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9月3日，第359旅分为两部分行动。陈伯钧率第718团和旅直属营一部留守陕甘宁边区，后归八路军留守兵团建制。王震率第717团和旅直属营一部共2100余人，以第359旅的番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随后，王震部在五台、平山（属河北省）一带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并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忻口、太原作战。10月，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刘子奇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第359旅进行整编，辖第717团和由河北省平山独立团、山西省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的第718团，以及由崞县（今原平）独立团、侯马独立团、忻州义勇军各一部编成的第719团，共1.2万余人。3～4月，会同第358旅等部反击日伪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首次围攻，收复7座县城。5月，开赴恒山地区，在晋察冀军区指挥下，开展桑干河两岸的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9～11月，在配合晋察冀边区粉碎日军多路围攻中，取得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1939年5月，取得上下细腰涧战斗的胜利。10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制造军事磨擦，第359旅由晋察冀边区调至陕甘宁边区，接替宋家川至葭县（今佳县）的黄河河防任务，旅部兼绥德警备司令部。
从1940年底开始，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1941～1943年，每年上交给边区政府1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坚持以农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开办纺织、皮革、造纸工厂13个，成立盐业、土产、运输等公司，开办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形成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生产经营形式。在1942年2月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第359旅被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席题词赞誉第359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在大生产运动中，第359旅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并在1943年春播和中耕后开展了整风运动，保障和推动了练兵、生产各方面任务的完成。1943～1944年张邦英、王首道先后任旅政治委员。
1944年10月，为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基础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第4、第5大队共4000余人，另有中共中央调往新四军第5师工作的干部组成的第6、第7大队900余人。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向湘粤边挺进。
1945年1月，在湖北省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师。随后，第1游击支队继续南进。3月，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7月上旬，除留一部兵力在湘北、鄂南坚持抗日斗争外，主力3000余人沿湘赣边境南下。8月下旬，到达广东省南雄地区。后因日本投降和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兵围攻，随即北返。10月回到中原地区，在湖北省黄陂县孙家畈进行整编，恢复第359旅番号，编入中原军区。1946年6月27日，从湖北省礼山县宣化店地区向西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于8月29日回到陕甘宁边区，仍归第120师建制。
第359旅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组成第18集团军独立第2游击支队，由刘转连任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3大队和第5、第9干部队，于1945年6月南下。当第2游击支队到达河南省新安地区时，因日本投降，遂奉命转道开赴东北，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
挺进新疆
王震1949年率部挺进新疆。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1953年后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6年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任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198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还曾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名誉会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一至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终年85岁，逝世后捐献了眼角膜。同年4月5日骨灰撒放在新疆天山。同年10月15日塑像在黑龙江省密山市正式落成。
1994年3月，大型文献纪录片《王震将军》、大型画册《王震》、纪念专辑《尊师重教的典范——王震同志》发行。同年10月，铜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落成。1999年11月《王震传》（上卷）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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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网
揭秘王震与359旅:在新疆上演“南泥湾奇迹”：359旅为新疆带来希望、缔造繁荣塔里木的繁荣也是由359旅这支部队缔造的。
为了对过去历史的怀念，我们新农开发这只股票，取名就叫600359。
1950年的春天，喀什已经是桃红柳绿的季节，359旅在荒漠中开荒种地，时任359旅摄影员的袁国祥拍下了这样一副照片。
就像天山是新疆的标志一样，这张照片就是那一段军垦岁月的经典瞬间。
在那个年代里，虽然359旅在南泥湾的故事已经传遍了中国，但是，他们在新疆荒原上经历的艰难困苦，却几乎不为人知。
粮草问题是359旅入疆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此时的新疆，每户农民只有一把坎土曼，一把镰刀，每6户人家共用一张土犁。驻疆20万部队刚开始从甘肃拉粮食，运价是粮价的7倍。从苏联进口的10万吨军粮每年要花3000万卢布，新疆军区每个月要用一架专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来购买粮食。美国副领事马克南在离开乌鲁木齐时曾经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将会饿死在新疆！
1950年，新疆军区下达第1号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农业生产的命令。其实，就在彭德怀发出向新疆进军令的前一天，王震就拿出了到达新疆后要抽出主要兵力开荒生产60万亩粮食的计划。
1949年12月17日，当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时，359旅已翻过库米什达坂，向南疆各地急行军。他们要赶在1950年3月之前进入各个防区，并且立即开荒造田、耕地播种。
这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新疆北部，有6万军人走进了准噶尔戈壁、吐善托盆地及伊犁河谷，拉开了大开荒的帷幕；在新疆南部，已经壮大到5万官兵的359旅全部进入到开荒地域。他们在东起若羌、南到昆仑山北麓、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抵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上形成了大合围之势，在每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原上围垦土地，开荒种粮。
新疆部队以13个师和11万兵力的规模，为贫穷瘦弱的新疆鼓起了走向富裕的勇气。
袁国祥所在的2军，每100人只有50把撅头、23把坎土墁和8架土犁，工具不够，许多人就用挖散兵坑的小园锹来翻地。这些军人刚刚走出枪林弹雨，衣服上还来不及洗掉战争留下的烟黑色，就立即拉起了农民的木犁。
其实，在这7个拉犁战士的身后，还有一个没有被拍进照片的人，她就是17岁的女战士宋瑞琼。这年春天，她跟在犁头后面播撒了3500公斤种子。她在地里走过的路超过了1500公里。
在每天平均16个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中，359旅每天每人的粮食供应是874克。不久，新疆军区又通告他们：每人每天还要扣留82.5克的口粮来当做种子。
在359旅719团驻防的库尔勒开都河两岸，战士们把附近的树叶和草根都吃光了。驻北疆部队处于断粮缺草的状态。在玛纳斯河畔，战士们每天只能供应200克粮食了。从1949年秋季到1950年夏天，整整10个月除了这一身旧棉衣，战士们再没有其他换洗的衣服。
11万开荒部队中有8万人住在原始洞穴式的地窝子里，还有3万人住在临时搭建的行军帐蓬中，衣食住行的贫乏和简陋已经超过了极限，官兵们普遍都患上了夜盲症。
新华网
记者手记：“速写”359旅的继承者们 ：年轻人总是不乏理想，到了兵团，青春似乎格外激扬。在11团，几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和记者聊起他们的“中国梦”。
有的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从湖北跨了大半个中国而来，一腔“好青年志在四方”的豪情，为的是在脚踏实地中磨砺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有的继承父辈衣钵，甘愿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当好新时代的兵团民兵；有的话语朴实无华，却胸怀大志，为发挥所学农学专业，决心为这片土地贡献年华。
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庞，很难把他们和一师的开创者们——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军人联系起来。新疆兵团第一师前身是扬名南泥湾的八路军“359旅”。1953年6月，在党中央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军步兵五师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比新疆兵团成立还早一年。这支继承“359旅”革命传统的英雄部队，挺进塔克拉玛干沙漠，驻屯塔里木河两岸，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揭开了兵团屯垦戍边的新篇章。
从南边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吹来的风沙，从未停止侵蚀他们的家园。上世纪50年代起，一师人付出60多年时间、三代人的代价，把塔里木河沿岸堆积千年的荒滩，逐步变成了今天物产丰饶的绿洲。
这里不少干部从小生长在一师，工作似乎已不单单是为了履行职责，也是延续自父辈血液中的爱国奉献精神。交谈中，他们几乎都会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词——国家利益，为着这个目标，苦和累，委屈和不公，似乎都可忽略不计。 宣传部一名干部忍着手术后的疼痛，还在照常工作；文广局一名女干部13年没有休过假，她说，和身边人比，大家都一样，和上代人比，条件好太多。末了，她情绪激动地说：“在新疆，五星红旗插得最高的就是兵团”。
所有初来的人都不习惯空气里总是飘着细沙；有的地方踩下去浮土厚20多公分；一辆摩托车顶多骑3年就报废；几乎每个机关办公室，还备有毛巾和脸盆架。在阿拉尔市政府一名分管城建的市领导办公室，记者看见他下乡时穿的长筒靴，沾满沙尘。在4团，一师阿拉尔市基层民族宗教工作示范现场会上，上百名参会者每到一个参观点观摩，井然有序，毫不拖沓；在乡下就地用餐，静而不乱。种种表现，颇有军队风范。外人来后工作生活久了，渐渐耳濡目染，也会受熏陶，被感染，融进一师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