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归国之后，接任北京大学的邀请，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而当时适逢抗战，中央大学亦移居重庆城郊的沙坪坝。陈康先生多次回母校看望恩师方东美先生。方东美先生想留学生在身边，于是，与北京大学达成协议，让陈康先生“以后每年”“轮流在一校承之”。
这时，正巧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道茨（Eric Robertson Dodds）教授来华，方东美先生就将陈康先生的博士论文《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注释》推荐给他。后来，道茨教授返归英国，亲自翻译并发表在《古典学季刊》上面，从此，陈康先生在国际学界，一举知名。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陈康先生先随在北京大学北上，并执教一年。后来又经过方东美先生的举荐，再次南迁到南京大学任教。直到1948年，又追随方先生东渡台湾，任职于台湾大学哲学系。
到了1958年，陈康先生被推举为中国哲学会的代表，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参加第12届国际哲学会议，会后转往美国入普林斯大学从事研究。行前在台湾大学办好请假一年的手续。但在1959年，陈康先生完成研究、准备回国的时候，却突然接到师母（方东美先生之妻子）从台北寄来紧急通知，说台湾大学未发下聘书，嘱咐不要返国。（本来系文学院扣下聘书）陈康先生接获通知颇感意外，只得取消返国之行，订好的机票也退回，决定居留美国，接受艾默瑞（Emory）大学的聘书，留美执教。
后来，又转而执教德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并于此时，转而功学亚里士多德之学问，并着述着作多篇。如：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1976）、Ae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1992）等，并发表论文多篇。被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称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直至1992年，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斯纳市。他的案头一直写着这样的话：“Work diligent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则日勤，死则永息）
后世评价
陈康先生一生治学，谨守汤用彤、方东美先生之教诲，踏踏实实，每每有新见解，必穷根溯源，以求完满。他对治学方法极为重视，例如在1984年在台湾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中这样写道：
“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着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汪子嵩先生在一篇纪念苗力田先生（陈康先生在建国前的学生，汪先生的师哥）的文章中也曾这样提道：
“陈先生认为在哲学和科学研究的结论和方法之间，方法是主要的，因为个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根据时便会修改结论，而方法是比较固定的。陈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便是主张所有一切分析、论证都要以亚里士多德的着作为根据，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陈先生为此还说：那些纵横不羁人士看到这个论断，将会大笑说‘陈康笨拙得可怜，智力卑劣到这样的地步，竟然在构思和写作时，处处甘受束缚，以至吐不出一句自由解说的话来。’陈先生回答说：‘这个判语不但符合实情，也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在哲学史研究中，陈先生提倡的是这样一种严格的方法。”
思想介绍
陈康先生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颇有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40年代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主要着作有：《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等。着有德文、英文及中文的有关希腊哲学论文几十篇。1985年在台湾出版《陈康哲学论文集》。译作有柏拉图对话《巴门尼德斯篇》译注，颇受西方同行学者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