迹,但衆說紛纭,蒙在她身上的迷霧一直讓人不辨真假,有人把她說成“民族英雄”,有人認為她就是一個出賣肉體和靈魂的妓女。
劉半農覺得她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傳奇人物,應該趁她活着的調查清楚,揭開事情真相。于是便帶着自己的得意門生商鴻逵前禦評居仁裡的“江西魏寓”親自采訪。風燭殘年的賽金花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劉半農會來采訪她這樣的人,非常激動,決定接受采訪,公開講述自己的生平事迹。通過多次采訪,結合研究曆史,劉半農基本拂去了蒙在她身上的曆史迷霧。劉半農采訪名妓賽金花的事件再次引起了轟動,賽金花一時又成了社會熱門話題。投桃報李,劉半農去世後,賽金花一襲黑衣專門前往追悼,一時傳為奇談。劉半農去世後,《賽金花》才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
簡約年表
1917年到北京大學任法科預科教授，并參與《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積極役身文學革命，反對文自文，提倡白話文。
1920年到英國倫敦大學的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1921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
1925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所著《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法國康士坦丁·伏爾内語言學專獎。
1925年秋回國，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講授語音學。
1926年出版了詩集《揚鞭集》和《瓦釜集》。
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後，魯迅曾在《青年界》上發表《憶劉半農君》一文表示悼念。
劉氏兄弟
劉氏兄弟是指劉半農、劉天華、劉北茂三兄弟。"劉氏兄弟故居"坐落在江陰澄江鎮西橫街49号，現已改為劉氏兄弟紀念館，二進六間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末建築，距今約有150多年。紀念館分為六間展室，它們展示劉氏三兄弟生平起居的情況及大量手稿、實物。1985年10月江陰市政府公布為江陰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劉半農（1891-1934），名複，原名壽彭，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教育家。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劉天華（1895-1932）原名壽椿，半農二弟，中國現代民族音樂事業的開拓者，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中國現代民族音樂的一代宗師。他在我國音樂史上第一個沿用西方五線譜記錄整理民間音樂，大膽借鑒“西樂”改進國樂。他不僅創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鳥語》、《光明行》等不朽名曲，而且他是我國現代音樂史上專業二胡學派的奠基人，第一次把二胡、琵琶等民族樂器納入高等音樂教育課程。他是民族樂器的革新者，将傳統的二胡三把位延伸到五把位，使二胡的表現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将琵琶的四相十品改革成六相十八品半，使琵琶成為世界通用的音律十二平均律樂器。賦予這兩件古老的民族樂器以新的生命。
劉北茂（1903-1981）原名壽慈，半農三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是劉天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他一生創作了《漢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獨奏曲和大量練習曲，是我國現代音樂史上一位多産的作曲家，被譽為“民族音樂大師”。
從“五四”時期到八十年代長達60多年的曆史跨度中，劉氏三兄弟前赴後繼，不斷追求進步，以科學求實的精神，為弘揚和發展祖國民族文化嘔心瀝血，體現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高尚品德。他們的不朽業績赢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被譽為江陰劉氏“三傑”。
魯迅與劉半農誤會始末
魯迅與劉半農分别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将與幹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是，一些誤會影響了他們的感情，阻礙了進一步交往。了解這些誤會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可以反映出這兩位文化名人思想和生活的一個側面。
“我最懶于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
1918年2月10日，舊曆除夕，劉半農第一次赴魯迅寓所——S（紹興）會館拜訪周家兄弟。這天，《魯迅日記》裡第一次出現了劉半農的名字。一個月後，劉半農發表《丁巳除夕》詩，提到在北方度過第一個除夕夜的情景：
除夕是尋常事，做詩為什麼？不當它除夕，當作平常日子過。這天我在紹興縣館裡，館裡大樹頗多。風來樹動，聲如大海生波。靜聽風聲，把長夜消磨。主人周氏兄弟，與我談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夜已深，辭别進城。滿街車馬紛擾，遠遠近近，多爆竹聲。此時誰最閑适？地上隻一個我，天上三五寒星。
除夕前，劉半農與陳獨秀、李大钊等相約寫同題詩，在《新青年》上發表。因已到除夕，所以，周氏兄弟說“今年已盡，這等事，待來年”。
此後，劉半農與魯迅交往日益密切。他與錢玄同一起，為《新青年》向魯迅頻頻約稿，催促魯迅寫了《狂人日記》等；劉半農寫《辟＜靈學叢志＞》，反對“丹田”謬說，魯迅寫了《我之節烈觀》，與之呼應；1918年夏天，劉半農回江陰一個月，還給魯迅寫了兩封信；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當天，劉半農往訪魯迅，魯迅在日記裡寫道：“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劉半農離開中國去歐洲留學前，還與魯迅商量合編《世界新文學叢書》。
劉半農到英國留學後，生活上陷入了困境，顧不上給國内的朋友一一寫信，隻在幾個月後給魯迅寄了一張明信片。對此，魯迅是有感覺的，他後來在《憶劉半農君》裡談到自己與劉半農的矛盾起因時說：“我最懶于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這次“疏遠”是兩人誤會開始。
“半農頗不高興了”
1925年秋天，劉半農回國後，與魯迅很少交往，但仍是朋友。
這年12月23日，劉半農作《讀＜海上花列傳＞》，提到魯迅對這本書的評價：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将這書看做一部重要的作品，這在魯迅先生嚴峻的批評中，已可算得推崇備至的了。1926年初，劉半農寫《奉答陳通伯先生兼容SSS君及其前輩》，批評陳源（西滢）；2月1日，魯迅寫了《不是信》，與劉半農呼應。
1926年春天，劉半農為重印《何典》，請魯迅寫序。魯迅在短序中說：
我看了樣本，以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于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于翻筋頭，吓得“子曰店”的老闆昏厥過去；但到站直之後，究竟都還是長衫朋友。不過這一個筋鬥，在那時，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難違舊友的面情，又該動手。應酬不免，圓滑有方，隻作短文，庶無大過雲爾。
序寫完後，魯迅連夜又寫了《為半農題記＜何典＞後》，其中說：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将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
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麼？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滢（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這段話頗有批評的意思，如說“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氣悶”等，影響了兩人的感情。書6月出版後，因收入魯迅寫的文字，劉半農送了一本《何典》給魯迅，但沒有題簽。魯迅知道劉半農不高興了。劉半農去世後，魯迅寫《憶劉半農君》說，這批評使“半農頗不高興了”。
魯迅不滿意劉半農的校點，還見之于他針對川島校點《遊仙窟》說的話：“至于書頭上附印無聊之校勘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萬不可學者也。”
這是兩人的第二次誤會，芥蒂加深了，但并未撕破臉面，仍保持朋友關系。
《瓦釜集》出版後，劉半農寄了一冊贈魯迅。他不計前嫌，在扉頁上用墨筆題字：“豫才我兄賜正。”魯迅收到後，在當天日記裡記下。
1926年6月中旬，成舍我請劉半農擔任《世界日報?副刊》主編。6月17日下午，劉半農訪江陰老鄉李小峰，遇到魯迅。次日晚，劉半農專門訪魯迅，請他為自己即将主編的副刊寫稿，得到魯迅的同意。6月24日，魯迅複信給劉半農，同意從第二天起撰寫《馬上日記》。魯迅的《馬上日記》連續刊登在7月5日、8日、10日、12日《世界日報?副刊》上。魯迅寫《馬上日記》後，兩人交往密切。7月27日劉半農将剛印好的《茶花女》和《揚鞭集》各一本寄贈魯迅，用墨筆題“迅兄教正複”五字。
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927年1月10日，在廣州的魯迅給未名社的韋素園（漱園）寫信說：“《墳》想已出，應送之處，開出一單附上。”這個送書的名單，即張鳳舉、徐耀辰（祖正）、劉半農三人。這是對劉半農送書給他的回報。劉半農離開《世界日報?副刊》後，和去了南方的魯迅交往又疏遠了。魯迅對于劉半農編輯《語絲》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滿，于7月17日給章廷謙寫信說：
半農不準《語絲》發行，實在可怕，不知道他何從得到這樣的權力的。我前幾天見他删節Hdgo文的案語（登《莽原》11期），就覺得他“狄克推多”得駭人，不料更甚了。《語絲》若停，實在可惜，但有什麼法子呢？北新内部已經魚爛，如徐志摩陳什麼（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台之争，都是坍台之征。
劉半農不知魯迅的批評，仍與瑞典學人斯文赫定商議，拟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請台靜農緻書魯迅。9月25日，魯迅給台靜農寫信，予以婉拒：“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緻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語絲》在北京被張作霖禁止後，李小峰請魯迅在上海編輯《語絲》。
1928年2月27日，劉半農在《語絲》4卷9期上發表“雜覽之十六”《林則徐照會英吉利國王公文》。劉半農在按語中說，林則徐被英人俘虜，“明正典刑，在印度舁屍遊街”。這是他搞錯了。事實上，林則徐被罷職後，發配新疆伊犁充軍，1850年病逝。
4月2日，魯迅在《語絲》4卷14期上刊登了讀者洛卿的來信，指出了這個錯誤。一年後，魯迅于1929年12月22日寫文章談劉半農不來稿的原因：“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
這是魯迅和劉半農的第三次鬧誤會。
“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
還有一回關于《語絲》的不快活。這次誤會後，兩人關系進入低谷，可從以下幾事看出：
一是1928年8月4日晚，李小峰及夫人在上海萬雲樓請客，客人有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劉半農、沈尹默、郁達夫、張友松、林語堂及夫人。魯迅和劉半農不期相遇，已無話可談。一個星期後，魯迅給章廷謙寫信說：
沈劉兩公，已在小峰請客席上見過，并不談起什麼。我總覺得我也許有病，神經過敏；所以凡看一件事，雖然對方說是全都打開了，而我往往還以為必有什麼東西在手巾或袖子裡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豈不哀哉。
“沈劉兩公”，指沈尹默、劉半農。劉半農去世後，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還提到這次會面：“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回面，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
二是1928年9月19日，魯迅給章廷謙寫信，談到劉半農：
學校諸要人已見昨報，百年長文，半農長豫，傅斯年白眉初長師範，此在我輩視之，都所謂随便都好者也。玄伯欲“拉”，“因有民衆”之說，聽來殊為可駭，然則倘“無”，則不“拉”矣。嗟乎，無民衆則将餓死，有民衆則将拉死，民衆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半農長豫”指傳說中劉半農要任山西教育廳長。1930年4月28日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劉半農為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魯迅先已風聞，3月21日夜給章廷謙寫信說：
半農玄同之拜帥，不知尚有幾何時？有槍的也和有筆的一樣，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約又阻礙了。
三是1930年2月22日，魯迅給章廷謙寫信，說自己為什麼不回北京教書的原因：
疑古和半農，還在北平逢人便即宣傳，說我在上海發了瘋，這和林語堂大約也有些關系。
1932年11月20日，魯迅到北平探望母親。這次，劉半農打算去看魯迅，後被别人勸阻了。對此，魯迅在劉半農去世後寫文章說：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吓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1932年冬，劉半農選新詩26首，集成《初期白話詩稿》，其中就有魯迅的詩兩首：《他們的花園》、《人與時》。次年3月1日，劉半農請台靜農轉寄《初期白話詩稿》5本給魯迅。魯迅在日記裡說：“得靜農情并《初期白話詩稿》五本，半農所贈。”
“我也漸漸的更将他忘卻”
1933年10月，劉半農在《論語》第26期上發表了《問卷雜詩》，對學生答卷中的用詞，提出了批評。魯迅讀後，覺得學生用詞未必錯，如娼妓的娼，現在不寫作“倡”，但先前兩字通用；“萌芽”、“萌蘖”是名詞，而“萌動”、“萌發”就成了動詞，将“萌”字作動詞用，也不錯。他化名“豐之餘”寫《“感舊”以後（下）》，其中說：
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并且将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因為還正在用古書古字來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書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為應該模仿的格式，不再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面來了。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裡：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洋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這是魯迅寫的唯一一篇專門反駁劉半農的文章。
1934年春天，周作人寫五十自壽詩，北平一班人詩文唱和。4月30日，魯迅給曹聚仁寫信，批評說“群公相和，則多近于肉麻”，其中也包括批評了劉半農。6月18日夜，魯迅給台靜農寫信，批評文壇風氣，也批評了劉半農：
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于“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與老舍半農，歸于一丘，其實，則其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因為魯迅的文章是化名，他給曹聚仁、台靜農的信是私人信件，所以，劉半農生前未見到這些文字。劉半農去世後，魯迅寫《憶劉半農君》，并不回避兩人關系的疏遠：
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将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我想，假如見面，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沖突的罷。
文中，魯迅仍承認兩人是老朋友。劉半農對新文化運動作出了貢獻，魯迅特别提到兩件事：一是劉半農與錢玄同演雙簧戲，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扮做林纾支持者，再由劉半農寫文章反駁王敬軒。二是劉半農造“她”字。魯迅說：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标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的确是“大仗”。
此外，魯迅也不回避劉半農是否是“鴛鴦蝴蝶派”和是否“淺”的話題。他說劉半農初到北京，“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言下之意，劉半農曾經是鴛鴦蝴蝶派，後來“跳出”了。
劉半農寫《中國文法通論序》，有“我情願人家說我‘淺陋’”的話。魯迅說：“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這是魯迅關于劉半農的總的評價。
著作書目
《瓦釜集》(詩集)1926．北新
《揚鞭集》(上中卷，詩集)1926，北新
《半農談影》(攝影漫談)1927，北京真光攝影社
《半農雜文》(第l冊)1934，北京星雲堂書店
《半農雜文二集》1935，良友
《劉半農詩選》1958，人文
《中國文法通論》
《四聲實驗錄》
劉氏三兄弟故居
劉氏三兄弟劉半農、劉天華、劉半茂，是我國現代文化名人。
劉半農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攝影學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積極投身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擔任《新青年》雜志編輯時，發表了《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之革新》等震驚文壇的進步論著，成為新文化運動中一位“鬥士”和“闖将”。他開創了我國新詩流派“白話詩”，影響甚廣。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學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劉天華是我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家，二胡學派的創始人。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不登大雅大堂”的二胡從民間推向世界，建立了一個新型的學派。他在我國音樂史上第一個沿用西方五線譜記錄整理民間音樂，大膽借鑒“西樂”，“改進國樂”，使二胡的表現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他不僅創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鳥語》等流傳廣泛的不配名曲，而且培養了大批二胡、琵琶傳人。他把“學習、研究、創作、演出和教學聯系在一起，構成他全部的音樂生涯”。
劉半茂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民族音樂教育家、作曲家，也是劉天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天華逝世後，劉半茂為了繼承其“改進國樂”的遺志，毅然放棄西北大學英語教授的席位，改任音樂教授。先後在四川、南京、安徽、中央音樂學院任教，他一生創作了《漢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一百多首二胡獨奏曲，是我國現代音樂史上一位多産的作曲家。
劉氏兄弟紀念館位于江陰市西橫街49号，是江陰市人民政府為紀念我國現代文化名人劉半農、劉天華、劉半茂三兄弟而利用劉氏後裔捐贈的祖籍故居改建的。它坐西朝東，前後二進十間三庭院，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宅特色的清未建築，距今約有150年，與古興國塔、文廟南北呼應，渾然一體，構成江南古城的一個遊覽區。紀念館還有“百年天竹”、“石鼓墩”、“醬台”、“竹園”等遺迹和景點。紀念館由原文化部部長朱穆之題寫館名，著名女作家謝冰心為紀念館寫了序文。陳列分“事迹介紹”和“故居景點”兩大部分六個展室，共陳列展品300餘件。
與錢玄同
這是新文學史上兩位熱鬧的人。新文學肇始，最需要反響———特别是來自“反”的那一方面的“響兒”，苦于一時不見，兩位就商量着制造一個。于是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曆數新文學的壞處；劉半農則一一予以駁斥。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雙簧信”。
真劉半農罵倒假“王敬軒”，新文學乃告成立。這件事情現在看來，有些行為藝術的意思。錢玄同能假扮“王敬軒”，因為他舊學根底深，他與陳獨秀、胡适同為《新青年》三傑，但他很少寫文章，隻發表一些通信，對陳、胡表示贊同，以他名教授的名效應，已經足夠有分量了。他還提出一些激烈主張，如廢漢字等，反對者隻顧反對這個，結果别的新思想也就順利通過。後來他成為“疑古學派”的精神導師，廢姓改稱“疑古玄同”，也令世人側目。
劉半農早先是“鴛鴦蝴蝶派”，沒有學曆，據說在北大為美國博士胡适所鄙視，遂棄教授之職到歐洲苦苦當了五年多留學生，考得一個法國博士回來，接着當他的教授。錢玄同和劉半農都是性情中人，寫文章倒在其次，雖然都是散文大家。錢玄同“述而不作”，深入思考，提供觀點，鼓勵别人寫作，自己很少動手，甚至授課都不寫講義，隻做圖表。劉半農興趣廣泛，無所不能，寫詩，翻譯，搜集民謠，校點古籍，考古，談音樂，還有攝影。兩位都沒活到多大歲數，劉死時四十三歲，錢死時五十二歲。他們晚年，都被譏為“沒落”，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兩位作為五四代表人物，一直堅持的是文化批判立場。另外他們都是“業餘作家”，各自有其專業，而且都是絕學。錢玄同集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傳人于一身，是經學和小學大師；劉半農是語音學專家，他們不過是繼續從事其學問研究而已。劉半農往綏遠調查方言，為虱子叮咬，染上回歸熱去世，乃是以身殉職。錢玄同最後抱病為故友劉師培編輯遺著，死而後已。若兩先生者，無愧乎“道德文章”一語了。
魯迅晚年對兩位有過批評。劉半農死後，魯迅在《憶劉半農君》中說：“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将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歎。”後來就被論家視為蓋棺定論的話。
幾乎與寫《憶劉半農君》同一時間，他在《玩笑隻當它玩笑(上)》中說：“不料劉半農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學術界上又短少了一個人。這是應該惋惜的。但我于音韻學一無所知，毀譽兩面，都不配說一句話。”兩者“合起來”，可能才近乎魯迅心中“或一形象的全體”。而有關劉氏，他在此前八年已經講過：“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
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将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見魯迅并未對他那更重要的一方面視而不見。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所謂“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未必是全面評價。劉氏的确寫些性情文字或消遣文字，但是他也還有别的作為，譬如所撰《與張溥泉》(一九三二年)和《南無阿彌陀佛戴傳賢》(一九三四年)，都是笑罵交加、慷慨激昂之作，若論社會批判的鋒芒并不在魯迅之下。
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隻有兩個人真正寫得好罵人文章，一為魯迅，一為劉半農。劉氏又因對文字特别敏感，筆下另有一番特色，如《與張溥泉》中所說：“嗚呼，政府嘗以沉着诏吾民矣。證以事實，沉則有之，着則未見，是沉淪也。”即為一例。
魯迅曾在私人通信中說：“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令兄一樣性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他的罵詈，也是空談，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世間竟有傾耳而聽者，因其是昏蟲之故也。”(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緻章廷謙)
劉半農曾說：“餘與玄同相識于民國六年，締交至今僅十七年耳，而每相見必打鬧，每打電話必打鬧，每寫信必打鬧，甚至作為文章亦打鬧，雖總角時同窗共硯之友，無此頑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樂。”(《雙鳳凰磚齋小品文·無題》)前輩風趣令人神往。他們曾分别對自己的立場有所闡述，不妨對照起來看。
錢玄同說：“我所做的事是關于國語與國音的，我所研究的學問是‘經學’與‘小學’，我反對的是遺老，遺少，舊戲，讀經，新舊各種‘八股’，他們所謂‘正體字’，辮子，小腳，……二十年來如一日，即今後亦可預先斷定，還是如此。”
雖然兩人興趣和學問都不相同，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劉半農的話可以用來說錢玄同，錢玄同的話也可以用來說劉半農。我們以為他們放棄了什麼，其實并非如此；他們可能保持着更為寶貴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