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23年，出生于潮州府豐順縣湯坑圩金屋圍（今屬梅州市豐順縣城）。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20歲的丁日昌中秀才，次年補廪生。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

1854年7月（鹹豐四年），海陽縣（即今潮州）三合會吳忠恕等圍攻潮州府城，丁日昌以邑紳身份治鄉團，率湯坑鄉勇三百名援救，駐紮韓山師院。9月18日清晨，丁日昌率鄉勇從筆架山渡淩角池，擊潰吳忠恕駐東津部，生擒百餘人，遂解府城東路之困”（《豐順縣志》）。同年，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進攻嘉應州（今梅州），丁日昌為李璋煜獻計，以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起義軍。事後論功授瓊州學訓導，三年後遷任江西萬安知縣。

1860年（鹹豐十年），丁日昌在江西萬安當知縣四個月後，其突出的政績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廣大紳民的贊揚，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賞識，被調回廣東辦理洋務。當地紳民挽留不住，啟程之日，“父老子弟設席作餞，奉香擁送者數萬人。”

1861年（鹹豐十一年）調任盧陵知縣，正趕上太平軍進攻盧陵，縣城失守，被清廷革職。當時曾國藩正率湘軍在安徽作戰，丁日昌轉投其幕中，為其襄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國藩之命，前往廣東督辦厘金。丁日昌在抵達廣州後，發揮自己通曉火器制造的專長，在廣州市郊燕塘親自設計監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彈2000餘顆。這些武器受到廣東清軍的歡迎，丁日昌因此聲名遠播。

1863年（同治二年），他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彈，後被李鴻章調赴上海，創設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種開花炮彈，同時也鑄造少量短炸炮，供淮軍攻擊太平軍之用，在進攻常州作戰中發揮了相當的威力。由于他鑄造的大炮在鎮壓各地的起義中起了很大作用，升補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在這個過程中，丁日昌的思想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認為“太平軍已不足平”，真正構成對清朝威脅的是外國侵略者。

1864年（同治三年）8月，他上書李鴻章，指出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時恫

吓挾制，令人憂憤難忍，必須積極自強以圖禦侮。他認為外國的長技在于船堅炮利，洋人恃此以挾制中國，我們也可以取其所長以對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生産工藝和手段無法适應近代槍炮制造的需要。舊式泥爐煉不出能夠制造近代槍炮的鋼鐵，用泥模鑄炮也很難使炮膛光滑勻衡。因此，丁日昌産生了改革生産工藝和手段的強烈願望。他在上海與洋人頻繁接觸，已對西人的機器工廠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說略》，更使他對近代槍炮的制造原理、生産工藝，特别是車床等生産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寫信向李鴻章推薦王韬，同時建議設立“夾闆火輪船廠”，用機器生産近代輪船和槍炮。恰在這時，容閡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制器之器”的主張，丁日昌立即深表贊同。

從手工生産進而追求機器生産，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變革。這個觀念變革對中國19世紀60年代洋務自強運動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丁日昌以這種新的認識和觀念為基礎，在上海積極設法，主持收買了美國人設在虹口的旗記鐵廠，合并原來的炸炮局，後又接納容閡從美國購回的機器。

1865年（同治四年）9月，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它标志着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産生。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長期操勞過度，他的身體早就極度虛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灣又因瘴氣浸染，舊病複發。

1865年（同治四年）10月，被任命為兩淮鹽運使，他深入各鹽場，向紳士、場丁、竈戶了解情況，完成了10餘萬字的調查報告，制訂了《淮鹽章程》、《兩淮甄别章程》、《淮北總略》等章程和規劃，實行改革，興利除弊。

1868年（同治七年）1月，丁日昌升江蘇巡撫，仍駐節蘇州。1868年（同治七年）4月他雇用9艘輪船把3萬石大米運到天津，為創設輪船公司作準備。但已試航的輪船漕運，卻因頑固大臣的反對被迫停止。

1870年（同治九年）7月，江蘇省鄉試在南京舉行，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總局生産的“操江”、“恬吉”兩艘輪船免費接送應試士子，藉以宣傳輪船的優越性。丁在治蘇任内，澄清吏治，整頓地方，全省清理積案27萬宗，得到士民的好感，卻招來守舊派的怨恨。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對丁肆意漫罵攻擊。頑固派群起附和。後因母黃氏病逝，丁日昌回粵，在揭陽舊居守制3年。并集資購“平安”号輪船，往來上海、汕頭之間作商業營運。

1875年（光緒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幫助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辦事務。9月，在沈葆桢的推薦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6年（光緒二年）初，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撫。丁日昌抵任後，提出要對船政局的生産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員往外國學習，延聘外國技術人員來廠當教習。他和李鴻章、沈葆桢等奏準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35名赴歐學習，其中有嚴複、劉步蟾等人。丁日昌認為電報可以通軍情，為海防所必需，積極主張自設電報。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收買了福州至羅星塔電線，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随後，他又主持架設了台灣府城至安乎、旗後電線，成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

1877年（光緒三年）8月，他因病離職回籍休養。此後，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樞廷要職。

1879年（光緒五年）下谕賞給他總督銜，令他專駐南洋，節制南洋沿海水師官兵，悉心辦理海防事宜。不久，又命他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都因病未能出山。丁日昌雖然身在林泉，但他對國家的防務仍時時予以關注。

1879年（光緒五年）6月，他上奏清廷，對海防等問題提出16條建議。由于琉球的廢滅，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指出日本“三五年不南攻台灣，必将北圖高麗（朝鮮）”。（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2冊，第394頁）他大聲疾呼朝野内外一定要齊心協力，急謀自強，否則将國無甯日。他還認識到“民心為海防根本”，隻有老百姓的生計有着落，元氣得到恢複，才能衆志成城，海疆安如磐石。因此，他希望統治者們能夠切實關心百姓的痛苦，從根本上使中國強大起來。

1881年（光緒七年），丁日昌獲悉法人對越南之經營日趨積極，他便給總理衙門王大臣寫信，提醒他們予以關注。他說，越南為法人蠶食，萎靡不振，若聽其自然，必成為第二個琉球。他建議清廷密派廣西巡撫或提督，與越南密商自強辦法。他自己還曾組織人員翻譯法人所繪著的中越邊境地圖和說明，以揭露法國的侵略行徑。

主要影響

政治主張

發展實業方面：首創輪船航運事業；創設江南制造總局；倡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在台灣開礦藏、築鐵路、架電線、造船械、辦農墾等。

軍事國防方面：提議創建北平、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建言建策不計資曆，從實踐中選拔各方面的人才。

外交方面：力主維護主權和收回利權等。

内政方面：提倡清政廉潔，嚴懲貪官污吏；平反冤獄，清理積案；剔除陋規積弊，蠲減苛捐雜稅；注意治水促耕，搶險救災等。

華僑華工方面：建議禁止外人在沿海誘騙華工出國；建議設市舶司，管理在外國的華僑和華工等。

文化教育方面：建議變八股為八科，改革科舉制度；推動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童；挑選船政學堂優等生赴歐留學；組織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和編撰府志政書；主張在通商口岸創辦報館；倡導廣設社學和義學。

國學造詣

丁日昌雅好藏書，為官之餘，搜羅古刻善／本，不遺餘力。鴉片戰争及太平天國革命戰争時，正在江蘇任職，江浙一帶藏書故本多有散出，大力搜求，所獲近4萬卷。任上海道時，收上海大藏書家郁松年“宜稼堂”宋元舊本和普通本幾萬卷，又得顧湘舟精椠善刻，數年之内，藏書之富稱雄一時。藏書樓名“實事求是齋”，後改名為“百蘭山館”，又命名為“持靜齋”、“讀五千卷書室”，藏書共10餘萬卷，當時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并駕齊驅，延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莫友芝、江标等學者為他整理校勘。編有《持靜齋書目》5卷，收錄宋本55種，元刊46種。另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著錄圖書3萬餘卷，《持靜齋藏書紀要》，是善本書目。著有《撫吳公牍》、《保甲書輯要》、《查将圖傳》、《百蘭山館詩》、《奏稿》、《巡滬政書》等。死後，所藏書多由北京、上海書賈購去，部分歸于順德李文田、廣州莫伯骥等藏書家手中。

思想的轉變

1854年(鹹豐四年)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進攻嘉應州(今梅州)，丁日昌為李璋煜獻計，以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起義軍。事後論功授瓊州學訓導，三年後遷任江西萬安知縣。1861年調任盧陵知縣，正趕上太平軍進攻盧陵，縣城失守，被清廷革職。當時曾國藩正率湘軍在安徽作戰，丁日昌轉投其幕中，為其襄辦軍務。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國藩之命，前往廣東督辦厘金。丁日昌在抵達廣州後，發揮自己通曉火器制造的專長，在廣州市郊燕塘親自設計監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彈2000餘顆。這些武器受到廣東清軍的歡迎，丁日昌因此聲名遠播，1863年，被李鴻章調赴上海，創設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種開花炮彈，同時也鑄造少量短炸炮，供淮軍攻擊太平軍之用，在進攻常州作戰中發揮了相當的威力。

在這個過程中，丁日昌的思想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認為“太平軍已不足平”，真正構成對清朝威脅的是外國侵略者。1864年8月，他上書李鴻章，指出現在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時恫吓挾制，令人憂憤難忍，必須積極自強以圖禦侮。他認為外國的長技在于船堅炮利，洋人恃此以挾制中國，我們也可以取其所長以對付洋人。丁日昌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生産工藝和手段無法适應近代槍炮制造的需要。舊式泥爐煉不出能夠制造近代槍炮的鋼鐵，用泥模鑄炮也很難使炮膛光滑勻衡。因此，丁日昌産生了改革生産工藝和手段的強烈願望。他在上海與洋人頻繁接觸，已對西人的機器工廠有所了解。王韬所著《火器說略》，更使他對近代槍炮的制造原理、生産工藝，特别是車床等生産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寫信向李鴻章推薦王韬，同時建議設立“夾闆火輪船廠”，用機器生産近代輪船和槍炮。恰在這時，容閡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制器之器”的主張，丁日昌立即深表贊同，說：制造之理是一脈相通的，“一有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衆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孫”。(丁日昌《丁中丞政書•巡滬公牍》卷一)

從手工生産進而追求機器生産，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變革。這個觀念變革對中國19世紀60年代洋務自強運動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丁日昌以這種新的認識和觀念為基礎，在上海積極設法，主持收買了美國人設在虹口的旗記鐵廠，合并原來的炸炮局，後又接納容閡從美國購回的機器，于1865年9月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它标志着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産生。

對海防的貢獻

丁日昌以蘇松太道的身份出任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任督辦，為該局拟訂了經營大綱。他提出要留外國技術人員為教習，培訓華人技藝，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鑒于局中原有設備以造船機器為多，他讓局員詳考圖說，“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制成大小機器30餘台，用以制造槍炮。據曾國藩後來奏報，其所造槍炮“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後來，他又設法擴展該局的生産能力，由生産槍炮進而制造輪船。至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輪船下水，上海全市為之轟動，“軍民無不欣喜”，歡慶我國第一艘明輪蒸汽艦試航成功。“恬吉”号長185尺，寬27.2尺，馬力392匹，排水量600噸，裝炮9門，與日本橫須賀造船廠同期所造的“清輝”号相比既快又好。“恬吉”号的制造成功，說明中國近代軍事工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這其中确有丁日昌所付出的心血。

1865年9月，丁日昌轉任兩淮鹽運使。1867年初，升任江蘇布政使。雖然布政使的本職隻限于處理地方财政和行政，但他心系國防安危，對海防建設十分關心。他上書曾國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設新式海防的主張，希望曾國藩能夠上奏朝廷。在他看來，中國的海防自明朝以來就是“以炮台為經，以師船為緯”，這種設防辦法根本不能适應近代海防的要求。因為洋人遊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中國沿海任何地方，若中國處處設防，則防不勝防，正犯兵家備多力分之忌，以緻常常被動挨打。丁日昌認為要想改變這種局面，隻有創建近代海軍以取得制海權。有了制海權，能夠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擴大防禦縱深，海防才有保障。要想取得制海權，必須在清朝舊有水師之外，創設全新的近代海軍。因為在西方海軍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艦、鐵甲艦的情況下，清朝舊式帆船水師實際上已完全無力進行近代海戰。丁日昌在19世紀60年代就有這種認識，說明他是很有遠見的。在他之前，左宗棠等人也曾主張制造輪船裝備外海水師，但并沒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海軍的主張和計劃。

丁日昌的海軍建設具體計劃是分設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北洋水師設提督于津沽，兼顧遼東、山東沿海各要口；東洋水師設提督于吳淞，守江蘇、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師設提督于廈門，防守福建、廣東各海口。三支水師各設中等炮艇土。艘，半年會哨演習一次，以使“三洋聯為一氣”。這個計劃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海防戰略構想。有了三洋水師，就能分别對京師政治中心，江南經濟中心和祖國的南大門加以屏障和保護。

1868年初，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随着職位的提高，他更加感到自己對于國防建設的責任重大。他重新拟訂了三洋水師章程六條，使自己建立新式海軍的計劃變得更加具體。他明确提出要廢棄沿海舊有水師，移饷訓練新式海軍。除了中等炮艇外，又進一步提出三洋水師應各設鐵甲艦6艘。這時，他還強調近代海軍的建設應與沿海炮台、岸防部隊的建設同步發展。他建議三洋海軍艦隊各練陸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鎮亦練精兵500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龍”，水陸相聯之勢。對于海口炮台建設，丁日昌也主張變更過去的辦法，以炮台和水雷為中心建設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師艦船在作戰時能夠和海口炮台“相為表裡，奇正互用”。這表明他的海防建設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

對陸軍體制的改革

1869年，丁日昌開始對江蘇綠營進行整頓。他上奏朝廷，将江蘇撫标綠營1600餘名減為1000名，成立“練軍”兩營。招幕精壯營勇作為練軍士兵，提高他們的饷額，使他們能夠安心操練。這支練軍全部改用洋槍洋炮，學習準軍洋操。丁日昌組織有關人員将洋人教練淮軍的辦法翻譯成中文，繪圖注說，編成《一哨操演圖說》，《一營操演圖說》、《一軍操演圖說》各一卷，以之作為江蘇練軍練習洋操的依據。在晚清各省練軍中，江蘇練軍是最早裝備洋槍洋炮、實行西式操練的。後來江西等省練軍的洋操辦法就是從江蘇練軍學來的。用近代槍炮和洋操來改造清朝的經制部隊，這在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為清末新軍的全面改革開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頓綠營，設立練軍的過程中，十分強調精兵的原則。他認為“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為聚”，(《丁中丞政書•撫吳奏稿》卷五)對全國的兵勇大加裁汰。實行精兵政策是與近代軍隊建設的實際相适應的。清朝全國綠營兵60餘萬，加上八旗和勇營，數量相當龐大。但國家财力有限，兵勇糧饷菲薄，特别是綠營兵，糧饷不足自養，大都兼營他業以謀生，訓練成為空話，毫無戰鬥力可言。要想整頓綠營，就得加強訓練，要想加強訓練，就得增加饷額，要想增加饷額，隻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張，與魏源的思想一脈相承，可謂切中時弊。

在改革陸軍軍制方面，丁日昌還提出了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在設立練軍時，他提出練軍必須集中訓練，專事征戰，使之成為“遊擊之師”。他認為應該将“戰兵”與“差兵”、“汛兵”截然分為兩途，把護饷、解犯、守庫、守陵、分汎等項綠營例差一概責成差兵和汛兵，使戰兵“專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淩”。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分設的主張是近代軍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在外患頻存的情況下，如不改變綠營“差操不分"的陳規，專門建立一支精幹能戰的野戰部隊，便無法适應反侵略戰争的需要。丁日昌的這一主張，是林則徐、魏源反對臨戰時抽調“客兵”、專門建立海防部隊思想的又一重要發展。

建設基礎設施

1875年(光緒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幫岡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辦事務。9月，在沈葆桢的推薦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初，又奉命兼署揭建巡撫。丁日昌抵任後，提出要對船政局的生産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員往外國學習，延聘外國技術人員釆廠當教習。他和李鴻章、沈葆桢等奏準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35名赴歐學習，其中有嚴複，劉步蟾等人。丁日昌認為電報可以通軍情，為海防所必需，積極主張自設電報。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收買了福州至羅星塔電線，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随後，他又主持架設了台灣府城至安乎、旗後電線，成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

體制改革

1869年（同治八年），丁日昌開始對江蘇綠營進行整頓。他上奏朝廷，将江蘇撫标綠營1600餘名減為1000名，成立“練軍”兩營。招幕精壯營勇作為練軍士兵，提高他們的饷額，使他們能夠安心操練。這支練軍全部改用洋槍洋炮，學習準軍洋操。丁日昌組織有關人員将洋人教練淮軍的辦法翻譯成中文，繪圖注說，編成《一哨操演圖說》、《一營操演圖說》、《一軍操演圖說》各一卷，以之作為江蘇練軍練習洋操的依據。在晚清各省練軍中，江蘇練軍是最早裝備洋槍洋炮、實行西式操練的。後來江西等省練軍的洋操辦法就是從江蘇練軍學來的。用近代槍炮和洋操來改造清朝的經制部隊，這在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為清末新軍的全面改革開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頓綠營，設立練軍的過程中，十分強調精兵的原則。他認為“自古強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強；以散而弱，以聚而強”。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為聚”，（《丁中丞政書·撫吳奏稿》卷五）對全國的兵勇大加裁汰。實行精兵政策是與近代軍隊建設的實際相适應的。清朝全國綠營兵60餘萬，加上八旗和勇營，數量相當龐大。但國家财力有限，兵勇糧饷菲薄，特别是綠營兵，糧饷不足自養，大都兼營他業以謀生，訓練成為空話，毫無戰鬥力可言。要想整頓綠營，就得加強訓練，要想加強訓練，就得增加饷額，要想增加饷額，隻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張，與魏源的思想一脈相承，可謂切中時弊。

在改革陸軍軍制方面，丁日昌還提出了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在設立練軍時，他提出練軍必須集中訓練，專事征戰，使之成為“遊擊之師”。他認為應該将“戰兵”與“差兵”、“汛兵”截然分為兩途，把護饷、解犯、守庫、守陵、分泛等項綠營例差一概責成差兵和汛兵，使戰兵“專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淩”。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分設的主張是近代軍制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在外患頻存的情況下，如不改變綠營“差操不分"的陳規，專門建立一支精幹能戰的野戰部隊，便無法适應反侵略戰争的需要。丁日昌的這一主張，是林則徐、魏源反對臨戰時抽調“客兵”、專門建立海防部隊思想的又一重要發展。

人際關系

父親：丁賢拔

母親：黃氏

妻子：李氏

兒子：丁惠衡

曾孫：丁家駿

丁日昌的高曾祖父為逃避戰亂，由長樂縣（今五華縣）遷徙到豐順湯坑鄉（時湯坑屬潮州府揭陽縣）居住并繁衍成當地望族。

曆史評價

丁日昌生活在一個動亂與變革的時代。縱觀他的一生，他所考慮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強兵禦侮。他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真可謂是孜孜不倦，嘔心瀝血，死而後已。應該說在.那個時代，他的許多見解是精辟的，他的許多主張是具有開拓性的，他的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對中國國防近代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李鴻章評價其為“才力過人”、“不避勞怨，操守亦甚清嚴”。

後世紀念

丁日昌紀念館

丁日昌紀念館（即丁氏光祿公祠、丁日昌舊居），紀念館為正科級事業單位，屬社會曆史類博物館，現内設機構為辦公室和收藏研究部。2013年被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元鼎路中段，占地面積6000餘平方米，1878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所建。是一處典型的潮汕地區祠堂風格建築群，丁日昌告假寓揭期間，在這裡寫下一系列重要奏疏，尤其對于台灣的現代建設的許多規劃，都在這裡完成。丁日昌舊居是清代洋務派實幹家丁日昌在揭陽的舊居、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重要的涉台不可移動文物，是一個集祭祀、起居、藏書、教育于一體的綜合功能建築組群，建築規模宏大，布局實用大方，木雕精美且極具地方特色，建築為富有潮汕特色的“百鳥朝凰”格局。

丁日昌紀念館展覽共分三大部分：丁日昌生平、丁日昌評價、丁日昌世系後裔。館内共布置十個展廳，分十四個小部分，共展出實物、圖片、文字資料、書畫、古籍等二千多件，較為全面地介紹了丁日昌的生平、思想、政績、著述以及世人對他的研究和評價等内容。

人物故居

丁日昌故居都轉第位于廣東省梅州市豐順縣湯坑鎮，是豐順縣文物保護單位。丁日昌故居始建于清同治年間，坐東南向西北，占地面積1687平方米，原采用二進二橫屋布局。一代名臣的故居門前，兩側各置一尊保存完好的石獅，其中一隻石獅右前爪玩弄繡球，另一隻則在嘴裡含着繡球。故居左側還保存有丁日昌的書室，其門額石刻“承志書室”四字。在丁日昌故居門樓附近，建有一個名為“鐵樹園”的小公園。鐵樹園裡還建有文化長廊，上面繪着丁日昌畫像，還有其生平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