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
1922年8月出生于江西靖安。
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
在“文革”后20世纪的70年代末，专门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开拓了“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研究的新领域，因此成为中国管理会计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83年与1984年，中美联合举办的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曾聘请余先生担任兼职教授。
曾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带头人，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中山大学等七校客座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会计国际教育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权威性会计刊物《会计国际学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编辑政策部成员（该部由从世界多国选聘的5名著名学者组成）；中国会计学会顾问；财政部人才中心高级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美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与研究国际学会和加拿大学术会计学会会员。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级经济师评委会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会计与企业管理系主任、厦门大学会计系主任等职务。
逝世于2007年9月23日。
研究领域
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建设
余先生着重研究了现代管理会计形成和发展的两大阶段和管理会计的对象、方法和基本特征等问题，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学科》一文指出，现代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执行性管理会计和决策性管理会计两大阶段。前者是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为基础形成的标准成本会计系统，主要包括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三个方面。其基本点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在执行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的问题。后者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决策性管理会计。
它认为：提高企业内部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生产、工作效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放在首位；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其理论和方法基础的决策性管理会计包含了执行性管理会计，但决策性管理会计的创立及其发展，标志着这门学科日趋成熟，而进入其发展历程中的高级阶段。该文的发表具有广泛的影响，被国内多种刊物转载。
《现代管理会计中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一文，着重论述了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和方法问题。它指出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是现金流动；现代管理会计的基该方法是差量分析法。该文对如何建立科学的现代管理会计教材的结构体系和现代管理会计的对象、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首先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创建现代管理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余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试论中西管理会计的共性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一文之中。该文首先依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探讨管理会计在西方和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据以论证了中西管理会计所以会有某些共性的根本原因所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立足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的经验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
余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是：
（1）一个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线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相结合的信息系统。通常所说的财务会计实质上也是一种管理会计。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在工作上虽然可以有所分工，但构成统一的会计信息系统，可总称为管理会计。
（2）建立以目标利润为中心的高度综合的经营目标计划体系。
（3）实行权、责、利相结合，提高以班组核算为基础的厂内经济核算体系。
（4）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开展技术经济分析。
（5）企业经营成果的考核，要重视价值与使用价值、微观需要与宏观需要的统一；并逐步建立能准确反映、评价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科学体系。
（6）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逐步建立以电子计算技术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并形成全国性的大网络，便于各有关单位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为全面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7）加强理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武器,建立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对其今后长远的、健康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余先生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的上述概括虽然是初步的，但在中国同类文献中，还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
开拓了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为了进一步发展已有的科研成果，余先生从1987年起又开展“广义管理会计学”的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研究》。该课题第一次提出包括微观管理会计、宏观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三个组成部分的“广义管理会计体系”新概念。其中“微观管理会计”是从企业的角度看问题，包括“微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微观经营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微观上研究如何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体现在项目的投资效益上）和使用效益（体现在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效益上）提供有用信息。
“宏观管理会计”是从国民经济看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经济信息系统，包括“宏观投资决策会计”和“宏观经济会计”两个组成部分，从宏观上研究如何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为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建设项目从国民经济看的投资效益）和使用效益（项目建成投产后从国民经济看的经营效益）提供有用信息。
“国际管理会计”是适应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研究如何在跨国经营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益和使用效益提供有用信息，它是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具体应用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广义管理会计体系”的研究，既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其三个组成部分，又要使它们共同组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它突破了国内外现行管理会计研究仅限于微观管理会计的局限，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来看都属于首创，居国际领先地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在已经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已发表《试论“三论”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具体指导作用》、《试论中国新的会计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其基本结构》、《现代管理会计的新发展》、《当代会计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国际管理会计简论》等相关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国际管理会计》。
余先生历经艰辛，在中国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在中国完成了管理会计的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完善和提高的阶段。余先生因此而成为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个人著作
20世纪40年代
余先生目睹国民党统治区域物价飞涨，通货急剧膨胀，借鉴西方会计理论，在中国最早致力于币值变动会计的研究，发表了专题论文《币值变动会计之理论及其方法》（上、下）（载于《公信会计月刊》第12卷，第3、4期，1948年）。该文全面论述了在持续通货膨胀条件下，如何以“资本维持学说”为中心，对传统的会计理论与方法进行变革。该文的发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也依然闪烁着光芒，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因此，该文被称为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先导性文献。
50至60年代
余教授结合中国会计实践，深入学习和研究前苏联会计理论与方法，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详尽地阐述了财务与成本核算原理、复式记账原理、会计报表结构和分析原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首尾一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特别是《论固定资产折旧与再生产》和《再论流动资金利用效果的指标体系及其分析》两文将前苏联在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阿法那西也夫、毕尔曼、拉特聂尔等教授已做的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修正了上述前苏联专家在有关论著中某些片面的或似是而非的认识，进而使之更加科学化、精密化了。
60年代
为促使企业重视经济效益，余教授又着重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他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客观基础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继续发生作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姿态出现的”。
他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基本特征和指标体系探讨》一文则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是以“独立资金为基础、等价交换为纽带、收支配合为条件”不断实现其再生产活动为其基本特征。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设计了一套能全面反映和评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指标体系，借以通过它们的具体运用，使价值规律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上述两篇论文所阐述的基本论点，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虽曾被斥之为修正主义谬论而横遭批判，然而，它们却与20年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暗合。正是由于这些论点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学术价值，因此，这两篇论文被全文选入《建国以来经济核算论文选》。
文革时期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余教授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常感“漫漫长夜，深憾报国无门！岁月蹉跎，徒有白首之叹！”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时，余教授深感从此报国有门了，更加努力去弥补10年动乱所失去的宝贵时光，立即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研究工作。
70年代末
余先生在对过去长期的教学和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结合在经济管理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努力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和探索，并把它们系统地反映在他主编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和《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两本书中，以此作为学术研究上承前启后之作。这两本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被许多高校和自学考试选为教材。
80年代
是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繁荣时期，也是余先生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余先生在一般会计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富有创建性的论文《要从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该文在中国首次提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通过客观而科学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之后，余先生又在《关于建立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会计学科体系问题——兼论与此有关的几个会计理论问题》一文中再次提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论点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会计理论界有关会计本质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余先生还在中国率先致力于现代管理会计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开拓和发展。
90年代
中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已年过7旬的余先生拥护这一决定，满腔热情地投入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高科技与新会计体系的创建、企业理财等问题的研究工作。目前，余教授主持开展的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会计改革问题研究》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立足国内，放眼世界，致力创建既能反映当代会计科学最新发展水平、又奠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会计模式。该课题已经取得较大的成就。
同时，余先生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高科技为基础、同作业管理紧密结合的新会计体系研究》。该课题的最大特色是视野广、起点高，紧密结合当代科技、管理和经济的新发展，开展开拓性的跨学科研究，创建一个以“以作业管理”（ABM）为基础、以“作业成本计算”（ABC）为中介，以现金流动贯穿始终、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为一体的新会计体系。
该课题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角度看，都属于专业领域亟待开拓的新领域。以余先生为代表的课题组成员在全国社科类核心期刊《当代财经》连续发表了与该课题相关的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中国在这个领域后续研究的基础。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改变理财观念，这首先要有理论的指导，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余教授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托，采用全新的结构体系主编了《企业理财学》。
90年代中期
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将中国会计研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固然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就中国会计研究而言，超越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
中国管理会计研究应与历史潮流相适应，从传统技术观向社会文化观转变，中国古代“孙子兵法”所隐含的管理思想与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战略管理会计存在相同之处。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的接轨及其文化层面的特色》、《OnThe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Accountancy’s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eriod l950s—1990s and lts Prospective Developments H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Explicit Evidence of Cultural lnfluences on Accountancy》、《简论〈孙子兵法〉在“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应用》和《柔性管理的发展及其思想文化渊源》等专题研究论文上。
余先生还独辟蹊径从文化的层面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这在中国同类文献中，也是率先迈出了具有较大特色的第一步。
90年代后期
余先生围绕知识经济的兴起，结合专业特点，展望21世纪会计学科的发展趋势，并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知识经济与现代管理会计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简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及其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冲击》、《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和《论知识经济的社会文化观与现代管理会计》等专题研究论文上。
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为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促进中国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余先生深感必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认识到：“现代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化管理与会计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中国原属空白，但在现代化经济管理中却极为重要。为此，余先生从70年代开始，从无到有，在中国率先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引进、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富有开拓性的成果，填补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
现代管理会计是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以决策性管理会计为主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这一新兴学科的引进和借鉴，使之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一个带根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照搬照抄。余教授认为“对西方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中的一切经验和成就（包括现代管理会计在内）应该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
对于“国外企业管理方法和经验（包括现代管理会计在内）中某些以社会化大商品生产为基础并合乎科学原理的部分，经过吸收和消化，加以改进和提高，使之同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现实相适应，将能卓有成效地在中国社会主义企业中推广应用，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全面提高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服务”。
基于这种基本认识，余先生在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研究消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博采众长，编著了具有开拓性的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管理会计》一书。该书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第一本较完备的著作。专家们认为，“这本教材内容丰富，自成体系，论述深入，结构严谨，迄今为止，是国内有关管理会计教材中，质量较高、学术造诣较深的一本”。该书所创建的“以管理会计的对象——现金流动为经，以管理会计的职能为纬”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系成为国内同类教材编写的蓝本。
该书的出版对于管理会计在中国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83年至1990年6年间连续重印10次，累计发行40多万册，具有广泛的影响，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相应的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