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學曆史
肇始“三江”(1902)
19世紀末，清王朝閉關鎖國，積弱積貧，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轟開“天朝大國”之門，同時也轟醒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變革自強的意識。“禦外侮而欲求強，為求強而欲變革”的呼聲日高，“廢科舉，興學校”，不拘一格育人才，更成為維新變法的重要舉措。南京大學的前身——三江師範學堂便在這舉國上下求強思變的潮流中應運而生。
1901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勢，下令各省改書院為學堂。翌年又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将學校教育分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等七級，形成了較為完備和系統的教育制度。
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與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盛宣懷等結成“東南互保”聯盟，1901年7月，他和張之洞聯銜具奏《湖廣、兩江總督會奏三疏》（史稱“變法三疏”）。提出“育才興學之大端”四項：“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史家認為，“變法三疏”實際上是“清末新政的實施大綱”）。
1902年5月8日，劉坤一邀請張謇、缪荃孫、羅振玉等江蘇學者、名流商議興辦學堂事宜，達成共識：興學育才的主要困難是師資匮乏和資金短绌，而開辦高等師範學堂，不僅可以為各級學堂培育師資，而且“更可比辦高等學堂經費減省一半”。劉坤一在當日給張之洞的信中通報了此次商讨的經過，力主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
1902年5月15日，劉坤一會同江蘇巡撫，江蘇學政上奏《籌辦江南省學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籌辦學堂情形折》，呈請在原設水師學堂、陸路學堂及格緻書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學堂。即：将江南文正書院改為小學堂，鐘山書院改設中學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會高等學堂“課專門之學”，“規模必求宏敞，俾可廣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編修缪荃孫為總教習”（注：缪荃孫是被聘為江甯高等學堂的“總教習”，而非師範學堂的“總教習”。），“設法籌款擇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續舉辦”。
奏折陳述了辦學須循序漸進、需注重課本與師資的主張，并雲：“現已另設師範學堂，選中學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繪圖等事，學成給以文憑，使為小學堂教習。”
劉坤一病逝後，張之洞繼任兩江總督，上奏《創辦三江師範學堂折》，力主“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他還開具了辦學的具體計劃，在總督府下設立兩江學務處，籌劃并管理辦學事宜。同時委派翰林院編修缪荃孫率員赴日本考察教育，随後又聘請缪荃孫為三江師範學堂總稽查，負責籌建三江師範學堂。
學校取名“三江”的緣由，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南京當時為兩江總督駐節之地，兩江總督所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均處長江中下遊，也即古代所指“揚州”地區。因而“三江”即寓“東南”之意，取名三江師範學堂，既不失古風，又與兩江總督管轄之地有所照應。（相傳大禹治水，分天下為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而“東南曰揚州”；《書·禹貢》“揚州”記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揚州”也雲：“其川三江。”大概是指東南之地河川縱橫、水網交錯之意。）
另一種意見認為，安徽在曆史上曾屬江南省，“三江”即指“江蘇”（或“江甯”）、“江南”、“江西”三省之簡稱。《三江師範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一節就“正名”曰：“本學堂名三江師範學堂，為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公學。”也許這正是“三江”之名的由來。
學堂籌辦（1903）
1902年11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九日）至1903年3月20日（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張之洞奉召再次署理兩江。三江師範學堂的創立，是他為期不到四個半月的二次署理兩江期間最大的政績。
（1）着手籌建三江。張之洞于1902年11月5日抵江甯，以鐘山書院為行館；“初九日接署兩江總督篆務”。在其《到兩江署任謝恩折》中，張之洞即闡明了“新政多端，以造就文武人材為急”的考慮。
（2）設立兩江學務處。為了更好地推行興學事務，尤其是加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辦，張之洞在1902年12月奏請設立兩江學務處，“專督全省學校事宜”。學務處總辦為江安督量道胡硯荪觀察，而以銀元局志仲魯觀察、陸師學堂俞恪士觀察為副總辦。張之洞委派江甯銀元局官員為學務處副總辦，意在從銀元局籌集款項支持創辦三江。
（3）奏請創建三江。1903年2月5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張之洞正式奏請創建三江師範學堂。張之洞
的《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開宗明義，重申了“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尤為重要”的觀點，強調興辦教育，必須“扼要探源”，把握先後次序。“茲于江甯省城北極閣前，勘定地址，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一所，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學。”奏折詳盡而又具體地闡述了創設三江師範學堂的理由、意義、章程學制、生員定額、師資來源及構成、辦學經費及籌措渠道等等。
（4）專調湖北師範學堂長胡鈞來甯參與籌建。兩湖書院畢業生胡鈞曾奉張之洞之命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對日本的師範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張之洞調胡參加三江師範學堂的籌建，要他仿照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精繪圖式，詳定章程，總期學制悉臻完備合法”。
（5）派遣缪荃孫等赴日考察。1902年底張之洞即命缪荃孫、徐乃昌、柳诒征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缪荃孫等為考察作了許多準備，1903年2月方才出發，4月11日奉新任總督魏光焘電召回到江甯。此次考察，主要是為了汲取日本師範教育成功經驗而用于三江師範學堂的建設發展。考察回國後不久，缪荃孫即被委任為三江總稽查，徐乃昌1905年任三江總辦，而柳诒征則在1903年6月被錄用為三江的教習。
（6）聘請日本教習。張之洞主張師法明治維新之後形成的日本教育體制和理念。他不僅倡導留學東瀛，而且直接取才于異域，從日本聘請教習或顧問。他自1898年初即與日本東亞同文會建立了聯系，先後聘請了24名日本教習和顧問到湖北各學堂任教。
1903年1月18日（即奏設三江師範學堂之前18天），張之洞緻函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文薍及副會長長岡護美，雲：“金陵現拟設三江師範學堂”，“拟聘貴國師範教員12人”，其中一人擔任“教頭”，其餘受其調度。
張之洞請近衛等代為物色性情懇勤、品行端正且具有教育經驗和曆練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與中國教習“彼此互換知識”。經過函電往來，近衛派遣當時正在上海的同文會幹事長根津一趕赴南京，與張之洞“就三江師範學堂招聘教習之事，詳細研究”，并與張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兼學務處）、楊觐圭（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和劉世珩（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三人，于1903年2月26日達成《三江師範學堂拟聘日本教習約章》。
協議共十二款，分别規定了聘請日本教習的數量、聘期、所任科目、課時、薪水、川資、診療費用等事項。
（7）延攬中國教習。張之洞出示曉谕，要求兩江所轄諸省官紳保薦“舉、貢、廪、增出身”中的學行兼優之士，通過分門命題考試，錄取50名，與所聘日本教習“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别教授修身、曆史、地理、文學、算學、體操各科。
原計劃農曆正月二十日取齊，但由于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遲，未及保送，因而延緩至二月初六，張之洞本拟“親臨貢院考試”，後因要事難以分身，請江甯藩台李芗桓等代為主考。初十日複試，十八日揭曉。
在應試的370人中，僅錄取崇樸、程麟等20名。張之洞認為“考試僅憑文字，尚難知其品質”。因而要求兩江學務處官員在1903年3月18日（二月二十日）對通過複試者進行面試，“觇其言論，逐名加以考語，詳候核奪去留”。即便兩天之後就要交接離任，仍然毫不馬虎，足見張之洞對遴選三江師範學堂教習的重視和嚴格。
（8）借江甯府署先行開辦。張之洞在其《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曾雲：“學堂未造成以前，暫借公所地方”1903年3月，三江師範學堂在江甯府署開辦，張之洞參加了開辦儀式并與相關人員合影。1903年3月20日，張之洞“卸署兩江督篆”，并于21日“啟程赴鄂，由漢口取道北上”。
學堂開學(1903—1905)
張之洞與魏光焘在1903年3月20日交接關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後兩任總督随後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六天以後，魏光焘“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參加尊經校士館的甄别考試。但由于魏光焘“須臨三江師範學堂履勘，以故出題後即命駕回轅”。魏光焘第一次視察三江。
（1）續聘教習。三江首次招聘中國教習僅錄取20名，未能足額，因而魏光焘命兩江學務處發出曉谕，囑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薦，四月底齊集江甯，“特再行考試一次，以廣搜羅而昭公允”。共進行了三次續考，計錄取雷恒等50人，加上張之洞任内錄取的20名，共有70名。
（2）委任漢文總教習。三江的“漢文總教習”原拟聘請通州舉人範肯堂，因為範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焘改聘湖南進士翰林吳獬，由兩江學務處下劄委充。
（3）擇日開學，中日教習“互換知識”。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謙二郎等11名日本教習均已到甯。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觐圭便在6月19日召集“洋漢文教習會議”。除明确日本教習和中國教習各自承擔課程外，還确定中日教習彼此以“學友”稱呼。
1903年6月25日，三江師範學堂開學。由于本年度尚未招收學生，因而所謂“開學”，即“華洋教習”互相教練、互換知識。即日本教習在中國教習指導下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及經學；中國教習向日本教習學習日語及理化、圖畫等等。其目的如張之洞《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所雲：“俟一年之後，學堂造成，中國教習于東文、東語、理化、圖畫等學通知大略，東語教習亦能參用華語以教授諸生，于問答無虞扡格。
”此時再招考師範生入學，則教學時可以不一定借助翻譯，傳文達意避免誤會，又能節省時間。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富創意的設想，但由于語言的阻隔，中日教習為期一年的“互換知識”并未達到預想效果。
（4）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學堂堂址，經張之洞選定在北極閣前，建築規劃由湖北師範學堂長胡鈞參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藍圖而定。自1903年6月19日起“鸠工建造”，工程監督為知縣查宗仁。在魏光焘的督促下，工程進展順利。至1904年1月，即已造好“洋樓五所”，“局面極其宏敞”。
而1904年日本東亞同文會也有報告說，三江師範學堂計劃興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職員住宅，已完成一半，來年二月即可竣工”。1904年8月間，魏光焘派員查勘三江建堂工程，發現工程監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責，立即采取補救措施。1904年9、10月間，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習均遷移至北極閣下新堂址。而魏光焘也在此前後奉調閩浙總督。三江浩繁、宏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焘任内開工并基本完成的。
（5）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觐圭五次晉見兩江總督魏光焘。如此頻繁的晉見，應與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及相關事務有關
。這個章程由胡鈞負責草拟。章程“照奏定優級師範并附初級師範章程辦理”，凡十五章，分别規定了“立學總義”、“考試規則”、“學科課程”、“各員職務”，有關講堂、齋舍、操場以及禮儀、賞罰、放假、畢業服務等“條規”和“學堂禁令”。
（6）正式招生開學。1904年7月，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觐圭通知兩江所轄各府州縣，三江師範學堂将在9月15、16兩天舉行招生考試。由于如期前來應試者人數有限，僅錄取120人。10月又舉行一次招考，錄取180人，共計300人。所取學生分為三年制初級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四年制高等師範本科生172人，“備各中學堂教員之選”。
學科設有理化科（後改稱理化數學部）、博物科（後改稱博物農學部）、曆史輿地科（後改稱國文史地部），講授史地、文學、算學、物理、化學、博物、生理、農學、教育學等課程。11月26日（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學生正式入學上課。
三江師範學堂從1902年開始醞釀、籌備；1903年3月開辦，着手聘請師資、建造學堂；1903年6月19日開學，由中日教習“互換知識”一年；至1904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學，在兩年多的時間内，完成了創建工作。這是當時江蘇的最高學府，“堪與京師大學堂比美”（日本東亞同文會報告語），也是“中國師範學堂之嚆矢”。
更名“兩江”(1906)
三江招生入學之後，學生由于學堂之名、學堂用人和經費分攤等問題發生省界糾紛。江蘇籍的士紳如張謇等人也有強烈反彈。他們提議應對三江師範學堂“正名”，理由是自雍正元年起，兩江總督就兼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在兩江總督駐節之地開辦的師範學堂，應更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它不言而喻為三省公學，無須以“三江”為名。
經過一段時間的争議，兩江總督周馥亦認為學堂名為“三江”似乎意義含糊不明，遂自1906年5月易“三江”為“兩江”，并根據《奏定學堂章程》條例，定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
更名“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不僅是學堂名稱的變更，而且也伴随着學制的變革和課程内涵的提升，學堂的
組織架構和人事也有新的明顯的變化。
武昌起義後，兩江師範學堂因戰事停辦，1914年由江蘇省續辦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巡按使公署饬第二四〇六号：“蘇省原有兩江師範學校，前因軍興中辍，現在大局已定，亟應由省續行開辦，以儲師資。”
三江創始者
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始者，是1902年前後相繼擔任或署理兩江總督的劉坤一、張之洞和魏光焘。
1、劉坤一：倡議“應從師範學堂入手”
劉坤一（1830～1902），字岘莊，湖南新甯人。1874年他曾署理兩江，次年擢兩廣總督。1879－1881,1890-1902，劉坤一兩度出任兩江總督。除了甲午戰争期間，劉坤一奉旨北上指揮對日戰争，由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一年多外，劉坤一前後駐節江甯十多年，最後病逝于兩江任上。
劉坤一在兩江總督任上，與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來往密切，同氣相求。他曾和張之洞、盛宣懷等結成“東南互保”聯盟，1901年7月，他和張之洞在十天内聯銜具奏《湖廣、兩江總督會奏三疏》，史稱“變法三疏”。
在“第一疏”即《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中，劉、張就提出“育才興學之大端”四項：“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轉引自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47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史家認為，“變法三疏”實際上是“清末新政的實施大綱”。
劉坤一向來重視興學育才，在兩江任上，他曾創立“江省郡縣學堂”，又設立農工商礦學堂和練将學堂；他甚至倡議興辦女子公塾，讓一般女子也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王玉棠著：《劉坤一評傳》，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頁。）
1902年5月8日，劉坤一邀請張謇、缪荃孫、羅振玉等江蘇學者、名流商議興辦學堂事宜，達成共識：興學育才的主要困難是師資匮乏和資金短绌，而開辦高等師範學堂，不僅可以為各級學堂培育師資，而且“更可比辦高等學堂經費減省一半”。劉坤一在當日給張之洞的信中通報了此次商讨的經過，力主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劉坤一遺集》第五冊，第2299頁。）。
5月15日，劉坤一會同江蘇巡撫，江蘇學政上奏《籌辦江南省學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籌辦學堂情形折》，呈請在原設水師學堂、陸路學堂及格緻書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學堂。即：将江南文正書院改為小學堂，鐘山書院改設中學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會高等學堂“課專門之學”，“規模必求宏敞，俾可廣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編修缪荃孫為總教習”，“設法籌款擇地建造，尼材鸠工，接續舉辦”（《劉坤一遺集》第三冊，第1341頁。）。
奏折陳述了辦學須循序漸進、需注重課本與師資的主張，并雲：“現已另設師範學堂，選中學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算法、繪圖等事，學成給以文憑，使為小學堂教習。”論者鹹以為此即後來成立的三江師範學堂的刍議，甚至有人認為缪荃孫即三江師範的總教習。其實是一誤解。
因為，第一，奏折中對“現已另設師範學堂”語焉不詳；
第二，從課程和學成後充任“小學堂教習”等情形看，此師範學堂當屬中學堂程度的算繪初級師範，張謇在《通州師範學校議》中亦雲：“下監司議，僅立算術測繪師範而已”（張謇“興辦師範學堂”的建言盡管得到劉坤一等的認同，但後來又遭一些人反對，反對者的論調竟然是“中國他事不如人，甯讀書猶待人授法耶?”“此事遂寝”。大概有病在身的劉坤一已無精力和雄心來力排衆議，推進師範教育了。無奈的張謇遂決定回南通自辦師範學堂。）；
第三，缪荃孫是被聘為江甯高等學堂的“總教習”（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第101頁雲：1902年5月劉坤一創江楚編譯書局，缪荃孫亦參與其事并任總纂，兼江甯高等學堂（由鐘山書院改設）總教習。），而非師範學堂的“總教習”。
劉坤一的曆史功績是明确提出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的主張。盡管由于當年10月即不幸病逝，劉坤一的這一設想未能進一步細化，然而他的倡議仍然産生了影響。他的接任者張之洞等循着這一思路精心設計，筚路藍縷，終于創建了三江師範學堂。
2、張之洞：三江創建的運籌設計者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号香濤，河北南皮人。早年攻讀經史，同治二年（1863）榮登“探花”，任翰林院編修。他曾連續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的考官或學政。在出任山西巡撫和署理兩廣總督時，張之洞就力主興學育才。
光緒十五年（1889年），他調補湖廣總督，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入參軍機，除了曾經兩度短暫署理兩江外，張之洞一直總督湖廣。
清末鹹同以降，政治、外交、思想、文化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張之洞置身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多重角色：他既是“洋務運動”後期的“扛鼎者”，又是清末“新政”的“領軍人物”，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影響了數代學人（曆史學家陳寅恪在30年代曾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而在中國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中，張之洞也堪稱“開先河”者。
張之洞在舉辦洋務、接觸新學的過程中，對在中國延續了一千餘年并日趨僵化、腐朽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洞察其弊，逐漸形成了變革甚至廢止科舉、廣興新式學堂的認識。
他在《勸學篇》中提出并闡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這一新舊雜糅、中西參酌的思想指導下，張之洞對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變革，進行了多方面的實踐和探索，對于建立一種完備而系統的新式教育體系，進行了持之以恒的思考和總體性的籌劃，并最終形諸章程法規，參與制訂了《學務綱要》和近代中國第一個經正式頒布并在全國實施的教育體制——《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
張之洞曾被清廷管學大臣張百熙（1847～1907）譽為“當今第一通曉學務之人”，實在是當之無愧，功不可沒。
在湖廣總督任内，張之洞大刀闊斧，革故鼎新，先後改造經心書院，創辦兩湖書院，興辦了湖北自強學堂、湖北方言學堂、算學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兩湖大學堂、湖北師範學堂等一系列新式學堂，在湖北地區創立了相當完整而又相互配套的近代教育體系。
1903年春他離開兩江之後，很快奉召入京，與張百熙、榮慶等會商厘定學堂章程，有機會将他在湖北和江蘇興學的教育實踐，以及他對中國教育體制和教育理念的總體性思考，體現在他參與制定的“癸卯學制”即《奏定學堂章程》之中。
因此，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的諸多建樹，尤其是第二次署理兩江期間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之舉，既是他區域性興學實踐的延續和拓展，又是他總體性教育變革思考的先導，其意義就格外非同一般。
張之洞第一次署理兩江總督，是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日（1894年11月17日）。當時正值甲午戰争，兩江總督劉坤一奉旨北上，在山海關指揮對日作戰，朝廷調張之洞代理兩江總督。至甲午戰争結束，劉坤一返回江甯，張之洞即于二十二年元月二十日（1896年3月2日）回到湖廣。在為時一年零三個月的署理期間，張之洞一方面整軍練兵、經辦洋務，另一方面還在南京創設了儲才學堂和陸師學堂。
第二次因劉坤一病逝，張之洞奉召再次署理兩江。從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九日（1902年11月8日）至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為期不到四個半月。（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36卷，第1頁；43卷，第30頁；58卷，第1頁；60卷，第31頁。）然而在這短短的四個多月中，張之洞卻在興辦滬甯鐵路、整頓淮鹽積弊、操練水師陸軍等方面多有建樹，其中三江師範學堂的創立，是他第二次署理兩江期間最大的政績。
張之洞對于師範教育的重要性，有一個發展過程。1898年撰寫《勸學篇》時，張之洞“尚無師範教育的概念”；四年以後，在盛宣懷、張謇等人大力倡導師範教育的影響下，他對師範教育始有認識（台灣學者蘇雲峰在《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馮天瑜、何曉明在《張之洞評傳》中都持這一看法。）。張之洞一朝領悟，便坐言起行，付諸實施。
1902年5月他選派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優異學生黃興等31人，遠赴日本學習師範，“以為速成師範之預備”。10月31日，他在《奏定學堂章程規模次第興辦折》中将“師範學堂”列為第一，并強調：“查各國中小學教員，鹹取材于師範學堂，故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重要。”（張之洞：《奏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張之洞全集》57卷，第2～3頁。）張之洞計劃在武昌創設兩湖師範學堂，然而在呈遞此折的第二天，他就奉召調署兩江總督。兩湖師範創設之事雖然暫時擱置，但在兩江創設師範學堂的設想卻油然而生。
3、魏光焘：三江開辦的組織實施者
魏光焘（1837～1916），湖南邵陽人，字午莊，魏源族孫。早年曾先後在曾國荃、左宗棠麾下從軍，多有戰功。光緒七年晉甘肅按察使，旋升甘肅布政使，調補新疆布政使。甲午戰争中奉旨帶兵北上山海關，立有戰功，戰後調任江西布政使，不久即升陝西巡撫、陝甘總督、雲貴總督。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1902年12月8日）魏光焘即“奉調兩江之命”（魏光焘：《湖山老人述略》。另可參閱魏榮爵：《從三江師範創辦談到魏光焘和李瑞清》，2001年3月30日《南大報》。），但他并未立即赴任，張之洞也仍然署理兩江。直到翌年二月(1903年3月)魏光焘才到江甯履任。
張之洞與魏光焘在二月二十二日（1903年3月20日）交接關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後兩任總督随後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六天以後，魏光焘“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參加尊經校士館的甄别考試。但由于魏光焘“須臨三江師範學堂履勘，以故出題後即命駕回轅”。（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申報》。）這是魏光焘第一次視察三江。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1904年9月1日），魏光焘奉調閩浙總督。他任兩江總督将近一年半時間。這正是三江建校和開辦的關鍵時期。對于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建方略與原則，魏光焘可謂“蕭規曹随”，未作大的變更。對于三江建校及正式招生開學前繁雜的籌備工作，魏光焘則積極組織實施，有條不紊且卓有成效。因此他也是創建三江師範學堂的重要人物之一。
學制設置
清初教育沿襲明制，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在地方設立府、州、縣學，開辦科舉考試網羅任官人才。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暴露清朝之積弱以及軍事外交上之囿境，至此，有識之士鑒于國勢日蹙而紛思富國強兵之道，清廷先後開辦一批外語學校與軍事學校，此為中國近代教育之濫觞。
1894年，清軍在中日甲午戰争中潰敗如山倒，震驚朝野。當此之際，清廷有感于民族存亡之危已迫在眉睫，教育改革與人才培育頓時成為變法維新的重要議題。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督撫學政"切實通籌認真舉辦大學堂"，以推行新式教育；及後，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請朝廷興辦師範學堂，以解決新式教育在推行時所遭遇的師資匮乏等問題。
1902年張之洞上奏《創辦三江師範學堂折》，提出具體辦學計畫，如敦聘湖北師範學堂堂長、繪制建造學堂藍圖、訂定學堂規章制度，以及課程設置等。
1903年拟定的《奏定學堂章程》為中國第一部政府頒布并實施的近代學制，即“癸卯學制”，此法采用日本學制，分為普通教育、師範教育及實業教育三大系統。其中，普通教育分為三段六級，三段依次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六級則為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以及通儒院（即今之研究所）。
師範教育分為優級、初級二等。初級師範學堂招收高等小學堂之畢業生，畢業後可任教于高等及初等小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則招收初級師範及普通中學堂之畢業生，畢業後可任中學教員。1905年，清廷在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人聯名上奏主停科舉下，通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正式廢除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
張之洞在《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對三江的定位是：培養蘇、皖、贛三省的中小學堂教員。計劃前三年專辦初級師範，分一年速成科、兩年速成科和三年本科等三級學制，畢業生“陸續派赴各州縣充小學堂教員”；第四年則開辦“高等師範本科”，旨在培養中學堂教員。1904年三江共招生300名，即按三種學制進行培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