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曆

畢業後，奉調來上海引翔港，化名進一家紡織廠做工。他以自己做苦工的經曆，寫成紀實小說《端午節》，在《中國青年》發表後，産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民國15年6月，任團引翔港部委書記。他宣傳團的作用，發展團員，發動各團支部在各廠建立童子軍、姐妹團、兄弟團，把青年工人組織起來，開展團的工作。被譽為上海青年工人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同年，轉為中共黨員。

同年底，調往江西九江，任團地委書記。次年5月，在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團中央委員，任共青團江西省委書記，主編團省委機關刊物《紅燈》。

民國17年6月，赴莫斯科參加共青團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團中央委員。次年春，奉調回上海。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學運部長。9月，根據黨、團中央指示，吳振鵬領導發動了以上海青年工人為主體的總同盟罷工。事前，他組織各區團員深入楊樹浦、引翔港工廠區集會，發表鼓動演說，制訂綱領口号，為這次鬥争做了大量準備工作。9月2日是國際青年節，他領導上海各工廠同時舉行總罷工，并勇敢地在南京路和外灘遊行示威。

由于長期艱苦的地下工作，吳振鵬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肺結核而得不到休養與治療。民國22年5月17日深夜，吳在上海家中被捕。敵人的酷刑與惡劣的監獄生活，使他的肺結核病不斷加重，6月在獄中病逝。

人物事迹

五四運動後，安慶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師即有團組織活動。吳振鵬入學之初，就以正直的品格和優異的學習成績，赢得了同學的尊敬。除了學習外，他還主動接近進步同學，如饑似渴地閱讀流傳于同學之間的《新青年》、《向導》等進步刊物，思想進步很快。1923年秋，經楊兆成、薛卓漢介紹，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入團以後，吳振鵬以更大的熱情、更多的精力投入黨團組織領導的各項運動。1923年10月，他參加領導了安慶各校5000多名學生舉行的反對曹锟賄選，聲讨“豬仔議員”的遊行示威，并帶領同學搗毀參與賄選的議員張伯衍在安慶市狀元府的住宅，給反動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被安慶人民稱為“大快人心之舉”。不久，他在學校辦了一所工人夜校，親自組織同學給工友上文化課，同時向工友宣傳革命道理，擴大共産黨和青年團在群衆中的影響。

在校内，他還利用一間空閑教室辦起一個圖書館，和同學們一起籌集進步書刊，其中包括團中央從上海寄贈的《向導》、《中國青年》、《團刊》等。吳振鵬經常利用同學們課餘到圖書館看書學習之機，開展團的組織活動，并發起組織了一個學生文學團體——曦社，團結廣大進步學生。曦社建立後，在校内出版了多期牆報，經常刊有吳振鵬寫的批判封建制度下的教育和抨擊軍閥統治的文章，吸引了許多同學從埋頭讀書而轉到注意社會現實，并積極參加校内外的政治鬥争。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吳振鵬與薛卓漢、柯慶施等積極組織安慶五卅慘案後援會，舉行有工人、學生、市民參加的遊行示威，并通電全國，搞街頭募捐、義演，在社會上獲得很大聲譽。吳振鵬還組織一師同學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的籌備工作、安慶市孫中山先生追悼活動的籌備工作及組織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反帝鬥争。由于吳振鵬等人的努力工作，一師的團員人數和進步同學不斷增加，為一師共青團支部的正式建立打下了基礎。

1925年暑假，吳振鵬從一師畢業。中共安慶黨團組織根據他的表現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保送入上海大學學習。

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上海大學被封，暫不能正常上課，黨組織遂将各地到上海大學學習的青年派往上海各工人區從事工人運動。吳振鵬被派往工人集中的引翔港，化名進入一家紡織廠做工。

在工廠，吳振鵬和工人兄弟一樣，每天在極其簡陋惡劣的環境中工作十幾個小時，更談不上安全保障。工人們還經常遭受工頭的任意辱罵和毆打，甚至開除。這種非人的境遇使吳振鵬大為震驚。為了揭露和控訴帝國主義和資本家對中國工人殘酷的壓榨和迫害，他以小說的形式寫了一篇題為《端午節》的文章。文章以寫實的手法，描寫了在中國的傳統節日裡，紗廠工人如同牛馬般的勞動及窘困的生活，和富紳商賈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青年》第124期刊登了這篇小說，編輯部還寫了編者按，向青年和讀者推薦。

由于吳振鵬在工作上卓有成效，不久，他擔任了共青團楊樹浦區委書記。這期間，他和上海共青團領導人關向應、袁玉冰有着良好的工作關系，為此，三人各自取字，按年齡大小分為袁孟冰、關仲冰、吳季冰，以表示他們之間如兄弟般的親密融洽的關系。後來，吳振鵬用季冰署名發表過許多重要文章。

在吳振鵬等人的積極努力下，上海地區的青年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取得很大成效。吳振鵬曾在曹家渡創辦了一所平民學校，并任校長和教員，親自教工人識字，宣講工人要團結起來，反對壓迫，翻身做主人的革命道理。因此，在滬東、滬西的工人群衆中，提起吳振鵬的名字，沒有不知曉的，他被譽為上海工人運動的“四大金剛”之一。

1926年，吳振鵬被吸收為中共黨員。從此，他更加努力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工作。

是年底，受組織派遣，吳振鵬赴江西九江工作，并擔任團地委書記。不久，他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九江市黨部。為維護國共兩黨的團結，反擊蔣介石一夥的倒行逆施，他聯合九江地區所有的革命力量，力挽狂瀾，同國民黨右派展開了堅決的鬥争。

1927年5月，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吳振鵬作為九江團地委的代表參加大會并被選入大會主席團。會議制定共青團工作的方針，并接受了中共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解決方式和少共國際的指示。會議最後選舉了團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局，吳振鵬均獲當選。

會後，吳振鵬返回江西南昌，接任團省委書記，并主編團的機關刊物—《紅燈》。他一上任，就表現出堅決的鬥争精神和滿腔的工作熱情。他用自己手中的筆，猛烈抨擊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和江西省主席、軍閥朱培德“牆頭草”政治的态度。僅在《紅燈》雜志上，他就寫過《蔣介石還沒有反動?》、《楊花水性的姑娘》、《紅燈之下的蔣介石》等文章。這使蔣介石、朱培德惱羞成怒，遂于7月公開查封《紅燈》雜志。但正如吳振鵬在《紅燈》第14期上所說的：“紅燈是永遠照亮着的!”

在吳振鵬的領導下，江西省的青年運動有力地配合了黨領導的革命鬥争。九江、鄱陽、萬安、泰和、南昌、弋陽、贛州等地的青年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完成整個江西的大暴動。江西的青年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共青團的組織不斷壯大，人數增至3000多人。

1928年7月，共青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吳振鵬在這次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大會充分肯定了共青團自四大以來的各項工作。根據中共黨的六大精神，大會制定了共青團的基本任務，即争取團結更廣大的工農青年在黨的周圍，進一步發動他們參加工農群衆的革命鬥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會後，吳振鵬被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員、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由于長期從事艱苦的地下工作，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但病魔并沒有絲毫減弱吳振鵬的革命幹勁和工作熱情，他常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間，指導江蘇地區的青年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