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清朝官員、外戚-中文百科頻道

人物簡介

乾隆五年(1740)，任侍衛，後任總管内務府大臣、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等。為乾隆帝所倚重。十三年(1748)，因經略納親、總督張廣泗等鎮壓大金川土司叛亂久無功，受命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繼續進剿。十四年，會同嶽鐘琪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降服莎羅奔。二十年(1755)，力主遣軍攻伊犁，征讨達瓦齊，平息準噶爾部叛亂。後充《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總裁。三十二年(1767)，受命經略雲南軍務，後督師進攻緬甸，中途染病。三十五年(1770)，班師。卒，谥文忠。子福康安。

顯赫的朝廷地位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曾祖哈什屯為順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為康熙朝戶部尚書，父親李榮保亦官至察哈爾總管。傅恒的姐姐是乾隆帝的孝賢純皇後，故而他又是外戚。家族顯貴使之在仕途上平步青雲。乾隆五年（1740年）他被授予藍翎侍衛，僅過三年，又被破格提升為戶部侍郎。乾隆十年，乾隆帝以傅恒“世族舊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軍機處行走，使之練習政務”，于是，又成為軍機大臣，十二年晉升為戶部尚書。十三年，孝賢純皇後随從乾隆帝南巡，回來的路上死于德州，傅恒以皇後之弟又被加太子太保銜，晉升協辦大學士。

傅恒以外戚望族驟登崇階，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乾隆十一年（1746年），禦史萬年茂彈劾學士陳邦彥和于振，他們兩人在本年八月舉行的瀛台賜宴中向傅恒屈膝請安。乾隆帝認為此事“關系陳邦彥、于振兩人之名節，而傅恒若妄自矜大，緻詞臣如是趨奉，亦當有應得之罪”。于是，他親自召見劉于義、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國等，當面詢問有無此事。劉、汪、舒三人都說沒有這事，隻有王安國說他聽到關于此事的傳聞，但未親眼見到。乾隆帝對此很不滿意，就令大學士張廷玉和讷親兩人進一步查核。

他們詢問了陳邦彥和于振，以及與陳、于兩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達等人，陳、于堅不承認，而裘和董則說未見到。根據張廷玉和讷親所上的關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斷定此事為“子虛烏有”。禦史萬年茂因此受到處罰。雖然這場軒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從中卻反映出年輕氣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顯赫地位。

奔赴金川

正當傅恒官運亨通，步步高升時，地處西南邊睡的四川金川地區燃起戰火，土司莎羅奔攻打鄰部，不聽清政府裁處，清軍進攻接連受挫。乾隆帝懲處經略讷親和川陝總督張廣泗後，以傅恒為經略，前往金川督師。谕旨指出：“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讷親，其次莫如傅恒。今讷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則所為奮身緻力者将惟傅恒是屬。傅恒年方壯盛，且系勳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諒亦心所不安。

況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滿漢大臣必曆練有素，斯緩急足備任使。傅恒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随之又晉升傅恒為保和殿大學士。傅恒也深知此行事關重大，因而對戰前的準備做得很充分。他得知康熙年間征西藏時，威遠炮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就“請各帶兩位，并令造辦處員外郎西甯于城外交工部委員送金川軍營”。

乾隆帝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批準傅恒和其他軍機大臣的建議，除調京師及東北三省軍隊外，還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調撥滿漢兵三萬名，“定期來年三月内全抵軍營”。此外，關于驿站、兵器、軍糧及馬匹等事項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師。

臨行之際，乾隆帝“親詣堂子行祭告禮”，并“親祭吉爾丹纛”，還“至東長安門外幄次，親賜經略大學士酒，命于禦幄前上馬”。皇子和大學士來保還奉命到良鄉為傅恒送行。典禮之隆重前所未見。

離開京城後，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進入四川境内後，山高路險，氣候也十分惡劣，不是刮風就是下雪，行軍異常艱難。加之四川屢遭戰事，地方财力匮乏，軍隊所需馬匹常常不能及時供給。傅恒為了盡早趕到金川前線，常常是“減從星發，竟至步行”。乾隆帝為此特頒旨嘉獎，“著晉銜太保，仍加軍功三級”。

平定金川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達卡撒（今四川省金川縣東南）軍營後，立即捉拿和斬殺了為張廣泗所寵信而實為金川莎羅奔安插的奸細良爾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傅恒大力整頓軍隊紀律，任命冶大雄為總統，“凡張、讷誤算者，鹹更置之，壁壘為之一新”。同時他親臨兩軍陣前，仔細觀察地形，認真分析讷親、張廣泗失利的原因。

時大金川莎羅奔據勒烏圍（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縣之東），其侄郎卡固守噶爾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縣東南），兩地都在大金川的東岸，阻山臨河，形勢極為險峻。莎羅奔依恃這複雜的地形，修築很多碉堡。這碉堡是用石頭壘成的，比中原地區的塔還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發射箭矢和槍彈。

每一石碉隻要有數名守軍，就可以抵擋成百上千士兵的進攻。面對這險峻的地形和易守難攻的石碉，當初，讷親和張廣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強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傅恒以為這種辦法最為荒唐，他在給乾隆帝的奏折中說：“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于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客主勞佚，形勢懸殊，攻一碉難于克一城。

即臣所駐卡撒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碉辄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為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饷之策，而讷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基于此種認識，傅恒決定采取新的進攻策略，“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為官兵狃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争碉。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必有捷報”。

然而傅恒關于金川地險、石碉難攻的奏報，卻使乾隆帝征剿金川的決心動搖了。當初金川戰事伊始時，他本以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擋清朝大軍。誰知勞師兩載，寸土未獲，反而因此誅殺讷親、張廣泗兩位大臣。傅恒奉命督師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報四川路險，物力貧瘠的情況，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他在給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對這次出征金川頗有後悔之意：“讷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而于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

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渎，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設令讷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今朕于此事頗為追侮。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所以，當乾隆帝接到傅恒關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難攻的奏報後，除了更加痛恨讷親和張廣泗隐匿實情不報外，也就産生了撤兵休戰的想法。

加之又屢奉皇太後“息武甯邊”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師回朝。但是傅恒卻認為金川之事可成，反對中途撤兵。他上奏說：“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汔（迄）于今。若輕率蒇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将無甯日。

使賊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年顧分拒。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千糧，由昔嶺中峰直抵噶爾崖，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顔以返内地？

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因為乾隆帝已決計罷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繼續進兵的要求，再次下達谕旨，要傅恒班師，且賜詩三章，中有“壯志無須效貳師”、“速歸黃閣贊元功”之句。此時，傅恒和嶽鐘琪已兵分兩路，率軍深入。傅恒軍由昔嶺直取噶爾崖，嶽鐘琪軍經黨壩進攻勒烏圍，連奪數個碉卡，聲威大振。

莎羅奔甚為恐懼，他自知力單勢薄，難以抵擋清軍兇猛的攻勢，加之良爾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應，更無計可施，于是，隻好利用過去曾隸嶽鐘琪手下、随嶽入藏平叛的關系，遣人向嶽鐘琪乞降。嶽鐘琪抓緊時機，親率十三名騎兵馳入敵軍營中。莎羅奔見嶽鐘琪親至，即随嶽鐘琪赴傅恒軍營。

傅恒升帳受降，莎羅奔保證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納賦役，履行職責。于是，莎羅奔被免于治罪，仍為金川土司。至此，平定金川之役勝利結束。乾隆帝聞訊非常高興，特地頒诏嘉獎，并沿襲功臣揚古利之例，賜給傅恒豹尾槍兩杆、親軍兩名。同年三月，傅恒班師返京，乾隆帝命皇長子和裕親王到郊外迎接，又“禦殿受賀，行飲至禮”，下令按開國元勳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為緻祭”，并于東安門内賜第一所，賦詩慶其落成。寵命優渥，無以複加。

作戰時病逝

乾隆二十年。乾隆欲出兵伊犁。隻有傅恒全力支持。協心贊畫。在大軍凱旋之時，乾隆帝在授傅恒一等公。二十三年，乾隆對緬甸用兵，首戰不利，傅恒在此請纓。四月到達前線，八月一切準備就緒率兵出發，連打數個勝仗，取得初步勝利。十一月，傅恒圍攻老宮屯，清兵因水土不服，氣候不适，大批染病，傅恒也因病不能再指揮作戰。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返京。五月，病情加劇，七月病逝，享年不到50歲。

乾隆親臨祭悼，谥号“文忠”與其他外戚不同，傅恒沒有在京城坐享富貴，而選擇了為國家出力，為皇帝分憂。這也就無怪乎乾隆對其用情至深，縱觀大清王朝300年無數滿大臣，功績鮮有出其右者。傅恒的名字無疑在清史中寫下了重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