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今本《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并，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的特點是重在釋經。所謂釋經，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詞、造句，探求經文中隐含的“微言大義”，探尋孔子在編撰《春秋》時的思想感情。《公羊傳》在釋經時，從《春秋》所載的各條大事出發，引申開去，闡釋經義，但也不完全緊扣經文，有時是以發表自己的見解為主，這些見解就構成《公羊傳》的主要内容。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曆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春秋公羊傳》作為儒家經典，備受曆代統治者的推崇，長期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教科書和科舉取士的考試内容。在唐代被定為小經，在宋代被定為中經，被列入十三經中。
理論特色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一）、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後王立法。（二）、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曆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四二年不是鐵闆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标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内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升平世”，“内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将春秋242年的曆史，劃分成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們所“描述”的曆史運動，并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曆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颉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于人類曆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曆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着“曆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說”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範圍内，又存在着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于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三世說”曆史哲學，論證曆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曆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隐桓莊闵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内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隐，上治祖祢。(《春秋公羊經傳解诂·隐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于“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曆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并沒有這麼多意思。自東漢以後，封建社會結構趨于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适于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餘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流傳情況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曆史着作不同。
漢初傳《公羊》有三家，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說：“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在這三家中，盡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對《公羊》的闡發比胡毋生與公孫弘深刻，但始終隻是《公羊學》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學的唯一宗師。特别是，東漢《公羊》學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着《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師，而一個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漢初期，時代需要封建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齊學學者對孔子《春秋》改造的結果，因而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漢景帝時，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為博士。二人同業《公羊春秋》（也有學者認為，他是胡母生的弟子），董仲舒曾著書稱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為代表的齊學學者将儒學理論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才取得漢武帝欣賞，獲得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統治地位。
胡母生弟子衆多，有名的除公孫弘外，還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之呂步舒。後來，又有齊人任公、貢禹、管路、左鹹、魯眭孟、顔安樂、嚴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傳》得顯。
《公羊春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東漢的何休、唐代的徐彥、清代中後期常州學派的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都是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
1995年，蔣慶出版《公羊學引論》一書，為當代公羊學重興之濫觞。
史學價值
《公羊傳》的曆史思想比《谷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于世。魏晉以後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争前後卻重新複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産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曆史現象，其秘密在于《公羊傳》中蘊含着一套獨有的政治曆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曆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着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曆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曆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曆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于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闆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标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隐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複仇”；闵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曆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并不多見。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曆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三傳今古文之争
三傳今古文之争，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确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産講述禹王之父鲧死後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蔔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确是奇異。所以範甯在他的谷梁傳序文裡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采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
評論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谶，谷梁善於經。”
東晉範甯（《後漢書》作者範晔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經傳集解序〉中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公羊傳》的成就在於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