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1924年，出生于瑞典的南部。
1946年，去乌普萨拉大学，马悦然颇读东方古哲学著作。《道德经》虽生其烈志，又使之大惑，请教高本汉。后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从高本汉学习古语及先秦文学。
1948年，获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华方言调查。以高本汉早治在中国北方而未得一探南音统，便至四川调查。自上海至重庆、成都，其仅以两月便粗略学西南方言。后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内作了八个月的方言调查。
1949年，赴中国西北，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回川后，马悦然在川北事之两年，就地收了重庆、成都、峨嵋、乐山等地的方言。归瑞典后，以此资料为基成硕士论文。
1951年，获汉学博士学位。
研究经历
1952年，还乌普萨拉大学语言学系，授汉语和中国文学。
1953年到1955年，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到瑞典外交部工作。
1956年至1958年，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在华数年之识许多中国朋友，与著作老舍深结之交。
1958年至1964年，离华回国，受被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中文讲师，后晋升为汉学教授和东方语言系主任。
1965年，高本汉仕，时归于瑞典，用之于英伦与澳洲取之学治验，创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言皇家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和远东考古博物馆之文书集，立专门之东亚图书馆以促进瑞典的汉学教学研究。
1966年至1969年，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著《论汉代以前和汉代文献中词素“嫌”的意义》一文，登载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
1967至1977年，任亚洲学院院长。
1978年，获瑞典国王奖，表彰其在汉学之成与传华文之功。
1980年9月，于苏黎世第二十七届欧洲中国学家大会上，做《论“其”在〈左传〉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报告。
1986年，译《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该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之作。另以其力生许多瑞典诗人之作亦续译为中文。
1988年，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1984年，当选为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荣誉院士。
1985年，获选入瑞典学院，为院中唯一的汉学家院士，此一身职拥诺贝尔奖投票权。
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后期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与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1990年6月，教授位仕，后仍有事于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中瑞文化交流工作。
1998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人物逝世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去世，享年95岁。
学术成就
出版著作
学术成果
学术研究上，马悦然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思想史、社会问题等各个方面。马悦然发表和出版了两百多种有关中国文学、哲学、语言学方面的论著，其中《中国西部语音研究》是他获得广泛声誉的汉学专著。马悦然广泛涉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总是把文学鉴赏与历史背景的分析结合起来，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他对古代典籍《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研究，并从事实和义理两方面来理解和研究《春秋》，还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为英文。
马悦然精心译注《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典籍，并作出了基本的学术判断。他发现虽然在用词、语言结构和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但基本造句结构显示出这两种典籍大体上是属于汉语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显示了一种在新旧造句法之间摇摆的特点，是汉帝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使用的写作手法，对汉以后学者的写作风格很有影响。
虽然这两种典籍的语法结构能反映汉语在同一过渡时期的风格特征，但可以确定《公羊传》问世在前，《谷梁传》产生在后。循着这条线索分析下去，马悦然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即董仲舒为研究“公羊”学而写的《春秋繁露》，八十五章中极大部分章节不是他本人写于西汉初期，而是经东汉以后的人、甚至是魏晋南北朝人删改或托名伪作的。
翻译领域上，他一开始就按照他的导师高本汉教授的治学方法，在古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译成瑞典文，译注了辛弃疾所填的十三阕《沁园春》。
为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马悦然大量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有《毛泽东诗词全集》、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以及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台湾诗人商禽的《冰冻的火炬》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以及长篇小说《灵山》，另外他还翻译了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和艾青的许多诗歌。
文学领域上，马悦然写了不少赏析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不仅显示了他高度的艺术鉴赏力，也显示出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一张牡丹画上的六首诗》只是一篇赏析性文章，却传递出大量的近代历史人物的讯息。他的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一篇专门领域内的学术性论著，但就其对清代社会君臣之间关系的描述，特别是对满、汉官员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剖析，显示了他对清代社会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对满汉文化在一个官僚体制内部相互渗透情形的深刻了解。
马悦然和诗人北岛、翻译家李之义合作出版了一册中文版的《北欧现代诗歌选粹》，他编写了多种汉语教材，供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的青年学者使用，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领导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同时，他也是其它一些人文科学机构的成员。近些年来他承担了欧洲汉学协会3项主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项目之一，即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马悦然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的编写工作。
社会评价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马悦然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正是他真正把欧洲的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
马悦然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古汉语语法和音韵分析到四川方言调查，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到当代朦胧诗的译介，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了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的众多领域，他不仅继承了西方汉学前辈审慎严谨的治学方法，并且改变了瑞典乃至欧洲汉学研究独尊先秦的学术传统，带头将欧洲的汉学研究重点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领域，把学术研究与促进国际间，特别是中瑞两国之间学术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当代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人物轶事
论沈从文
马悦然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
马悦然：要是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作家就是他，头一个可以获奖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吗？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他1949年放弃写作之后，埋头于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我觉得他写的那部《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长篇小说，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没读过他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非常漂亮，很多专门做服饰考古的学者没有人能写出他那样出色的书。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马悦然回忆道：“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
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马悦然懂汉语，他也对中国作家情有独钟。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要颁给沈从文了，却听到了沈从文的死讯。视沈从文为偶像的马悦然试图说服其他评委破例把奖授予死去的人，在多次劝说无效后，64岁的马悦然哭着走出了会议室。
论高行健
马悦然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瑞典文翻译者，正是因为马悦然既是翻译者又是评委，所以当高行健获奖时，马悦然一度受到强烈质疑和批评。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十天前，高行健将他作品瑞典版的出版商，从Forum换成了Atlantis。Atlantis出版社恰恰是马悦然一位朋友的，有媒体猜测他这样做会不会是马悦然事先走漏了得奖的结果。
但高行健否认他知道结果，他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列入考虑名单，太意外了。”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可疑的幕后操纵令诺奖蒙羞》抨击马悦然，德国文化部长诺曼也公开指责马悦然给瑞典文学院的名誉带来了沉重打击。马悦然说：“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我不管别人对高行健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评价。”
评论莫言
马悦然并非莫言作品的翻译者，但马悦然一直认为莫言是最有可能获诺奖的中国作家之一，除了莫言，他还非常推崇北岛、李锐、曹乃谦。
关于莫言，马悦然说：“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有天莫言来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谈话，第二天他又回去了，因为要分房子，我觉得非常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作家（陈文芬补充：有苏童、余华、丛维熙、张炜、陈丹燕、池莉等），在台北住了几天。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莫言不想去，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第三次是2005年他参加（北京）斯特林堡戏剧节，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余华和莫言等，我们没多少机会见面，但常常通信。”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结果，绝对让大多数国人既惊喜又意外。诺贝尔文学奖长期被欧美作家“霸占”，中国作家获奖几乎被认为是奢望。但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通过电子邮件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
”马悦然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此外，好的作品遇到好的翻译也很重要。包括阿来、余华、杨红樱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不断在欧美推出多语种版本，此次莫言获奖，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逐渐增大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