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造紙

蔡倫造紙

曆史事件
造紙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紙是漢族勞動人民長期經驗的積累和智慧的結晶。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中文名:蔡倫造紙 外文名: 發生地點: 主要人員:蔡倫 出處:《東觀漢記》《後漢書》

出自

最初出自《東觀漢記》及範晔《後漢書》記載。

蔡倫造紙傳說起源于2世紀初的東漢早期。東漢永元(89—105)年間,時任朝廷尚方令的蔡倫由洛陽抵長安,經子午道至龍亭故縣(今陝西省洋縣龍亭鎮)尋找造紙的原料,實驗造紙的方法,終于在元興元年(105)研制出了用樹皮、廢麻頭、爛漁網及破布為原料的植物纖維紙。龍亭乃是他的造紙實驗地之一。他在龍亭造紙的事迹,後來經過他在龍亭居住時的養子、龍亭蔡氏家族後裔及當地鄉親的傳播,逐漸傳開。經過一千七百年的世代口頭傳承,流傳至今。 

蔡倫簡介

蔡倫,字敬仲,東漢桂陽郡(今湖南耒陽)人,約東漢永平四年(公元61)生;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卒。出身于普通農民家庭的蔡倫,從小随父輩種田,但他聰明伶俐,很會讨人喜歡。漢章帝劉旭(公元56~58年)即位後,常到各郡縣挑選幼童入宮。永樂十八年(公元75年)蔡倫被選入洛陽宮内為太監,當時他約15歲。他讀書識字,成績優異,于建初元年(公元76年)任小黃門(宦官中職務較低者)。

此後作黃門侍郎,掌管宮内外公事傳達及引導諸王朝見、安排就座等事。正宮窦太後無子,指使誣陷章帝妃宋貴人“挾邪媚道”,并下懿旨令蔡倫“查實”,通令她自殺。宋貴人所生太子劉慶被貶為清河王。窦後又指使人投“飛書”(匿名信)誣陷章帝妃梁貴人,強奪其子劉肇為養子并立為太子。章帝于公元88年卒,10歲的劉肇登基,為和帝,由窦太後聽政。蔡倫因功被提拔為中常侍,随侍幼帝左右,參與國家機密大事,秩俸二千石,地位與九卿等同。

中國曆史上宦官幹預國政,也正由此開始。 永平九年(公元97年),窦太後卒,和帝親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鄧綏為皇後,蔡倫立即投靠鄧皇後。鄧綏喜歡舞文弄墨,蔡倫為投其所好,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主管宮内禦用器物和宮廷禦用手工作坊。在此期間,他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經驗,改進造紙工藝,利用樹皮、碎布(麻布)、麻頭、魚網等原料精制出優質紙張,于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報朝廷,受到和帝稱贊,造紙術也因此而得到推廣。

同年,和帝卒,鄧後所生百日嬰兒即位,不到二年又卒。鄧後再立13歲皇侄劉祜(公元94~125年)嗣位,為安帝。劉祜是清河王劉慶之子,但由于他即位初期仍由鄧太後把持朝政,蔡倫繼續受到重用,被封為“龍亭侯”(封地在今陝西洋縣),從此進入貴族行列。由他監制的紙被稱為“蔡侯紙”。

約于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倫又被提升為長樂太仆,相當于大千秋,成為鄧太後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滿朝文武的奉承。 正當他權位處于頂峰之際,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鄧太後卒,安帝親政。蔡倫因為當初受窦後指使參與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貴人緻死、剝奪皇父劉慶的皇位繼承權而被審訊查辦。蔡倫自知死罪難免,于是自盡而亡。蔡倫一生在内廷為官,先後侍奉4個幼帝,投靠兩個皇後,節節上升,身居列候,位尊九卿,卻以慘死告終。但他在兼管尚方時,推動了手工業工藝的發展,被稱為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因而留名後世,得到史學家的首肯。

據《後漢書·蔡倫傳》記載,蔡倫主管尚方期間,曾“監作秘劃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近代考古發掘的實物也證明确實如此。尚方令本來是少府屬官,主管刀劍等各種宮廷禦用器具的制造,與中常侍高位根本不相稱,但蔡倫盡力讨好,凡是帝、後喜歡的器物,都在尚方精制。鄧後喜歡文史和紙墨,曾令各州郡歲貢紙墨。蔡倫也正因此而成為促進東漢造紙術發展的關鍵人物。

由于職務上的關系,蔡倫得以有觀察、接觸生産實踐的條件。每有空閑,他就閉門謝客,親自到作坊進行技術調查,學習和總結工匠們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他自己的聰穎創新,對發展當時的金屬冶煉、鑄造、鍛造及機械制造工藝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如當時的鋼刀制造以炒鐵為料,經多次鍛打而百煉成鋼。當時所制造的器物在質量、性能及外觀上确實是精工制造,堪為後世仿效。

但是,蔡倫對工藝技術最突出的貢獻還是在造紙方面,大緻可從三個角度來評述。第一:組織并推廣了高級麻紙的生産和精工細作,促進了造紙術的發展。第二:促進皮紙生産在東漢創始并發展興旺。第三:因受命于鄧太後監典内廷所藏經傳的校訂和抄寫工作而形成了大規模用紙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之一,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大大促進了世界科學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深刻地影響着世界曆史的進程。

關于蔡倫故居,至今可以找到最早的記載資料是北魏郦道元《水經注·耒水》一文:“耒陽,舊縣也......西北徑蔡州,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南朝宋盛弘《荊州記》載:“耒陽縣北百步許蔡倫宅......縣人今多造紙,蓋蔡倫之遺業焉。”

原文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翻譯

自古以來都是把字寫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編成冊,那種用來寫字的絲綢叫做紙。絲綢很貴而竹簡又太笨重,并且不便于人們使用。蔡倫于是想出一種方法,用樹皮、麻頭以及破布、魚網造成紙。元興(漢和帝年号)元年上奏皇帝,皇帝誇贊他的才能,從此都采用他造的紙,所以天下都說“蔡侯紙”。

蔡倫早年和他手下一個叫張紙的宦官到白水槐溝河為張父祝壽,發現小孩子們用木杆挑着水面上的漚變物嬉鬧,當他看到那漚變物一離開水面,迅即變幹,用手摩擦,質地柔韌輕薄,可用來書寫文字,第二天回到宮中,又用黑色顔料在每塊漚變物上寫了一個字,讓皇帝察看,皇帝甚為高興,就派蔡倫重返槐溝河,借居張紙家,到處揀麻、布、棉絮、樹皮等一類漚物,挖池漚制,經打漿、攪混、沉澱、反複試驗,終于制造出了理想地書寫材料,因為這個創造是在張紙地家鄉發現的,就把這種書寫物起名叫“紙”,俗稱“紙張”,至今這一帶還有蔡倫當年造紙的遺址。

争議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缣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因此,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紙不是蔡倫所造

在史籍裡,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于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說:衛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将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事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後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

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說,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并“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同志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紙,于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争論中的一種意見。

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隻是漂絲的副産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幹燥等基本操作。

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松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說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隻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 纖維的堆積物,由于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餘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

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産抽調到一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于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制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曆史根據的。

另外,《後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産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産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幹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并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體,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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