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
曹禺与郑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曹禺在清华大礼堂演出《娜拉》的时候，遇见了当时还在北京贝满中学念书的郑秀。演出结束后，郑秀经清华同学成己介绍得知刚才演娜拉的就是曹禺，她顿时大吃一惊。
郑秀怎么也没想到，面前站着的这个圆圆的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穿一件布长衫、貌不惊人的矮个子男青年，和刚才在台上活蹦乱跳的娜拉就是同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曹禺第一次见郑秀，便对她有一种亲近感。
第二年秋，郑秀考进清华法律系，曹禺闻讯后很高兴，但苦于没有接近的机会，也只好暗自沮丧。1933年春，清华话剧社排演英国话剧《罪》。该剧由曹禺翻译、导演，并且由他主演男主人公拉里，而拉里的女友汪达，曹禺特邀郑秀担任，借机接近郑秀。此剧公演后，轰动了清华园。
1933年6月初，清华放暑假。曹禺留在学校未回天津的家，他要求郑秀也不要回南京。于是两人整天在清华园图书馆的西洋文学系阅览大厅东北一隅，靠近借书台附近的一张长条桌的一端，相对而坐，除了低声交谈一两句之外，便各自做自己的事。
曹禺埋头创作剧本《雷雨》，郑秀则用工整娟秀的字迹誊写。郑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实读者，他俩也由相识到相知，陷入热恋。每个夏日的傍晚，他俩从图书馆出来，荷花池畔，小山石上，促膝而坐，娓娓而谈……
曹禺跟郑秀讲剧中人物的命运。他说周朴园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人，把妻子儿女视为自己的财物，门第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繁漪则寄于无限同情，他说为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世界，懂得恨，懂得爱；他说写着写着就不知不觉地迷上了她。
同年8月初，《雷雨》初稿完成。1933年的深秋，《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曹禺只有23岁，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研究生。
订婚
1936年9月，曹禺赴南京，任教于成立不久的中国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不久，郑秀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也到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经过3年的恋爱，后经两家协商，他们决定在南京举行订婚仪式。这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曹禺和郑秀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
当天，许多文化名人，像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专程前往参加了这次订婚仪式。巴金还特地挑选了一个洋娃娃送给他们，作为庆贺的礼物。郑秀高兴地说：“我捧到了一个金娃娃，家宝（曹禺的名）要没有巴金的赏识，《雷雨》不出版，还只是一个穷学生。”
临开宴的时候，仆人向曹禺通报：田汉先生来了。
曹禺请田汉入席，田汉说他是专程来贺喜，至于喜酒嘛，改日再讨扰。说话间，田汉将手中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那是一幅中堂，上面是田汉亲手书写的“蜚声诱和”四个大字，下面还画有文房四宝。曹禺、郑秀一再挽留，田汉坚辞，迈开大步一阵风似地离开了宴会厅。
订婚仪式直到当晚12点，才在欢腾热闹的气氛中结束。
结婚
郑秀是曹禺的第一位爱人，同时也是爱曹禺时间最长的一位痴情女子。1937年在曹禺母亲和郑秀父亲的催促下，曹禺和郑秀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巴金、靳以、马彦祥、张天翼等都参加了这次典礼。
入川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军又大肆轰炸上海、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至长沙。10月，他们奉令在长沙就地开学。曹禺和郑秀从武汉赶到长沙，两人决定再举行一次正式的婚礼。
于是曹禺和郑秀又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一次婚礼，这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由余上沅校长做证婚人，参加婚礼的有吴祖光等20余人。
1938年初，因为日机轰炸，剧校又开始从长沙向重庆搬迁。剧校到重庆后先在七星岗，后定址于北碚，经过半年流徙，师生多有散失。到重庆后，余上沅聘请曹禺任教务主任。
在重庆，郑秀时常怀念南京的岁月。那时两人朝夕相处，郑秀病了的时候，曹禺几乎天天到郑秀家，给她讲法国剧本《玛婷》的爱情故事，背诵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会”一场中罗密欧向朱丽叶求爱的大段优美台词。
郑秀闲着没事就常想：长沙婚礼过于简朴，抗战早点胜利回南京再补一次婚礼，搞得再热闹些。不过，这个想法，郑秀从未同曹禺说过。谁也没想到，在四川，他俩一待就是8年。
离婚
1939年4月，日机大肆轰炸重庆，剧校奉命疏散到四川江安县城。
学校生活死气沉沉，令人郁闷；回到家里，曹禺也不舒心。婚后两年，曹禺渐渐发现自己与妻子郑秀在性格、志趣、生活习惯上矛盾越来越大。
小城的生活单调乏味，曹禺又忙于事业，郑秀闲来无事，就经常同剧校几位师母打牌消遣。最让人曹禺痛苦的是，她还常拉他陪她一起打。
次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剧校女学生邓宛生把一位年轻女学生介绍给曹禺，让其帮忙补习英语。曹禺觉得这是一个文静的女子，温柔、善良、秉性高洁却没一点咄咄逼人的架势。从此，曹禺和方瑞逐渐产生爱恋之情，而与郑秀的感情也由此渐渐破裂。
终于在1950年，他们协议离婚了。法院裁决，两个女儿归郑秀抚养，曹禺每月负担赡养费。
当时，裁判书刚一读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曹禺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那时郑秀还不到40岁。想当年在清华园内，和曹禺爱得死去活来；南京订婚、长沙婚娶；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龙华机场为了迟迟未到的他而与父亲诀别……
花篮
随着岁月的流逝，曹禺和郑秀都已进入了体弱多病的衰迈之年。
1989年8月，郑秀因病逝世。临终时，郑秀曾提出要见曹禺一面，通过多种渠道，不知为什么竟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她是呻吟着“家宝……家宝”，这个名字而离开人间的。
而曹禺因重病住在北京医院，未能前去吊唁，他特意嘱咐女儿买了一只花篮，恭恭敬敬地放在郑秀的灵前。曹禺献上的大花篮，是整个灵堂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名字，更是因为那是一个足以使整个灵堂内所有的鲜花、挽联、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郑秀去世之后，曹禺在给次女万昭的一封信中，心情复杂地写道：
“妈妈故去，我内疚很深。你们——你和黛黛小时我未能照护，只依妈妈苦苦照顾，才使你们成才。想起这些，我非常愧疚。事已过去，无法补过。人事复杂，不能尽述。”
晚年，曹禺回忆起他与郑秀的并不美满的婚姻，感慨地说：“在这件事上，她有错，我也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