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
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directInvestment）也稱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跨國直接投資(TransnationalDirectInvestment,TDI)、海外直接投資（OverseasdirectInvestment,ODI)。
國際直接投資是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部分産權、直接參與經營管理為特征，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的資本對外輸出。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創辦新企業和控制外國企業股權兩種形式。創辦新企業指投資者直接到國外進行投資，建立新廠礦或子公司和分支機構，以及收購外國現有企業或公司等，從事生産與經營活動。而控制外國股權是指購買外國企業股票并達到一定比例，從而擁有對該外國企業進行控制的股權。
主要特點
國際直接投資與其他投資相比，具有實體性、控制性、滲透性和跨國性的重要特點。具體表現在：
(1)國際直接是長期資本流動的一種主要形式，它不同于短期資本流動，它要求投資主體必須在國外擁有企業實體，直接從事各類經營活動。
(2)國際直接投資表現為資本的國際轉移和擁有經營權的資本國際流動兩種形态，即有貨币投資形式又有實物投資形式。
(3)國際直接投資是取得對企業經營的控制權，不同于間接投資，他通過參與、控制企業經營權獲得利益。當代的國際直接投資又有以下幾個特點：規模日益擴大、由單向流動變為對向流動、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日趨活躍、區域内相互投資日趨擴大、國際直接投資部門結構的重大變化、跨國并購成為一種重要的投資形式等等。
發展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于60年代初期由海默提出，其後經過維農、巴克利、小島清等人的發展，到70年代後期終于由鄧甯完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的一般理論。這一理論在研究國際直接投資問題時，強調了與傳統國際資本流動有兩個不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強調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企業可以獲得較大的利益；其二是強調這類企業可以節省交易成本80年代以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特别是美國的跨國公司為研究對象，認為跨國公司的競争優勢主要來自企業對市場的壟斷、産品差異、高科技和大規模投資以及高超的企業管理技術。
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并不具備上述優勢，它們往往投資規模小，産品技術含量低且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如服裝和紡織、簡單食品加工等，缺少名牌産品，廣告費用支出較少。但80年代以後有學者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在經濟理論界一般認為有代表性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投資發展周期理論
鄧甯在80年代初提出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國際生産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取決于：1、經濟發展階段；2、該國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内部化優勢和區域優勢”。根據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鄧甯區分了四個經濟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在400美元以下。
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隻有少量的外來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第二階段，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在400－1500美元之間，外國對本國的投資量有所增加，而本國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從而淨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在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在25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外國對本國的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處于經濟發展第四階段的國家其淨對外直接投資呈正數增長。在這一理論中，鄧甯又将經濟發展周期與企業競争優勢因素結合起來，以說明某國的國際投資地位是怎樣随着其競争優勢的消長而相應變化的。
可見，投資發展周期理論是将一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結合起來，認為一國的國際投資地位與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成正比關系。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地位的變化大體上符合這一趨勢。鄧甯認為，一國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數量不能僅僅用經濟指标衡量，它還取決于一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法律體系、市場機制、教育水平、科研水平以及政府的經濟政策等因素。一國的所有權優勢、内部化優勢和趣味優勢可以從國家、産業和企業三個層面上進行分析。
從所有權優勢看，國家層面的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禀賦、勞動力素質、市場規模及其特征、政府的創新、知識産權保護、競争與産業結構政策；産業層面的所有權優勢包括産品和加工技術深度、産品差異成度、規模經濟、市場結構等；企業層面的所有權優勢包括生産規模、産品加工深度、生産技術水平、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的組織結構、管理技術、企業獲得低成本要素供給的能力等。
(二)小規模技術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威爾斯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他認為，小規模技術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隻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争優勢的産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經濟落後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由于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範圍和生産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當然，該理論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它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競争優勢僅僅局限于小規模生産技術的使用，可能會導緻這些國家在國際生産體系中的位置永遠處于邊緣地帶和産品生命周期的最後階段。同時該理論很難解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也無法解釋當今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日趨增長的現象。
(三)技術地方化理論
英國經濟學家拉奧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提出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行為，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盡管表現為規模小、使用标準化技術和勞動密集性技術，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着企業内在的創新活動。導緻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優勢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1)發展中國家技術知識的當地化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中進行的，這種新的環境往往與一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相聯系；
(2)發展中國家通過對進口的技術和産品進行某些改造，使它們的産品能更好地滿足當地或鄰國市場的需要，這種創新活動必然形成競争優勢；
(3)發展中國家企業競争優勢不僅來自于其生産過程和産品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活動中所産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産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
(4)從産品特征上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能開發出與名牌産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别是當東道國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别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産品仍有一定的競争力。
(四)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理論
8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加速增長的趨勢。特别是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把觸角直接伸向了發達國家，并成為當地企業有力的競争對手。如何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新趨勢，是跨國公司理論界面臨的重要挑戰。英國裡丁大學研究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問題的著名專家坎特威爾教授與他的弟子托蘭惕諾共同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考察，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理論，并提出了兩個命題：
(1)發展中國家産業結構的升級，說明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積累的結果；
(2)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在兩個命題的基礎上，得出基本結論是：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産業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的，并且是可以預測的。
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認為，從曆史上看，技術積累對一國發展的促進作用，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别。技術創新是一國産業、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表現出不同的特征。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表現為大量的研究與開發投入，掌握和開發尖端的高科技，引導技術發展的潮流。而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創新并沒有很強的研究與開發能力，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掌握和開發現有的生産技術。
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還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産業特征和地理特征。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受其國内産業結構和内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在産業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産活動，然後是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一體化生産活動。從海外經營的地理擴張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離”的影響，其投資方向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
随着工業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業化經濟體的産業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技術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對外投資方面，它們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産業的傳統産品，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産和開發活動。如中國台灣省的跨國公司在化學、半導體、計算機領域，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在計算機、生物技術、基因工程、電子技術領域，韓國、香港特區企業在半導體、軟件開發、電信技術等領域都占有一席之地。這些國家和地區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也表現出良好的競争力。
(五)産品周期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維農在實證分析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時間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對外投資理論－産品周期論。該理論将産品周期劃分為新産品創新、成品成熟和産品标準化三個階段。當産品處于第一階段時，為壟斷技術，防止競争進入，生産者選擇在國内生産。當産品進入第二階段時，随着産品出口的增加，生産者壟斷的技術也因此擴散，仿制品開始出現，由壟斷技術帶來的優勢出現喪失的危險。為了避免貿易磨擦、接近消費市場和減少運輸費用，生産者選擇到其他發達國家建立生産基地、在當地銷售或向其他國家出口的經營策略。
當産品處于第三階段時，生産者擁有的技術壟斷優勢已經消失，競争的焦點是産品的價格。為了降低生産成本，生産者選擇到發展中國家建立生産基地、在當地銷售或向其他國家出口的策略。當某産品進入第二第三階段時，生産者又開發出新一代産品，并進入一個新的周期。
(六)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創新
近年來，國際經濟學者克服了以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的核心觀點是：任何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在投資直接誘發要素和間接誘發要素的組合作用下而發生的。
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試圖從新的角度闡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其創新之處在于強調間接誘發要素包括經濟政策、法規、投資環境以及宏觀經濟對國際直接投資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以往諸多理論都僅從直接誘發要素單方面來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産生，從而導緻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誘發要素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誘發因素，因為對外直接投資本身就是資本、技術、管理和信息等生産要素的跨國流動。
但是，單純的直接誘發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和條件。尤其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在資本、技術等直接誘發要素方面往往并不處于優勢地位，其對外直接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誘發要素作用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持。
與國際貿易的關聯性
貿易投資一體化理論的形成，使人們認識到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聯性，即兩者既存在互補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國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實踐，但是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和完善。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中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中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中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範的新生力量。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中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内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
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産。
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着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産、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
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中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中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産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内設廠生産各種型号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産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三）中國進一步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分析思考
中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積極實踐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繞開國外的貿易保護壁壘，推動本國對外貿易發展，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進一步提高認識，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予以調整。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目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截至2002年年底，中國設立境外中資企業總數6960家，中外雙方協議投資總額137.8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金額93.4億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貿易企業42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22億美元，無論是數量，還是規模，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外投資的行業領域也從最初的隻投資于與貿易有關的服務業，逐步拓寬到工農業生産、投資開發、交通運輸、餐飲旅遊、咨詢服務、技術開發、貿易、金融、房地産等各種産業。
特别是服務貿易型的行業投資十分突出，按照投資額計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投資占62%，資源開發型投資占19%，生産加工和農業開發投資占18%.此外，對外投資的區域逐漸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延伸。在中國跨國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由于投資主體的限制，外貿公司的投資區域多選擇在原進出口市場集中的地區，以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東和非洲。但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中國海外投資從以港澳、東南亞地區為主逐漸擴大到其他國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遍布154個國家和地區，而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和港澳地區。
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排前10名的國家和地區依次是美國、中國香港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泰國、墨西哥、贊比亞、俄羅斯和柬埔寨。中國在這10個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都超過了1億美元，約占中方投資總額的67%，其中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額都超過了3億美元，占中方總投資額的29.4%.所有這些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已是不争的事實。
其次，應當承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用不夠明顯。根據國内有關院校和學者的調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目前還比較複雜，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長期戰略和開拓外國市場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為了克服已經存在的貿易壁壘，還有可能是為了安置和轉移國内過剩的資源，等等。
但是，無論如何，在所有的動因之中，通過增加或擴大直接投資，以繞過貿易壁壘，克服進口國貿易限制的動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這就意味着中國企業在面臨貿易壁壘時，較少使用直接投資的方法去繞開。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不大。
如2001年，中國向對反傾銷問題叫嚷最厲害的地區之一的歐盟出口了492億美元，而對歐盟的投資僅為1161萬美元，是中歐貿易額的2%.統計中還發現，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國，即使在這些中國企業投資偏好的國家中，中資企業的總投資額也不足5000萬美元。另一方面，據統計資料顯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國對歐盟出口增長分别達到281億、302億和455億美元，但三年内中國對歐盟投資總量增幅不大，分别為5097萬、5149萬和5884萬美元，就是明顯的例證。
怎樣進一步發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推動對外貿易的作用？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除了需要積極地鼓勵與提倡服務業和自然資源開發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之外，應當重點抓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較為複雜。首先，由于中國制造業對外投資中，有近一半投資于初級産品的生産加工，生産初級産品的附加值較低，對帶動中國相關行業的貿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進口該初級産品，經過深加工再出口，則能間接起到貿易創造效應。
其次，産品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如機械行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結合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中國相關技術、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
此外，遭受貿易壁壘的行業如紡織品業，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難較大，出口成本提高，為了規避這一壁壘，尋求在海外的市場，争取參加國際分工，企業往往轉而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對貿易的替代，補充市場的貿易損失。如果在投資中可以使用國内原材料，則可以促進國内原材料的出口，對貿易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雖然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是複雜的，既可能産生替代效應，也可能會有創造效應，但經驗性研究表明，作為投資母國，制造業對外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替代效應，對外直接投資會改變母國向東道國出口的商品構成，以中間産品出口代替終極産品出口，這也就更說明了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
總之，随着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關聯性将會不斷發展，中國應該适應這一新的形勢，積極改變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缺乏競争優勢，與對外貿易的規模不相适應的狀況，鼓勵企業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制定确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标。同時，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資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種手段支持企業開展跨國經營，為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提供優質服務，努力建立起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健康良性的發展關系。
中國成為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在此間發布的《博鳌亞洲論壇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1年度報告》指出，雖然始于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亞洲地區的國際資本流入，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一直是吸收國際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nn
據該報告披露，近年來流入亞太地區的國際投資主要流向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2008年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入增長了29.7%，2009年隻下降了2.6%，而在2010年保持了6.3%的溫和增長。中國香港對國際資本也是極具吸引力的熱點市場之一，但流入中國香港的資本很大部分可能進一步流入其他市場如中國内地等。nn
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緩解了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資本短缺，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迅猛增長，而且由于國際資本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通過“外溢效應”與“學習效應”，使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組織效率不斷提升，從而提高了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産率。nn
該報告顯示，亞太地區作為國際資本最青睐的投資目的地，始于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其影響嚴重，特别是國際資本流入遭受沉重打擊。亞太地區雖然2008年仍保持國際資本流入的正增長，但除中國外，2009年東亞主要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都呈大幅度下降。nn
進入2010年，随着經濟的緩慢複蘇，全球直接投資呈現觸底反彈态勢。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初步估計，2010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入較上年微幅上升0.7%，流入發達經濟體的國際直接投資下降6.9%，而發展中經濟體流入上升9.7%，其中，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流入勁升17%，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率先恢複和活躍的地區。
推動形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新局面
促進對外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新常态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資源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迫切要求；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使我國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重要體現；也是實現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這一宏偉目标的戰略需要。
201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出現嚴重下滑，1—10月新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863.1億美元，同比下降40.9%；其中流向制造業的投資下降44%，流向裝備制造業的投資下降47.9%。一方面反映出前一時期宏觀調控政策取得成效，非理性投資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一些片面模糊認識所造成的政策輿論導向偏差，以及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外彙管制、融資困難、投資審查周期長等不利因素的影響。為此，應正确認識我國現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以及對外投資在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促進對外投資持續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