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之混乱
何谓鸳鸯蝴蝶派？据1989年版《辞海》载：“盛行于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是指这派作品惯写才子佳人的比喻说法。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大量发表的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代表作有《玉梨魂》、《兰娘哀史》、《美人福》等。”这是狭义的说法，广义而言，我认为，一切言情小说都可以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这是一个简单的小说分类问题，武侠小说则是另一类别。显而易见，不能归入鸳鸯蝴蝶派。然而，《辞海》又说：“‘五四’以后，又将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都包括在内，也被统称为‘民国旧派小说’。”这一来，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陷入了逻辑上的混乱。
造成这一混乱的原因盖出于魏绍昌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1962年10月初版，1984年7月修订新版）。该书首次汇集了民国旧派小说的大量史料，还附录了分类书目，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其功实不可没，但其分类却违反逻辑学的基本常识。民国武侠小说虽也有才子佳人之描写，但其风格与哀情小说完全不同。1989年版《辞海》“鸳鸯蝴蝶派”条目的撰写者是以此书为据，才写成了上述条目。
关于鸳鸯蝴蝶派的书还有三种：范伯群著《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范伯群编选《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还有一种是16开本函装的鸳鸯蝴蝶派作品选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找来看看，对这个问题重新来探讨一下。（本文作者系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理事、学林出版社副编审）
历史背景
1906年，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达到66家之多，此时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达到239种。这些报刊在发表政论新闻的同时，也发表诗歌和娱乐性质的文章，后来这些内容演变成了“副刊”，副刊的发展导致文学刊物的出现和单独出版。其中，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李嘉宝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沃尧、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吴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是此时四大文学刊物。这些依赖通商口岸、现代都市和印刷出版工业及大众传媒体制而出现的都市文学刊物，一方面因适应了都市市民大众的“消闲”、“娱乐”要求从而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一方面又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脱离了传统的“学优而仕”的人生事业格式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物质条件，使依靠报刊杂志、读者市场和稿酬谋生的“作家”这一职业得到确立，一批职业作家由此在清末逐渐出现。《晚清小说史》中论及晚清小说的繁荣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辛亥革命以后报刊杂志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这众多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的产生与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们又共同构成了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公众传媒体制和“文化公共空间”。
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正是依赖这种体制化的报刊杂志(文化产业和文化公共空间)和满足都市市民文化消费需要而大行其道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炮制者也因此成为依赖报刊杂志、传媒体制和稿费谋生的专业化、职业化作家。（不过，尽管清末民初的这些文人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中已转变为职业作家，但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身份角色的现代性变化，也没有将文学职业化、作家职业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公然提出和申明）。
总体而言，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流派，从知名度来讲曾经是文坛第一流派。但是由于流派中的作品良莠不齐，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个小说流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
文学源流
哀情小说，也称鸳鸯蝴蝶派小说。“鸳鸯蝴蝶派”一词的出现是带有贬义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一些主张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民初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一批文人作家的一种创作倾向的概括。据研究者考证，较早提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周作人这里的“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的《论“黑幕”》一文中曾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期《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钱玄同在《“黑幕”书》一文中谈到：“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很明显，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眼里，“鸳鸯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艳情小说。 他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主要基于道德上的，认为这类小说“贻误青年”“陷害学子”。对于民初艳情小说，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艳情小说是“青年之罪人”：“近来中国之文人，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一编脱稿，纸贵洛阳”，青年子弟，“慕而购阅”，结果“毁心易性，不能自主”。艳情小说造成了“今之青年，诚笃者十居二三，轻薄者十居七八”。新旧人士一样反对艳情小说，只是，新文化人士认为那是复古的祸害，旧派人士认为那是趋新的弊端。实际上，被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并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和团体组织，加上经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新文学在整个社会的思潮中取得了较优异的地位，遭其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就被当作落伍、腐朽的一种反面标靶，同时其涵义和人员不断地扩大变化，并且不断地被非文学化。以至于到后来，鸳鸯蝴蝶派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维持时间最长、人数也最为庞大的一个文学流派。新文学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五四时期，二是三十年代初。
应当说，民初时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它是指当时在上海十分流行的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代表的艳情小说，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哀情小说。最早被人目为鸳鸯蝴蝶派，是指围绕着《民权报》和《民权报》系统（如《民权素》）的杂志以及徐枕亚主编的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有人认为《民权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小说丛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这些人主要有：徐枕亚、徐天啸、李定夷、吴双热、胡仪 、刘铁冷（刘铁冷，名绮，又名文魁、字汉声，又字松涛，宝应人，家学渊源，民初任《民权报》编辑并执教于上海各学校，著有《铁冷丛谈》、《铁冷碎墨正续集》、《四六丛话》、《鸥梦轩诗牍》等，小说有《征夫恨》、《斗艳记》、《野草花》等。）、蒋箸超、包祖香（包祖香，别署独醒，吴兴人，曾任《民权报》本埠新闻版编辑，著有弹词《玉女怨》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三鼎”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这些人大多数是江南文人，文化背景和趣味非常接近，加之又是十分相投的朋友、同事，互相间影响呼应，并且几乎同时在《民权报》上发表长篇哀情小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风气，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徐枕亚的《玉梨魂》。
《礼拜六》
在民初这些小说杂志中，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无疑是《礼拜六》。《礼拜六》创刊于1914年6月6日，周刊，它的创办受到了美国周刊《礼拜六晚邮报》的启发。主编王钝根。
王钝根（1888--1950），名晦，字耕培，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祖父王鸿钧是清末有名的古文家，父亲也是秀才出身。辛亥革命前夕，王钝根在家乡青浦创办《自治旬报》鼓吹反满革命，名播乡里。同乡席子佩闻其名，聘为上海《申报》编辑。王钝根入《申报》后，创“自由谈”副刊，并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3年底，王钝根与天虚我生（陈蝶仙）创办《游戏杂志》。《礼拜六》创刊后，王钝根辞去《申报•自由谈》的编辑职务，专心主持新杂志。《礼拜六》标榜休闲，内容以当时正流行的小说为主。“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后来，周瘦鹃也加入《礼拜六》与王钝根共同负编辑之责。《礼拜六》为32开本，每册三四十页，售价1角，其发行所中华图书馆设在河南路广东路口（隔壁是扫叶山房）。由于王、周两位主编的尽心，《礼拜六》周刊在民初的众多小说刊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民初最成功、最流行的杂志，最多时销路达到每期二万份（而民初一般同类杂志每期只有一二千份）。“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象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王钝根在《礼拜六》创刊时曾向读者许诺杂志将争取“夙富盛名于社会”的小说为作者，以造成“名作如林”之势，实际上《礼拜六》做到了这一点。《礼拜六》是一本比较纯粹的小说杂志，它所容纳的小说范围也比较宽泛，有长篇，也有短篇，有创作的，也有翻译的，题材方面也不局限于哀情小说，几乎包罗万象。因此其作者也比鸳鸯蝴蝶派要复杂的多，当然它有一些基本的和主要的作者，如周瘦鹃、王钝根、陈蝶仙、陈小蝶、胡寄尘、姚 雏、许指严、罗韦士、叶小凤等，以后，这些人就被认为是礼拜六派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礼拜六派”，都是从当时论争的需要出发，并不是从研究的出发去命名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中人物的指派也是很随意的，象刘半农原先也在《礼拜六》杂志上写了许多和其他作者差不多情趣的小说，由于他后来站到新文学这一边，自己出来批判这种情趣，所以也就不被认作是这一派。同样是《礼拜六》杂志的一个重要作者叶圣陶，因为后来也成为新文学的一员，也就从不被认为是同鸳鸯蝴蝶派或者礼拜六派有牵连。1916年4月，《礼拜六》在出版了第100期后宣布因为欧战影响，时局不靖，邮递常误，纸价昂贵等原因，杂志停刊。1921年3月又重新复刊，至1923年2月出至第200期后终结，后一百期的杂志除了小说之外还刊登一些笔记杂文之类。由于《礼拜六》是当时最畅销、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小说杂志，它几乎变成了一种模式和说法，《礼拜六》式的刊物也就是小说杂志，《礼拜六》作家也就是小说家。民初的小说杂志培养了许多小说迷，出版家张静庐在回忆录中就绘声绘色地写了他在民国二年到民国四年间（16—18岁时）如何迷上小说的情形。
时代意义
小说成为流行的风气在晚清上海就形成，但民初时其意义更有不同。民初上海的现代文化事业，经过晚清的发轫期，到这时已进入一个更加发达的时期。这种飞跃，一是发展的自然过程的积累，另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覆灭以后，文化人普遍感到意识形态上的解放感，使从事文化事业有了更大的积极性。所以，民初上海文化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使这个市场中容纳的文化人要比晚清时多得多，卖文为生成为不少人一种可能和自觉的生活方式。晚清时，许多文人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是没有报酬的。早期在《申报》刊登诗文，不但没有稿酬，还要比照广告向报馆交纳刊登费用。徐枕亚的《玉梨魂》在《民权报》副刊连载时也是没有稿费的，而民初以后，作者对于作品畅销而带来的利益有了更大的关注。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在刊例中已经明确规定的稿酬标准：“投稿中选的，分为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两元，来稿不合，立即退还”。据包天笑回忆，民初上海小说稿酬的市价，普通的是千字二元，特别高的也有到千字五元、六元的，而当时象包天笑这样人家的家庭日用每月有五六十元已足以应付。吴双热的朋友曾为他订立卖文润例：“文言千字三元，白话千字二元”。由于许多文化人是依赖文化市场为生计，所以他们自然就非常看重作品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一般作者如是，报刊亦如是。《玉梨魂》的畅销，造成了许多作者对哀情小说这类风格的模仿，（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李定夷的《陨玉怨》、《伉俪福》、吴热双《孽冤镜》、周瘦鹃的《九花帐里》、陈蝶仙的《泪珠缘》、《玉田恨史》、包天笑《补过》。）在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出版后，日记体的小说也流行于上海文坛，如周瘦鹃的《花开花落》、《珠珠日记》、李涵秋的《雪莲日记》、包天笑的《飞来之日记》、吴绮缘《冷红日记》等，鸳鸯蝴蝶因之被人目为成派。
有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的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名称是由群众起出来的，因为那些作品中常写爱情故事，离不开‘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范围，因而公赠了这个佳名。”平襟亚则说了另外的掌故。1920年某日，姚 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人在汉口路小有天叙餐，叫局征及北里名妓林黛玉，因林喜吃洋面粉制的花卷，故席间以“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朱鸳雏出口成句曰：“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这时，正在隔壁用餐的刘半侬也来到这边，朱鸳雏指着刘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于是席间有人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于是席间各人引出关于鸳鸯蝴蝶的旧诗，并讨论这些诗句的得失，有人认为“最恶俗的如‘屏开卅六鸳鸯住，帘卷一双蝴蝶飞’”，也有人说“最要不得的是言之无物，好为无病呻吟，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刘半侬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于是，就有人开始接受这种说法，把徐枕亚称为“鸳鸯蝴蝶派”，并由此而定名了一个文学倾向。
民初上海小说界（实际上可以说是整个文化）中的活跃人物都是江南人（而且主要是苏锡常一带的人），他们有着较为相近的文化背景，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比较深厚，但对于新文化决不抵触和隔膜。他们较早进入上海的文化领域，供职于各学校及报刊杂志社，成为上海第一代的职业文化人。这些充满江南文化气息的人，对上海文化、生活和娱乐的趣味、方式影响甚大。晚清上海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人们把这里称为“小苏州”，主要是指文化上娱乐上的相近性。而且，在民初的上海，这些文化人开创的文化氛围，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文化的潮流，其他的文化色彩则相对有些异样。
鸳鸯蝴蝶派作品题材的局限性很大，但民初其他的小说家却不受哀情的限制，他们的范畴也从艳情扩展到包括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等各项内容，蔚为大观的作品才支持了民初繁多的小说杂志，创造了上海文化上的小说时代。
由改良群治、教化社会为号召的小说革命，在民初的上海所体现的实际文化成果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民初的上海文人，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小说这一文化形式在现代上海社会这样的都市里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努力。它所建立的文学类型化趋势，以及所找到的同读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许多作为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中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因此，对于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研究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代表作家
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原名张心远，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从小喜读中外文学作品。少年时代主要在江西读私塾。 16岁回潜山自学。后考入蒙藏垦殖学校，因学校解散而返乡。1918年任芜湖《皖江日报》编辑，开始写作生涯。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同年赴北京，任《益报》校对、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编辑、北京世界通讯社编辑。1924年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夜光》，此后创作了大量社会言情小说。1935年举家迁至上海，编辑《立报》副刊《花果山》。次年往南京与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编辑副刊《南华经》。抗日战争爆发后到重庆，任《新民报》主笔，并主编副刊，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写了许多小说和诗文。1946年任北平《新民报》总经理，编辑副刊《北海》。1948年辞去《新民报》职务，结束了40年的新闻生涯。 1949年初发表他的回忆自己生活和创作的《写作生涯口亿》。此后任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写长篇小说《秋江》、《孔雀东南飞》、《凤求凰》等发表于香港、上海等地的报刊上。
徐枕亚（1889--1937），江苏常熟人。原名觉，别号泣珠生、东海三郎、青陵一蝶。徐枕亚的祖父是当地的名儒，父亲也擅诗文，他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诗词，1904年毕业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后在本乡担任小学教员。（这个小学是徐的父亲徐懋生创办的，名叫“善育小学”，两年之后，徐懋生病故，学校也就关门了）1909年执教于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1912年，经哥哥徐天啸推荐，徐枕亚进入上海《民权报》担任编辑。在编辑的同时，他开始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玉梨魂》，小说甫刊登，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追着每期连载的报纸阅读，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在报纸上刊载完了以后，《民权报》的总务主任将小说印成单行本，以民权出版社的名义发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年，这本十万言的小说再版了十次。二次革命失败后，《民权报》骨干戴季陶和何海鸣流亡日本，《民权报》也因其反袁的政治态度，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抑制遂于1913年底关闭。《民权报》部分同人集资创办《小说丛报》，请徐枕亚担任主编，徐为了筹集入股资金，同民权出版社交涉收回《玉梨魂》版权事宜，结果最后通过诉诸法律才将版权收回。此后十年里，《玉梨魂》又印行了23版，这还不包括上海以外的大量翻版盗印。
李定夷（1889--1964），字建卿（一作建青），署墨隐生、墨隐庐主，江苏常州人。出生世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并开始其著译生涯，有三十多部作品传世，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1912年夏，李定夷入《民权报》任编辑，并兼任《中华民报》编辑，他在这两家报纸副刊上连载哀情小说《鸳湖潮》、《陨玉怨》、《茜窗泪影》等。1914年，他协助徐枕亚编辑《小说丛报》，他撰写的《潘郎怨》（1915年12月出版单行本时改名《昙花影》）与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同时在该刊连载。1919年，李定夷因其挂名所办之中华编译社的主事者携款卷逃，心境大坏，远离上海，1925年起脱离文坛，供职于财政部，经北洋政府而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1957年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吴双热（1884--1934），本名吴光熊，字渭渔，别字双热（吴原来别字恤，把恤字拆开取热血热心之意，此为双热之意。）又暑一寒。江苏常熟人，他同徐枕亚是同乡兼同学，两人又结金兰契。吴双热在《民权报》主编文艺副刊，为该刊附赠的有光纸石印《民权画报》连载小说《兰娘哀史》，并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另一部长篇哀情小说《孽冤镜》二十章，与徐枕亚的《玉梨魂》相间刊登。其后又与徐枕亚一起编辑《小说丛报》，并曾赴广东任《大同日报》编辑。晚年任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