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成员
张佺：主唱/吉他/口琴
小索：主唱/吉他（已故）
张玮：手风琴/沙棍/合音
陈志鹏：手鼓
李正凯：贝司
张蔚：打击乐（特邀）
成员档案
小索
主唱/吉他
小索1970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曾做过工人。92年到95年在四川，广西，浙江等地的歌舞厅做乐手。1995年与张全共同组建“野孩子乐队”。
张全
主唱/吉他/口琴
张全1968年出生于甘肃兰州。童年和少年时代在甘肃和青海的农村度过，深受西北民间音乐的影响。曾做过长途汽车售票员，并曾在四川，西藏，广东，浙江等地的歌舞厅乐队做乐手。1995年组建“野孩子”乐队。
张玮
手风琴/沙棍/歌手
张玮1976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曾做过小学音乐老师，职员，售货员和酒吧服务员。能演奏钢琴，单簧管，笛子，手风琴，手鼓，吉他和口琴。2000年加入“野孩子”乐队。2001年加入左小祖咒的摇滚乐队，演奏手风琴。
陈志鹏
手鼓
陈志鹏1979年出生于“民歌的海洋”山西河曲。自幼随父亲学习国画，曾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2000年加入“野孩子”乐队。
李正凯
低音吉他
李正凯197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曾做过书店营业员。1999年到北京做音乐，2000年加入“野孩子”乐队。
野孩子历史
“野孩子不是一个有名的乐队，小索也不是一个追逐名利的人，他们打动人，是因为他们热爱音乐。他们是用最慢的方式制作音乐的人，但这种牢固的方式也是最好的，就像他们的人一样。”——悼词
野孩子乐队于1995年2月在杭州组建，有张佺、小索两名成员。同年5月他们回到出生地兰州，通过近一年的时间对西北民间音乐进行了考察，其间包括从延安出发沿黄河步行至内蒙古，并进行了一系列创作活动。
1996年3月，张佺、小索来到北京，先后和一些乐手合作排练。
1997年元月1日和张健（口风琴），岳浩昆（贝司），于伟民（鼓手）一起在大西俱乐部作了野孩子乐队来北京的第一场演出；同年3月，来自四川的鼓手周国彬加入乐队，首次使用了由中国民间鼓改制的手鼓；8月23日在兰州举办了野孩子乐队专场演出；同年10月，鼓手周国彬离队。张佺、小索二人继续在北京排练，作过一些非正式的演出，其间鼓手由叶鸿明代任。
1998年6月，鼓手高辉加入乐队。
1999年初，野孩子乐队录制了第一张小样《咒语》 ，并于2月6日在北京作了样带发行演出；11月，野孩子乐队参加英国当代艺术学院（ICA）举办的“北京在伦敦”艺术节；同年，鼓手高辉离队。
2000年6月，与鼓手周国彬再次合作，参加了在北京法国学校举办的“法国音乐节”。李正凯（贝司）和冬子（沙棍）参加了此次演出；同年7月，张玮（手风琴）、陈志鹏（手鼓）和李正凯（贝司）正式加入野孩子乐队；8月24日，乐队在北京“藏酷”酒吧作了专场演出，并录制了第一张现场演出CD《INTHELOFT》 。
2001年，野孩子乐队在北京创办“河”酒吧，并每周固定在河酒吧演出；同年5月18日，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青年新音乐”活动。
2002年5月，野孩子乐队参加北京迷笛音乐节；同年6月，地下发行首张CD《咒语》 ；8月，参加在云南省丽江举办的“丽江雪山音乐节”；11月在上海“ARK”酒吧作专场演出，并录制了第二张现场演出CD《上海ARK现场》 。
2003年2月，野孩子乐队特邀张蔚担任打击乐手并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香港艺术节“北京谣滚”单元。
杨一自述
歌唱让我如此接近大地和勤劳质朴的人民。在歌唱的路途上，让我关照和自洁自己的心灵，去实践生命中美好的幻想。
高考失败后，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这段时间弹琴唱歌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在九二年春天，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住所里我听到了他用弹吉它并挂著口琴唱出的美国民谣，他还向我介绍鲍勃·狄伦，以及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歌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认识几天这个美国人就离开了中国。在这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在一家酒吧唱一些哗众取宠的口水歌，以博得观众的掌声。时间一长，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生意人的豪饮作态，终於在夏天产生了离开广州的念头。当时就想背起吉他到全国走走，在朋友的百般挽留下，我还是一意孤行。终於在1992年10月20日过完我23岁的生日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我音乐道路上第一步。
“这一次我离开了家越来越往远/往後的事该如何去面对”这首《越来越远》可以说是我民谣之路的开山之作。对於前途我无时不在思索著。在开往北京的列车里，我无法入眠。窗外的黑暗象谜一样无法洞穿。我感到这一次的出行，将是一次永远无法回头的旅程，尽管我的身後有我的善良勤劳的父母，和我那难忘的童年生活，以及太多的牵挂。但是，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声却不停地吸引和催促我，看著周围熟睡的陌生人和车窗上自己的镜影。我只能用一行泪水来强忍著这时候的心情。
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来却让我胆怯。这时候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字眼，一个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一股把火车推进黑夜的力量。过了长江，过了黄河，过了所有陌生的村庄，终於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到达了北京站。这是二十多年来我坐过最长时间容量的火车，也应该是彻底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一次抛引。
多年以后，我在《过路人》中唱到：“在火车站的过道上/他这样的模样/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过路的人啊／总是匆匆地走远。”是啊，有谁会去搭理一个陌生的过路人呢?看著手中刚买的地图，却找不著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这时候的地图对我又有何用呢?在这个没有亲朋的城市，哪里才是我落脚的地方?我真想回到列车上，让火车继续往前开，永远别停止，让我永远在旅行中，那该多好啊！
做了无数次残缺不连的薄梦後，我再一次醒来，这时我终於可以安下心来看手中的地图，安排下一步我该去的地方。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中央美院。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的美院。最後决定在前门站下车。当我一出站才发现夜幕已降临，远处的天安门城楼被一片灰色笼罩著。我怀著复杂的心情走过广场，很奇怪，当时一点都不激动。也许这个地方太神奇，我对她一点陌生的感觉也没有。
我一直走，後来穿过王府井，却怎么也没有找到中央美院。最後在实在累得不行了，加上一天没吃东西，便找到一家兰州拉面馆，花了六毛钱吃了一碗拉面。这家在华侨大厦对面的拉面馆後来成了我在北京的最爱。而当时我并不知道它的北边就是我日後赖以生存的地方。
排练认真
“野孩子”在北京的水泥丛林中坚决地歌唱西北的太阳。每一年，他们总去参加甘肃的花儿会，回来时人都黑瘦了几分。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所有乐队中最刻苦，对待排练最严肃的一支。张伟跟我说过，他第一次去看“野孩子”排练是酷暑天气，发现四个人在一个地下室里，连风扇都不开，满头大汗地练习和声，当时就毅然决定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我看过几次他们排练，发现他说得一点都不夸张。
排练的时候他们少有笑容，一次次无止境的反复，聚精会神，苛刻近乎疯狂。他们对每一次排练和演出，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不有丝毫懈怠，并不为了扬名立腕，甚至主动规避在过度迎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中迷失了自己的声音。
创作过程
1995年，小索和张佺沿着陕西和山西境内的黄河徒步走了一个月。他们和村民在一起，倾听农民和牧人的歌声。7月份，他们去了甘肃的莲花山，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一个人们聚集在一起唱“花儿”的节日盛会。人们用不同的方言，用即兴想起的歌词唱着花儿。年轻人互相唱着花儿，唱出对心上人的爱。
小索说：“我们在那儿学会了如何歌唱。”弹着箱琴，小索和张佺开始在一起唱出了他们第一批作品，“弄品”和“离开”。
1996年3月，小索和张佺到了北京。他们有了一个新成员，鼓手高辉，以使他们的音乐增强节奏。当他们发现Conga鼓太异域了，他们尝试了使用腰鼓，一种通常是挂在腰上，由舞者边舞边敲的鼓。他们尝试把两个腰鼓并排放在一起，并将其中一个的一半截去来提高音色。
野孩子很快开始在北京的酒吧里演出，并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吸引了一些固定的追随者。他们写出了更多的歌，“消失”，“你知道”等等。
他们的一些音乐动机变成了器乐曲，例如“大桥下面” ，是在三元桥下面创作出来的。“生活在地下”是关于他们刚来北京时住的地下室。“地铁”的灵感来自于那些在地铁站卖唱的音乐人。
除了写他们自己的歌，他们也改编了一些民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两首维吾尔族民歌“流浪汉”和“青春圆舞曲”。
“流浪汉”原名“Sikenashka”。每一个维族人都会唱。在固定的旋律中，歌者即兴编出新的歌词。维吾尔族人经常整夜整夜不停地歌唱。
在“流浪汉”中，野孩子将传统的歌词与他们自己的歌词融合在一起。“姑娘姑娘，别着急哎，我请个画家画下你。把你画在那吉它上哎，拥抱着吉它我拥抱着你”……“人说北京的马路宽，半个小时我到对面，人说北京的姑娘好，可是我没有户口还是个穷光蛋。”
“青春圆舞曲”也是一首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由民间音乐家王洛宾(1913-1996)传播到全国各地。
“太阳下山明天依然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地开，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在野孩子的“青春圆舞曲”中，旋律背后是强劲的鼓声，不是对已逝去的青春的感伤，而是用音乐和美酒赞美生活。
但是，生活不是一直都美好。有时乐队成员也会感到失落，对未来感到迷茫。“我想知道生活在哪里，太阳下山了，月亮下山了……北京，北京，我要去哪里。”这是一首写于1998年名叫“北京”的歌中的一段。
野孩子写了大约30首歌。乐队成员也发展到五个人。除了小索和张佺，还包括张玮(手风琴，小打，和声)，李正凯(贝司)，和陈志鹏(鼓)。
尽管野孩子被伦敦现代艺术学院邀请去演出，但他们还很难说是有名。除了有时去其他城市演出，他们经常在北京三里屯的“河”酒吧和“芥末坊”演出。
张佺说：“我还在寻找了解生活，但我知道我会活着，写歌，唱歌。”
音乐理念
“野孩子”无疑一直是北京地下音乐的中坚力量，他们团结了许多固执的歌唱，热爱游走于城市边缘，用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去对抗现实冰冷的人们。
音乐风格
野孩子的音乐可以用不插电的风格，完美独特的合声、配器来形容。明快而富有民间色彩的节奏和独具风格的演唱，对现代音乐和民间传统音乐的有机结合，使他们的音乐即不是对传统民间音乐的简单模仿，也不是生硬的改编传统民间音乐。这来源于他们成长时民歌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同时记叙着中国民间音乐的历史。
离开家的磨练和对音乐的执着注定了他们音乐中如大西北的坦荡和多产，在创作了30多首作品和换了几个鼓手之后，2000年由张诠和小索从新组建野孩子乐队，有李正凯、陈志鹏、张玮的加入参加了法国小学的音乐节。乐队依旧保持着每年参加黄河两岸举行的"花儿会"这个由民间主动发起的上万人参加的对歌大会。
小索离开
小索,这个兰州人，野孩子乐队主创人员,2004年10月30日，因患癌症去世.民谣这个被人们遗忘的野孩子,他就像小索这样的人一样在生活里努力下挣扎着.小索那个用灵魂歌唱坚决不苟同商业化的一个人,就在去年的今天离开了.
小索走了，河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下.人们忙碌着...他们忘却了仰望天空,他们忘却了流泪,他们忘却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还认真的仰望天空去寻找那北斗星.总有人认真地独自歌唱...独自忧伤着。
他们不追逐流行时尚，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音乐从不会过时。
他们的乐器大都来自西方，但你可以听出他们的音乐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西北的民间音乐。
他们是野孩子，来自中国西北。
在追悼会之后的酒桌上，在两天后的纪念演出上，大家都不时提起小索的名字，挂念着他的可爱，但是谁也没有更多地悲伤流泪。每个人都在小索身上看到了人生必然的结局，那反而让人感到安心。生活还会继续，心中的音乐也不会就此平息，就像河水不会停止流淌。
我又想起那段悼词，“野孩子的歌是大自然循环反复的节奏，小索的来和走，也是一样的平淡。他走了，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走，但是歌声会再次响起，有生活的地方，也总会有河。”
纪念音乐会
当野孩子乐队主唱小索逝世后一周年,在亚运村无名高地酒吧一个小型的纪念音乐会,野孩子的朋友们一起悲伤地纪念这个一辈子用灵魂唱歌的民谣歌者。
小索,这个兰州人，野孩子乐队主创人员,2004年10月30日，因患癌症去世。
我和他素未平生,可是从他的音乐中.总让我矫情的悲伤起来.
民谣这个被人们遗忘的野孩子,他就像小索这样的人一样在生活里努力下挣扎着.小索那个用灵魂歌唱坚决不苟同商业化的一个人,就在去年的今天离开了。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下.人们忙碌着，他们忘却了仰望天空,他们忘却了流泪,他们忘却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还认真的仰望天空去寻找那北斗星.总有人认真地独自歌唱，独自忧伤着。
“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张佺说“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
由于出生于一个有着浓郁民间音乐传统的地方，小索和张佺有着对歌唱最本质的爱。
小索曾经在兰州的建筑工地上听过工人们(大部分是民工)唱歌。对他们来说，歌唱作为一种力量支撑着他们艰难的生活。
张佺的童年是在甘肃和青海的农村度过。在那儿，他从土地是劳作的农民那儿学会了唱歌。那些农民用自然的声音歌唱着生活的快乐和忧伤，这深深地影响了张佺关于音乐的理念。
"从明天起,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真心希望小索可以在天堂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相关评价
得知小索离开的消息，我想起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先哲说，死生如昼夜，可对于当事者那是通天彻地的黑暗，而生者尽可躲进小屋，点亮灯，死亡在窗外，只能观看，却无法援手，对于逝者我们深深歉疚。
1998年，我在斜阳居唱歌，第一次见到小索，再见面是在河酒吧，一个桌上喝酒，那是醺醺的烧热了的黄酒，煮着杨梅，当时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淡忘了。后来，我主编《低岸》 ，收录了野孩子的几首歌词。那时，感觉他们的音乐里和谐完美的和声，纯净的吉他，有时会消弱民歌本身的颠覆性和张力，但那也只是白璧微瑕。野孩子的音乐仍是中国最朴实、最真诚的音乐，尤其是他们的现场，那种来自于本土的律动，可以破壁而出，直刺人心。
多少挑着担子去逃荒的农民，嘉峪关外的驼队，残阳如血的西北大地，把一辈子的爱恨寄托在一只花儿里的人们，在他们的音乐里永生。而今，和声已不在，只留下惟一的旋律，孤独地游向未来。
最好的墓碑竖在人的心里，最好的悼念，是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起他，默默中揪心，一根头发渐渐变白。
愿小索点亮他的歌一路照耀，通过死亡，愿他重生于黄河岸边，弹吉他，组建乐队，来北京，去西安、兰州演出，去巴黎地铁卖唱，把几文法郎嬉笑着带给北京的朋友，重建河酒吧，与兄弟们把酒高歌，感叹音乐的魅力，感叹人生无常，感叹我们曾经那样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