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官場
由戰前的省屬課局級官僚，一躍而成為戰後的省級次官，立即引起各種黨派政治勢力的注意，尤其是得到當時的首相自由黨總裁吉田茂的賞識。1948年，佐藤在吉田邀請下加入自由黨，遂被委以自由黨政務調查會會長、幹事長、國會對策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并曆任吉田内閣官房長官、郵政大臣、建設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與池田一起，被公認為吉田茂的左膀右臂、吉田學校的優秀生，為吉田長期執掌日本政治大權立下汗馬功勞。
鸠山一郎在戰後創建了自由黨，并首任該黨總裁，後因被占領當局革除公職，将總裁一職讓給吉田茂，使吉田繼币原重喜朗後擔任了首相。鸠山恢複公職後，吉田茂撕毀當初的君子協定，拒絕把大權歸還鸠山，激化了自由黨内的權利鬥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從自由黨中拉出鸠山派，繼而成立民主黨，并于當年11月，繼吉田之後出任首相。
1955年11月、自由黨和民主黨實行合并，成立自由民主黨。吉田茂被鸠山的舉動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後拒絕加入自民黨。當時，在吉田的得意學生中，隻有佐藤忠貞不渝，追随老師當了逍遙派。
鸠山下台後的1957年，佐藤加入自民黨，任黨内總務會長、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委員長。1958年，任岸信介内閣大藏大臣，池田内閣通産大臣、北海道開發廳長官、科學技術廳長官和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此間，他在黨内急劇擴大自己的勢力，雖然在池田内閣末期的總裁選舉中敗北，但已成為自民黨内除池田外最有實力的人物。
稱霸政壇
時代寵兒
1964年10月，池田首相因病提出辭職。繼任首相沒有采取以往的由執政黨選出總裁，再經國會推選承認的辦法，而是經黨内各派協商之後，由池田首相提名産生。結果，佐藤的勢力得到承認，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組成第一次佐藤内閣，随後又被選為自民黨總裁。也許佐藤自己也沒有想到，他上任後，竟連續三次組閣，執政七年八個月之久。
佐藤所以能長期掌握政權，很大程度上得惠于時代的恩賜和機遇。鸠山、岸信介在任時，通過恢複日蘇邦交，日本加入聯合國以及簽訂新安保條約，基本解決了戰後日本政治、外交上的最大懸案。池田時代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為繼任政府進行統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佐藤盡享了曆屆政府的成果，在國内外局勢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得以維持長期政權。佐藤上任不久，自民黨内最大派别的領袖和總裁職位的有力競争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繼死去，客觀上進一步突出了佐藤的主導地位，而極大的削弱了黨内的反抗勢力。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時代的幸運兒。
人事金錢
但是，隻靠幸運，還不足與維持長期統治。佐藤的政治秘訣，是善于見機行事，長于“人事和金錢”。佐藤上任時，鑒于本派勢力不夠強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的讓位條件，幾乎原封不動的保留了前内閣所有成員，還聲稱繼承前内閣的既定方針。因此，佐藤内閣成立後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人們幾乎看不出新内閣有哪些特色，因而被稱為“幻影内閣。”
但是，佐藤并不是那種政治上得過且過的人。随着統治基礎的加強，他開始動手改組政府和黨内人事，其中對内閣的大幅度改組，前後共達八次之多。他把頻繁調整黨政人事，作為有效控制黨内派系勢力消長的籌碼，并在确保本派勢力優勢前提下，使其他派系都從屬于自己。
此外，由于經常更換内閣成員，使佐藤一再擺脫政權危機。在他執政間，先後有五位内閣成員因疑案、失言等事件受到社會譴責和國會彈劾，但因佐藤行事罷免權，總是不等大火燒到自己身上，便使事态平息，象“蜥蜴斷尾巴”一樣，一次次脫離險境。“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的操縱政權，多得助于他布下的龐大情報網。
有人說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靈通，以至于無論在自民黨内還是在野黨内，“隻要發生象一根針落地那樣的聲響，他馬上就會聽到。”此外，佐藤一向沉默寡言，内心的想法從來密不授人，每次人事變動，常令對手猝不及防，從而增加了這種“政權操縱法”的有效性。
掌握充足的整治資金，是維持長期政權的又一秘訣。佐藤本人有超群的聚财能力，辦法之一是通過身邊的助手的親信，與财屆人士保持密切的聯系，以各種名義，定期和不定期的與财界人士聚會，如長榮會、心道會、三水會、月一會、舊制五高同窗會、首相周圍親戚會等，參加者不外是财界各方面的實力人物。
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黨收到的政治獻金達48億日元，相當于池田在任四年總和的一倍半，創曆史記錄。由于有如此充裕的資金，使自民黨在曆次大選中處于主動地位，金錢的力量轉化為政權的力量。
經濟奇迹
池田執政時，日本經濟出現高速度增長。但在佐藤接任時，經濟景氣有所變冷。表現在國際收支狀況好轉和民間投資者增加的同時，企業收益明顯下降，國名生産增長速度減慢，即所謂“宏觀景氣，微觀蕭條。”另一方面，一般群衆急切希望政府在抑制物價上漲，加強社會保障及保護中小企業方面采取對策。
佐藤最關心的當然是經濟增長速度。當時在政府内部，圍繞着如何刺激景氣，出現了日本銀行主張的金融緩和論和大藏省堅持的金融緊縮論兩種對立路線。佐藤采納了日銀的意見，在1965年1月至6月間，三次降低公定利率。結果表明，單純靠調整金融政策的方法，已不能收到刺激經濟高度景氣的預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糾夫為藏相。福田大膽采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擴大國債發行和大幅度減稅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預算中，發行了2590億日元赤字國債，增加财政支出2100億日元，以加強住宅、國營鐵道和電氣公司建設。在1966年度财政預算案中，又發行國債7300億日元，實行減稅3069億日元。
福田稱上述财政政策的實施，使日本進入“财政新時代。”佐藤内閣的這一财政政策，果然收到明顯效果。從1966年起，趨于消沉的日本經濟，出現了堪于池田時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長”，1966年至1970年五年間，國民生産總值由1026億美元增長到1977億美元，實現了年均11.7%的實際增長率。國民生産總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地位，也由1966年時的第五位，一躍而成1968年的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而超過西德，成為名符其實的“經濟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