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

长短经

唐代赵蕤所著书籍
《长短经》(亦称《反经》)是一本谋略奇书,由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华夏历史为论证素材,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并且还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为历代有政绩的帝王将相所共悉,被尊奉为小《资治通鉴》。为让读者一睹《长短经》的最佳版本,2013年1月初,中国书店首次以简体标点本的形式出版了南宋净戒院刊本《长短经》。
    书名: 别名:反经 作者:赵蕤 类别:谋略书 原作品: 译者: 出版社: 页数: 定价: 开本: 装帧: ISBN:9787503423000 中文名:长短经 朝代:唐代 四库分类:子部 杂家类

作品简介

《长短经》又称《反经》,唐代赵蕤撰,今存9卷64篇。该书汇聚诸子百家学说,撮叙历代更迭史实,论述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涉及知人、论士、政体、君德、臣行、图霸、兵谋等,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参考价值。此次整理,所据底本为南宋初年杭州净戒院刊本,以《读画斋丛书》本为校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全书全式标点,有校有注,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作品目录

原序前言

卷一 大体第一;任长第二;品目第三;量才第四;知人第五;察相第六;论士第七;政体第八

卷二 君德第九;臣行第十;德表十一;理乱十二

卷三 反经十三;是非十四;适变十五;正论十六

卷四 霸图十七

卷五 七雄略十八

卷六 三国权十九:蜀 吴 魏

卷七 惧戒二十;时宜二一

卷八

钓情二二;诡信二三;忠疑二四;恩生怨二六;诡顺二七;难必二八;运命二九;大私三十

败功三一;昏智三二;卑政三三;善亡三四;诡俗三五;息辩三六;量过三七 ;势运三八

卷九

出军四一;练士四二;结营四三;道德四四

禁令四五;教战四六;天时四七;地形四八

水火四九;五间五十;将体五一;料敌五二

势略五三;攻心五四;伐交五五;格形五六

蛇势五七;先胜五八;围师五九;变通六十

利害六一;奇兵六二;掩发六三;还师六四

点评鉴赏

《长短经》全书集诸子百家学说,叙历代更迭史实,核心是“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作者揉合儒、道、兵、法诸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形成这么一部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原书涉及君臣德行、任人用长,钓情察势、霸略权变等内容,夹叙夹议,史论结合。对那些胸怀大志,追求卓越的现代人来讲,无论奉上御下、结盟御敌,还是公关游说,为人处世等均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长短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长短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书中所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所引书目中更有今已散佚的著述,如《玉钤经》、吴人张微的《墨记》等。《长短经》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书中充满了富于洞察力且实用的建议,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长短经》这本书兼具了文学、史料、镜鉴三重价值。

读《长短经》,以古为镜,慎察既往,以戒今失。春风得意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穷途末路处也许正是柳暗花明时,得失之间,坦然淡定。

毛泽东也说《资治通鉴》是权谋,是阳谋,《长短经》是阴谋,是诡谋。不管评价是褒是贬,《长短经》的确深入地剖析了君臣谋略的利害得失,不失为官场学扬名立万的顶级范本。

作品出版

2013年1月初,中国书店首次以简体标点本的形式出版了南宋净戒院刊本《长短经》。《长短经》诞生之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本书讳莫如深,秘藏深宫,社会上流传极少,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刊刻复印的相对较少。到南宋,杭州净戒院刊刻发行了《长短经》,这是目前发现的《长短经》最早刊本,版本价值极高。而这一刊本,也成为以后《长短经》的母本。

作品原序

原文

赵蕤

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

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

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作品前言

唐宋以降,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的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梓州人,字大宾,今四川三台县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鸟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运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

《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郪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今,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惕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

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漏,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未做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用传统的注释形式反映出来,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于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背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一九九六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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