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天津條約》包括《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是指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争戰敗後與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在天津所簽訂的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清朝委派大學士桂良和各國代表談判并簽約。真确文本原存于台灣外交部，現存于台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恒溫恒濕的庫房保存。
簽約背景
第二次鴉片戰争是英、法兩國為了進一步擴大侵略特權而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争，爆發于1856年10月，英軍進攻廣州，1860年10月結束。第二次鴉片戰争中國戰敗後，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後與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簽訂《天津條約》，與沙俄簽訂《瑷珲條約》，1860年又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
1858年（鹹豐八年）5月，英法聯軍侵入天津，并揚言進攻北京。清政府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赴天津議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與英、法訂立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第二次鴉片戰争中國戰敗後，清朝被迫于1858年先後與英、法、美、俄簽訂《天津條約》，與沙 俄簽訂《瑷珲條約》，1860年又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條約内容
對俄國
清朝代表桂良和俄國代表于6月13日簽約，共12款。
1.向俄國增開上海、甯波、福州、廈門、廣州、台灣（台南）、瓊州七處通商口岸，俄國兵船可在各口岸停泊。
2.擴大陸路通商，嗣後對俄國陸路通商人數、所帶貨物與資本，不加限制。
3.俄國得在各通商口岸設領，俄人若與中國人發生糾葛或其他事故，由兩國官員“會同辦理”。俄人在華犯罪，按俄國法律受審。
4.俄國人在内地傳教，中國方面不得禁止。
5.中國今後給予别國的一切政治、貿易及其他特權，“毋庸再議，即與俄國一律辦理施行”。
6.由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經定明邊界”，“務将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内”。
對美國
清朝代表桂良和美國代表于6月18日簽約，共30款。
1.清政府若就公使駐京問題與别國另有應允或立約，美國同時享受同等權利。
2.若美國官船駛至中國近海，清朝應就采買食物、汲取淡水、修理船隻等給予協助。若美國船隻被毀、被劫，應準許美國官船追捕盜賊。若美國人受到匪徒侵害，地方官須立即派兵驅逐匪徒，嚴拿治罪，以保護美國人。
3.增開潮州（後改汕頭）、台南為通商口岸。美國人可在通商口岸居住，或租地自行建樓以及設立醫院、教堂及墓地等。美國的官員及人民可以雇傭清朝買辦、厮役、工匠、水手、引水，可以延納漢人教授語言及幫辦文墨，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
4.對于傳教士，地方官當一體保護，他人毋得騷擾，即“寬容條款”。[2]“寬容條款”的要害是，不僅外國傳教士，連中國信徒也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
5.嗣後清朝有何惠政、恩典、利益施及他國及其商民，美國官民一體适用。
對英國、法國
清朝代表桂良和英法代表于6月26、27日簽約，各有56、42款，再加上附約。
1.增開牛莊、登州、台灣（今台南安平舊港）、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南京及鎮江、漢口、九江為通商口岸。
2.英法人士可在内地遊曆及傳教。
3.英法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往來。
4.英法人士在華犯罪，各由該國之領事處理。
5.關稅由雙方協定，每十年修訂一次。
6.雙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禮，并進駐北京。
7.清朝賠償英國四百萬兩、法國二百萬兩白銀。
附約亦規定：
1.鴉片改稱洋藥，可自由買賣及進口。
2.海關聘用英人幫辦稅務。
3.修改稅則，以“值百抽五”(即5%)為原則。
簽約場面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台，溯白河而上，進逼天津。直隸總督譚廷襄吓得魂飛魄散，主張徹底投降。十二日，他向鹹豐帝奏稱:“統觀事勢，細察夷情”，“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十四日，英法聯軍駛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頭品大臣二員速來津共議，否則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兩日以内，聽候回音。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學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書花沙納(1806—1859)為全權大臣，馳往天津向英、法求和。十八日，額爾金、葛羅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衛廉乘俄船“亞美利加”号同至。當即照會清政府，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事”銜名，否則仍需進京。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納便宜行事，從權辦理。二十三日，前此兩天趕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納就和額爾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會見。此後在談判過程中，額爾金和葛羅分别委派随員威妥瑪(1818—1895)、李泰國(1832—1898)和馬吉士辦理實際交涉，以李泰國為主。他是上海海關的英籍職員，同中國官員曾有頻繁接觸，此次充當英法聯軍的中文翻譯與謀士。在談判過程中，他以戰勝國發言人自居，恃強要挾，态度蠻橫，對桂良、花沙納耍盡了威吓流氓手段。在談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統治者頭痛的是外國公使駐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人得入内地遊曆傳教等條款。因為這些将會影響到清朝封建君主專制統治。所以，鹹豐帝一再讨價還價，不肯讓步。有時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勢須與之用武”。桂良、花沙納對鹹豐帝的苦衷雖然十分了解，但他們畏敵如虎，向鹹豐帝奏稱：“戰之不可”，“戰則必敗”。由于此時清朝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國起義，而不是外國侵略者。因此在對外戰争中所調動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邊遠的軍隊。既然如此，那麼在英、法聯軍的脅迫下，最終不得不屈服投降。
主要影響
《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是美國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破壞。在該條約的簽訂過程中，美國利用英、法武裝侵略給清政府造成的困境，不費一兵一卒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己的侵略要求。通過這個條約，美國獲得了遠比《望廈條約》更廣泛的侵略權益，同時以周詳嚴密的片面最惠國條款，坐享英、法等國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攫取的一切特權。《中美天津條約》既是美國對中國主權進行粗暴踐踏的曆史罪證，也是美國推行合作侵華政策的典型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