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徽簡介
1916年12月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次年蔡即請魯迅為之設計校徽。魯迅于8月7日将設計完竣的校徽圖樣寄交蔡元培，後即被采用。後又曾長期棄用，80年代始重新使用，現使用的北大校徽系以此為基礎修改而成。
魯迅設計的這枚北大校徽，其圖案以篆體的“北大”二字構成一個圓形，便于制作圓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個人，上面的“北”字又像兩個人，這樣就構成了“三人成衆”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負二人之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重任”的想象。在藝術處理上，這枚徽章構圖簡潔大氣，線條流暢規整，蘊涵豐富。用設計對象的文字構成圖案，是徽标設計的常用手法，但高明的設計者用文字構成能夠表現徽标内涵的圖案。魯迅這枚校徽的設計，就達到了這一境界。
1950年3月17日，毛澤東為北大校徽的題字送到北大。這一天，中共中央秘書室将毛主席為北大校徽的題字放在一封信内送給北大，信的内容為“北大校長辦公室并轉全體師生員工同志們，寄上毛主席為北大校徽題字，敬請查收。”
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學發布《視覺形象識别系統管理手冊》，正式推出修改後的北大校徽标識。修改後的北大标志是在魯迅先生設計的校徽圖案基礎上豐富和發展而來。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紅色為标準色，并将其命名為“北大紅”。
北京大學标志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魯迅先生應蔡元培校長之邀為北大設計的校徽，且在90年的時間裡得到了廣大師生的廣泛認同和應用，但在此之前，無論是在制作上還是應用上，都缺乏統一的規範。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北大于2006年5月正式啟動了“視覺形象建設工程”。一年多來，以“尊重曆史、尊重傳統”為原則，根據“便于識别、便于傳播、便于制作”的設計原理，北大對曆史上出現過的各種标識進行了梳理，并确定以魯迅先生設計的校徽作為北大标志的核心元素，進行了豐富、修正和規範。
設計緣由
創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1912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1916年12月，著名教育家、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位以“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為圭臬的浙籍人士，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推動了北大的思想解放和學術繁榮，使北大成為傳播新文化的重要陣地。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前，北大雖然“上承太學正統，下立大學祖庭”，是中國古代最高學府在現代的延續，但是并沒有校徽這一新生事物，亦即沒有專屬自己的旌旗标識，學生與教工出入極不方便。蔡元培上任後的第二年，即1917年，即出面請魯迅設計北大校徽。
1917年的魯迅和陳獨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兩種狀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後便躲在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抄寫古碑，這一年魯迅日記中大量記載了購舊拓本、買漢畫像、搜集古鏡等事。半隐居的魯迅常常感到孤獨和愁悶，他說自己“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但這并不等于魯迅處于沉淪之中，他的心中燃燒着向往民主科學的火焰。接受蔡元培委托後，魯迅便着手設計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學徽章”。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簡潔的輪廓給人現代的感覺。“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衆”的意象，給人以“北大人肩負着開啟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國印章的格式構圖，筆鋒圓潤，筆劃安排均勻合理，排列整齊統一，線條流暢規整，整個造型結構緊湊、明快有力、蘊涵豐富、簡潔大氣，透出濃厚的書卷氣和文人風格。同時，“北大”二字還有“脊梁”的象征意義。魯迅用“北大”兩個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學畢業生成為國家民主與進步的脊梁。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被劉半農戲稱作“哭臉校徽”，但魯迅将校徽圖樣寄交蔡元培後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續到1949年，後又因曆史原因長期棄用，上世紀80年代又重新使用。
從魯迅日記可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前後，曾與蔡元培有幾封重要的通信，惜乎今已散佚，無法探知魯迅設計北大校徽的初衷和設計過程中的細節。但當年蔡元培為什麼要請魯迅而不是其他美術專業人士設計校徽，完全可以從蔡元培和魯迅交往的過程中得到鈎證。
蔡元培和魯迅是紹興同鄉，前者比後者大13歲。從某種意義上講，身為朝廷翰林院學士的蔡元培是後學魯迅的師長和伯樂，身為教育總長或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則是魯迅的上級。1912年，蔡元培被孫中山力薦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後，便開始延攬人才。蔡元培對推薦魯迅的許壽裳說：“我久慕其名，正拟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魯迅從紹興進教育部後，二人由此結識、訂交。魯迅在緻蔡元培的信中，總是恭敬地起于“鶴庼先生左右”，收于“專此敬請道安”,署以“晚周樹人謹上”，不敢有一絲一毫馬虎。魯迅被聘為教育部佥事、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科學、美術館、博物院、圖書館、音樂會、演藝會等事宜。雖然魯迅在那裡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終日，極無聊賴”，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攜下，魯迅開始了他14年的公務員生涯，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魯迅借此觸摸到了生活的質地。可以說，沒有蔡元培的提攜，魯迅的人生也許就得改寫。無論在行政隸屬關系上，還是在人情世故上，後學魯迅都有責任有義務為蔡元培所托效力。
蔡元培托魯迅設計校徽，是對其美術功底與美學主張的信任與首肯。魯迅一生雖然沒有專事美術，但自幼喜愛美術，有着很好的美術訓練，比如用“明公紙”描摹繡像小說等。魯迅是現代美術的旗手，他領導的左翼木刻運動即使放到同期西方大景觀中也毫不落伍，很多精神和品質在今天都不過時。魯迅非常重視美術教育，1913年，他在任職教育部佥事期間，發表了《拟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顯示出了對美學源流的深入了解，主張将美術“傳諸人間，使與國人耳目接，以發美術之真谛，起國人之美感，更以冀美術家之出世也”。魯迅的這些主張與蔡元培的主張不期而遇，與蔡氏可謂心有戚戚焉。蔡元培畢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曾在籌辦北京夏期講演會時，指派魯迅講授《美術略論》,魯迅十分樂意地接受了這一任務。蔡元培被迫辭職後，新任總長竟把“美育”删除，代之以道德教育，魯迅對此感到極為憤恨：“聞臨時教育會議竟删美育，此種豚犬，可憐可憐！”黃裳先生認為魯迅在美術園地的辛勤耕耘與他在《自由談》上所寫的戰鬥雜文，“幾乎是雙峰并峙的同樣的戰鬥工作”，此言極确。正是由于魯迅不俗的美術功底以及蔡元培與魯迅在美育方面的心思相通，使蔡氏毫不猶豫地把設計校徽的重任托付給了魯迅。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正是“五四”前夜先進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對人的價值、尊嚴、個性與創造精神進行肯定與張揚的表現。這一對後世影響至深的思想潮流體現在魯迅的平面設計上，便以大氣、簡潔的形式诠釋着北大的過去、現在與将來，成就了現代标識史上的經典作品。“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衆之最高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蔡元培）其時還處于蟄伏期的魯迅是抱着對北大的期望，抱着對改造舊社會的熱切期望設計北京大學校徽的，并以此反映了五四前夜的時代風潮。
1925年，北大建校27年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短文《我觀北大》，發在1925年12月的《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号上，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于北大的态度：“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并且堅信“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魯迅關于北大的這段文字，幾乎可以看到是對北大校徽的文字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