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顾维钧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
1892年，入旧式私塾读书。
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
1901年，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
1904年，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
190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09年，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同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孙中山相见。
外交伊始
1912年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回国抵北京，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
1913年6月，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在上海结婚。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顾维钧得以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不许北洋政府把中日交涉的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意识到中国需要其他列强来压制日本。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其他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对外交涉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又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顾维钧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
1916年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同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洋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政府追随美国参战。建议北京政府参战。11月，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递交照会。
出席和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顾维钧妻子唐宝玥被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夺取生命。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和会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洋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2月，顾维钧随使团到达巴黎。刚到巴黎，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参加和会的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顾维钧位列第二，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1919年，和会召开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大国中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1月28日，顾维钧临危受命，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意大利因分赃不均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几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也点燃了中国国内的“五四运动”。6月28日，顾维钧最终拒签条约。
1920年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11月，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33岁的顾维钧经过36次谈判，最终于1922年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1922年，次子顾裕昌出生于美国华盛顿，顾维钧为了纪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复山东主权，为其取小名“开元”。
出任外长
1922年2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8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11月辞职。
1923年7月，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三子顾福昌出生于北京。
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后弃职离京。
1925年寓居上海。
1926年5月，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1月，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
1927年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
1929年应张学良之邀，返国抵沈阳。
1930年往来于沈阳、北京之间，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辞外交部长职。
支援抗战
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4月，陪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
1932年4月14日，顾维钧（左）与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在大连
1932年4月14日，顾维钧（左）与国际联盟调查委员在大连
1933年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
1934年6月，请假返国。
1935年，暂居国内。
1936年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任驻法大使。3月，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
1937年9月，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初，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1941年5月，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
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次年，加入国民党。
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宋子文访英，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4－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奔波内战
1946年，内战爆发。顾维钧于同年6月赴任驻美大使，为蒋介石集团在美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
1947年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11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华要求。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战犯，榜上有名，且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
1949年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周旋美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6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台湾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向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条约签字。
1955年1－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2月，递交辞呈。4月，被免“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国际法官
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1959年，与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
1960年，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6年10月，顾维钧从任职了10年的海牙国际法院退休。
退休生活
1967年，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76年，口述回忆录完成，捐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Cemetery）。
主要作品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另有《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主要影响
顾维钧在北洋政府时期，以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外交总长的身份，在军阀纷争中保持超然的中立态度，充当了修约运动的主角，推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促成了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使国际舞台上有了中国的声音；随后抗日战争时期，他又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完成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促进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
联美制日外交
顾维钧作为一位留美学生在民国外交界崛起后，对民国外交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联美制日”外交方针的提出。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策略形成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至华盛顿会议之间。
顾维钧的“联美制日”外交思想不仅是基于对当时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他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同。因此，“联美制日”就具有一种外交战略的意义，美国成为中国选择的长久联合对象。从顾维钧本人来看，至二十一条交涉到出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一直到以后担任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联美制日”是他一以贯之的基本外交主张。顾维钧外交政策的重点是以与美国亲善为主，就民国政府外交来看，正是在顾维钧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促成“联美制日”外交方针日趋深刻地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走向，并最终演变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
交涉二十一条
1915年，日本趁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态度极为蛮横。在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的外交政策咨询会议上，顾维钧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他提议应将有关“二十一条”的条约内容以及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等情形透露给英美国家，争取国际支援。他深刻认识到，按照当时中国的外交量级，想要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争取最小的损失，急需从国际的大舞台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审视当时整个国际形势，唯一能给中国在外交上和道义上支持的国家，只有美国。而美国一旦出面支持中国，其盟友英国也会为保护在华既得利益出面干涉。所以对中国而言，能够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至于许诺保守秘密是日本威胁所致，没有遵守的义务。对于顾维钧的这一建议，袁世凯十分重视，同意由顾维钧与英美驻华使馆就有关问题进行联系，顾维钧得以成为对美外交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顾维钧当时是外交舞台上初出茅庐的青年，但是他依靠自身过硬的外交素养，成为中美制定联合抵抗日本的外交方针的背后筹划人。他也得以用客观的视角来给出更为恰当的建议，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顾维钧考虑的出发点始终与美国大体保持一致，执行了他内心坚定的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是明智的选择。也为中国赢得了一战战胜国的荣誉。利益作为结交盟友的最本能出发点和考虑因素，成为顾维钧实现其外交交涉的基本出发点。
巴黎和会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顾维钧即敏感的意识到中国命运将与之密切相关，于是他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相关的问题。从3月开始，他向北京外交部建议应夺回失去的一些权利。当他得知出席巴黎会后，在赴法之前先去了美国，因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对英法不能抱太大的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一些有关美国政府，特别是有关威尔逊总统政策、观点的情报，因为作为协约国中最强国的首脑，威尔逊总统在和会决议时发表的意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离美赴法前，顾维钧还积极争取美国在和会上支持中国。11月25日，他向美国国务卿蓝辛递交非正式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提出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独立三原则，并指出：“遵循这三原则不仅对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实现威尔逊总统于1月8日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的伟大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把中国的要求和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顾维钧外交手腕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然而，巴黎和会是一场分赃会议，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无视中国方面的合理要求，不肯将山东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美国态度的转变，尽管对一贯寻求美国支持的顾维钧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和会期间，中国的外交方略从“赖美为助”到转向依据国际法独自抗争维权，一直都是在顾维钧“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坚持和推动下发展的，其拒签和约的结局“不仅是一起国际性事件，而且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先例”。尽管收效不大，但顾维钧却娴熟的运用国际法，不仅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改变了中国近代外交“始争终让，几成惯例”的懦弱形象，而且通过外交策略的运用与发展，更显示了其外交思想的精髓，促成了“联美制日”外交思想的发展。
推动修约运动
中苏谈判
1924年3月22日，顾维钧照会加拉罕，表示已准备与其继续商议谈判事宜，并提出了三项修正案，即苏俄与第三国签订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一概无效，苏军从外蒙古撤军不应附有条件及在华俄国教堂产业待将来详议。经反复秘密交涉，顾维钧与加拉罕最终于5月31日签署了几经周折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个声明书和两份照会。其主要内容有：（一）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三）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维持现状；（四）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五）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是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沉重打击，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全国各地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废除中比条约
中比条约于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条约届临期满。该约规定每满十年可以重订。4月16日，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提出将该约重行修改，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约。起初，比利时否认中方有修约权，声称“只有比国有修约权”。在纠缠了修约权一段时期之后，比利时在表面上做出妥协，但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双方立场难以调和，遂成僵局。
10月5日，顾维钧出任代理国务总理。他就任后召开了内阁会议，重点研究中比修约对策。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则临时协定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这一办法既避免了列强的“重大反感”，也不致使不平等条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0月23日，比利时提出了要求给予最惠国待遇。对此，顾维钧稍作变通，于28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如六个月内不能订立新约，“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可以延长，并可以经任何一方预先通知废止”。这一提议就使“临时办法”的实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修正案，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京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顾维钧向当时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呈送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中比谈判情况和终止中比旧约理由的总统令草稿，以及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和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规定的声明。11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外交部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除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者概不允订”，现行中外条约“得于满期时通告终止”，并努力设法改订，“于各约期满时，废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缔约国强硬反对主动出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称中比条约的废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促进盟国援华
驻法大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驻外使节开始为积极争取外援而努力，他们不仅希望外国政府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更能实际援助中国抗战。这其中包括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顾维钧做出如下努力：
（一）抗战爆发后，日本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战略封锁。中国获得军需物品便主要依靠西北和西南的陆路交通线。当时滇越铁路是最为便捷，因此，设法让法方同意假道越南运输成为焦点问题。从1937年7月30日起，顾维钧就开始交涉。8月6日，顾维钧会见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时，提出从印度支那（指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运输，他指出“中国当然要继续行使中法协定赋予的过境权。”肖当表示，法方不希望因此引起对日纠纷。顾维钧又与外交部秘书长圣-琼·佩斯（莱热）洽谈。但他称印度支那应当保持严守中立。当接到法方禁止军用物资过境通知后。顾维钧立即要求法国政府对借道问题多加考量。他还希望法国也能像英美两国在此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莱热答复：如果英美苏更积极，法方将采取一致而有力的行为援助中国。而后肖当同意中国军需品取道印度支那，且不需要起岸许可证。在顾维钧一再活动下，中国在布鲁塞尔会议前争取到了过境运输的便利。直到欧战爆发，印度支那通道大都对中国开放，只是在日本施加压力时才偶有间断。在向中国提供便利和供应军需的问题上，法国给予了实际帮助。而这是和顾维钧积极同法国各方交涉密不可分的。
（二）虽然法国同意中国物资假道印度支那运输，但是中国政府还必须为此支付过境税。因此成了中国财政部的一项大负担。劝说法国政府减免过境税，减轻中国的财政负担，是顾维钧在法国争取外援的另一个贡献。
1939年4月13日，顾维钧向法方表示中方希望降低过境物资的过境税。顾维钧指出“根据有关协议，供中国政府的军需物资在通过印度支那转运时，可享豁免一切关税权。”为促使法国尽快答应要求，顾维钧进行了广泛活动。18日，他向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表示中国希望得到法国财政援助。随后，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殖民部长孟戴尔。他表示“当总督对供应物资征收4%的过境税时，他将某些供应物资的过境税降低到1%。”顾维钧指出，由于物资总量不断增加，中国付出税款数目庞大。因此，希望法国免去过境税。孟戴尔表示，如果过境税在当地政府收入中比例很小的话，他将乐于降低。在顾维钧的努力下，过境税获准取消。随着欧战爆发在即和日本对法国压力的加剧，法国对于中国物资过境变得更加谨慎，曾答应对通行税不再予以豁免。9月23日，法国下令禁止中国再通过印度支那运输货物。顾维钧仍未放弃努力，他先后与法国多位领导交涉，终于使法国在11月1日发照会，告知其法国恢复豁免中国政府物资的过境通行税，并对这些物资不加任何限制。
争取中法军事合作是顾维钧对法外交的又一努力。从1938年4月起，中法两国就派代表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讨论，但法方一直对抵制日军扩张迟疑不决。为此，顾维钧多次就派遣军事顾问和联合抵御日本与法方磋商。6月2日，他会见了法国下议院议长赫里欧，表示“协助制造军械人员不难”。顾维钧又拜访了法国总理达拉第，他表示“懂得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以及对欧洲局势的关系。但由于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因此没有多余。但乐意运送枪炮部件到远东，并建厂装配。“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建议邀请英国和比利时共同参加。国民政府即派孙科和杨杰赴法与法方进行交涉。随后，中法两国达成协议，拟定了赴华军事顾问团名单。
提高国际地位
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捍卫台海主权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全权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轶事典故
幼时贵人
当时同和顾维钧父顾晴川在袁希涛幕府的张衡山能看相，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
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维钧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
立志报国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他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youa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恩师指引
顾维钧留美期间，唐绍仪曾作为清特使访美，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并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秘书。那时，顾维钧正准备博士答辩，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这令顾维钧感到为难，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眼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冤孽情史
顾维钧归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去见时任外交总长唐绍仪。他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偶然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二人一见倾心。自此以后，顾维钧得以步步高升。远在上海的张衡山以为得此乘龙快婿，函电顾维钧回沪举行婚礼。后来张衡山得知他和唐小姐的情史，一怒之下写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唐绍仪当即把训斥顾维钧，令他返沪。唐宝玥知道后，大闹脾气，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为了示威与恐吓，唐宝玥跑到了北京白云庵，并通知她父亲已经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她又回到城里，威胁要到八大胡同去做生意，并且挂上国务总理小姐的招牌。唐绍仪最终妥协，叫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负责退婚一事。何丰林包围了张宅，逼张衡山写退婚书。张衡山愤然：“顾维钧不是东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直嚷拼命。此时，张润娥出面，同意退婚。张衡山长叹：“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之后，顾维钧与唐宝玥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从此，顾维钧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1933年，顾维钧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玥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玥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周旋和会
1919年1月28日，凡尔赛会议商议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但巴黎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都一再被拒绝。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只有拒签才能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代表座位上空无一人。与此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合作婚姻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形影不离。早在唐宝玥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乃知天从人愿，唐宝玥死后，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维钧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次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是佳偶天成，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顾维钧很快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维钧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维钧予以接济。不久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不久顾维钧果然组阁。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通缉。他逃到国外，并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
顾维钧和黄蕙兰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在1959年离婚。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夫人理家
顾维钧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严幼韵是大家闺秀，早年为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以身殉职。婚后，严幼韵对顾维钧关爱有加。顾维钧也最喜欢她。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维钧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
严幼韵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并且好客。二人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
严幼韵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时，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还替让安排了菊花枕。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睡早起的习惯，惟恐他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之间的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生活规律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心系故园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越到晚年，顾维钧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1983年，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研究绘画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他从小便极爱吃枇杷，一直到老。这对他的养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吃了多年的枇杷，顾维钧总结出，枇杷还可以当药用。顾维钧的家乡除了盛产枇杷外，还盛产桑葚，他一直也很喜欢桑葚这种水果。
热爱运动
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在美国居住期间，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他虽住在纽约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为此他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装些零钱好打发抢劫者，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他戏言道：“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戏谑牌技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后世纪念
故居
上海祖宅
“厚德堂”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顾维钧的父亲、清末民初交通银行总裁顾晴川所建。“厚德堂”内有房30余间，砖木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厚德堂”内有水桥一座，水井一口，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持原状。2003年11月17日，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天津寓所
顾维钧津寓位于天津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由1921年以顾维钧名义在英租界工部局部分土地基础上所建。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建筑立面为红砖墙。主楼三层，砖木结构。底层六间两厅，从门厅进入大厅，内有大壁炉，靠窗有固定坐椅，旁有书房、餐厅、花厅等，厅外有大平台。二、三层为卧室、卫生间。整所建筑设备考究，共有楼房45间，平房2间，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纪念馆
顾维钧纪念馆位于上海嘉定南大街394号法华塔院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和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他获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纪念品。并展出有顾维钧的大量照片。所有陈列的展品均由顾维钧在美国的家人提供。
会议
2000年9月15日至17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和上海嘉定区文化局联合举办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内地与台湾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人际关系
妻妾
正室：张润娥（1908年结婚-1914年离婚），直隶文安人，张云骧之女。
正室：唐宝玥（1914年结婚-1918年病故），广东香山人，唐绍仪之女。
正室：黄蕙兰（1920年结婚-1959年离婚），福建同安人，黄仲涵之女。
正室：严幼韵（1959年结婚-1985年丧偶），直隶天津人，严子均之女。
子女
长子：顾德昌。
次子：顾裕昌。
三子：顾福昌。
女儿：顾菊珍。
历史评价
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温源宁：①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②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③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金光耀：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一代外交家顾维钧》）
唐德刚：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