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二哥丰的父亲郑诗生是淇园的乡民，1840年鸦片战争后携妻佘氏从樟林港坐红头船到泰国，在北榄府生下他，后来因日食难度而在1858年携 同妻儿回潮州，不久又单独回泰国并客死异乡。佘氏母子三人因此沦为乞丐，郑智勇之兄为人牵牛，后来下落不明。佘氏不得已携他改嫁揭阳玉窖（一说是澄海南界），但他生性倔强，不肯忍受后父虐待而外出流浪，1863年他十三岁时在刚开埠的汕头被一位好心的“红头船”主收留并随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码头栈行当跑街和小伙记，由于在辗转流浪的生活中养成刻苦耐劳和机灵果敢的性格，后来在曼谷石龙军路筑成后、三聘成为潮州人聚居区时，他在街区的青少年中已颇有名气。

1866年2月，太平天国最后的部队康王汪海洋部十多万人在大埔（当时为潮州辖县）被歼，部份战士由揭阳人大哥蟒带领突围到汕头坐船逃到曼谷，与当地洪门会党汇合后声势大振，他们看中年青有为的郑智勇，1866年底，十六岁的郑智勇正式入会，由于会党的势力和潮州人大批涌入泰国，洪门会党在曼谷蓬勃发展，十八年后，郑智勇当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称“二哥”，当时曼谷尚无华侨社团，占华侨绝大多数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庙祭祀，实际是潮州会馆，郑智勇逐步控制和掌握这个组织，又过了八年，大哥蟒去世，由郑智勇领导会众，由于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称“大哥”，直至他死后会党解散。

早在1782年登基的曼谷叻达纳哥信王朝拉玛一世时期，这位郑信王的妻弟就批准在曼谷开设赌馆，不少华侨象郑信王的父亲郑达一样竞相投标以包揽赌税，每年向国王上交总的税 金，此项重要收入到拉玛五世时已经更加突出。据东京大学波斯信义教授1988年在论文介绍：拉玛一世“也是潮州郑姓混血华人”。

而1874年即位的拉玛五世是郑智勇的”花会“赌友，据传拉玛五世的生母是姓刘的潮州华侨之女，国王故也会讲潮州话，拉玛五世后来封郑智勇为坤拍（伯爵），当时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东部的印支三国是法属安南，西北部和西部是英属的缅甸和马来亚，东南隔海是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西南是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四国殖民者都虎视泰国这块肥肉，拉玛五世让郑智勇包揽赌税，利用会党势力来保证国家稳定和财政收入，被历史证实是明智的。

郑智勇除上缴赌税处还大发横财，今曼谷还留有与他有关的“花会厂”地名，他又办起出入口贸易行、航运公司、银行、碾米厂、印刷厂和报馆，把业务扩展到新加坡、香港、汕头、厦门、上海、日本的横滨和长崎，终于成为当时泰国首富和华侨社会最有权威的头人。

据民国《潮州志》称：“汕头初辟埠时（1867）年后帆船渐少，至光绪十三（1887）年帆船乃绝迹于汕头港，国人经营者则因循苟且，渐趋淘汰。”郑智勇不忍外商操纵汕头港航运，于1905年组织“华暹轮船公司，集资三百万铢购置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曼谷至汕头、香港、厦门、上海和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各地，其中四艘专行汕头，据说郑智勇曾指示：凡讲潮州话的旅客均可半价购票，如有老贫病残者要求减免均可酌情照顾甚至资助旅费，由于他对汕头海运贸易的重视和贡献，经营汕泰线的汕头出品商都要与他承包，并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

尽管郑智勇身清政府捐献十万两银子赈灾，得到二品卿顶戴的“荣实禄大夫”封号，慈禧也答应接见他，而且因此在曼谷建有豪华“大夫第”，在潮安凤塘淇园乡也建起“荣禄第”为主体的四马拖车大厝，但他厌恶清政府对1907年4月潮州黄冈起义的残酷镇压，因为起义者主要是他的洪门会党同志，当孙中山派胡汉民去曼谷与他联系时，他表示愿意接待孙中山。

当时由于海外各地的同盟会和光复会有矛盾，但洪门会党的观点同于盟会，光复会在曼谷没有一点影响，孙中山也了解这一点，所以在1908年11月20日带胡汉民和胡毅生到曼谷，郑智勇在中华会馆举行盛大欢迎会，到会有会党数千人，当晚在孙中山到大夫第时，郑智勇已将光绪皇帝的御书牌匾摘下，并剪辫易服以洪门会党大礼迎接，孙中山比郑智勇小十五岁，虽为美州洪门致公堂堂主，但辈序比郑智勇不二至三辈，但做为龙头大哥的郑智勇一直与他兄弟相称。郑智勇同意在曼谷成立同盟会支部，并由门下肖佛成为会长，洪门会党机关报《华暹时报》的主编马兴顺为宣传部长。

侨领首富

岁月匆忙，转眼间，二哥丰已三十五岁了。这当儿，正是人生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阶段。但此时的二哥丰却并未真正的功成名就。他在“（私）派”中当上“二哥”，也只以办事干练，热心侠义闻名，尚未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在旅暹这近二十年中，他不断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丰满翼羽，等待时机。终于，机会来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时，暹罗政府财政十分吃紧，于是多方开掘税源，其中办“花会厂”便是生财实库的新举措。

“花会”，也叫三十六支，是民间的一种赌博活动，可能是源于中国。因旅暹华人甚多，这一活动也就在暹罗生根开花了。大凡人的天性都好赌，想发大财的侥幸心理也人皆有之。因而，赌花会这一活动就日益盛行，屡禁不止。据说花会共赌猜三十六个字，如“将、士、象、车、马、炮，”先由庄家暗中藏匿其中一个字，再由赌民去猜赌，猜中者庄家要依赌民的赌注多少以一赔十；猜不中者赌注就全被庄家吃去。这种赌博活动，有如今天流行的“六（合）彩”赌博。因赔率很高，因而赌民大有一赌而发的心理。

其实，猜赌的结果，赌民发的少数，输的多数。因此开花会的庄家是有赢无输的。此项活动，常会使人心浮动，无心工作，社会动荡以致盗贼猖起，历来常被当局者所制压。然而那时的暹罗政府因急于弥补财政空亏，于是就病急乱投医，亲自经营此道并将其合法化了。

初时，花会由政府承包给一位姓胡的潮籍澄海人操办。因经营不得法，加之当时的嘿设会及众多帮派势力的捣乱，因而收益甚微，终至亏空，办不下去了。可知，办花会这碗饭是不大好吃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的。

暹王拉玛五世时期，政府中有人认为要办好花会，非二哥丰莫属。于是，几经动员说服，二哥丰终于接受委任，全权承办暹京的花会。

那时，二哥丰在曼谷的声威很好，加之他又是“私派”帮会的头领，谁敢与他作对因此花会的开展十分顺利。没多久，就扭亏为盈了。每年，他为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金，自己也从中得到丰厚的酬劳，每年盈利不下十万铢。据说，花会的全盛时期，他每日进项竟达白银三十担。以至后期，二哥丰竟不知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

然而，二哥丰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就。他虽没甚文化，但智商却比别人高。他懂得，要开创伟业，不能死吊在一棵树上，而要开阔视野，拓展商务，才能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资力，在暹罗创办了“郑谦和号”总商行，经营航运，火砻(碾米业)，钱庄、当押、报社、印务局等商务。当时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厦门、汕头等都有他的商务基地。凭他的聪明才智，这些商务的拓展都十分顺利，可谓利路宏通，财源广进，短短几年，二哥丰已一跃而成了南洋首富了。

在创办的诸多商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由他创建的泰国华侨通商轮船公司——华暹轮船公司。该公司创办于1905年，拥有轮船八艘，分别航行于暹罗，香港，汕头，厦门、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等海域。以前经营海运商务的是洋人。这些洋老板一向轻视中国人，经常作威作福，随意抬高运价，欺压华人。这在二哥丰儿时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种。今日他羽翼丰满、资力雄厚，正好与这些洋鬼子较量一番，为中国人出一口气的时候。于是，由二哥丰牵头，拉了几位股东，倡办了华暹轮船公司，与洋人轮船公司唱起对台戏来。

初时，洋人的轮船公司很不服气，妄图以压低运价来搞垮华暹轮船公司。但二哥丰沉得住气，决心与洋人斗争到底。你压价，我也压价，而且压得比你还低。当双方运价压得将近亏本的最底线时，华暹轮船公司的运价还将再往下压，终于，洋人轮船公司挺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派人与华暹轮船公司谈判。遭到二哥丰的严词拒绝。不久，洋人的轮船公司终于破产了。从此，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由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终于独撑华暹海运的大权。二哥丰以高度的爱国情怀，阔达的赤子心胸。刚强的凛然正气，打败了洋鬼子。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这期间，二哥丰并未忘记潮汕的乡亲父老。他曾在华暹轮船公司立下规定：凡潮汕籍的乡亲，不管是谁，运价一律五折优待。在南洋谋生的乡亲如有困难，不但不收运价，还倒贴些食宿旅费。这扶危济困的善举，赢得了潮汕乡亲的交口赞誉。

与此同时，二哥丰还在暹罗创办碾米业。暹罗一向是大米的产地，尤其优质的“暹米”更是誉满全球。二哥丰看准这一商机，于是及时地创办“火砻”(即火力机械碾米)。那时，暹罗本土的碾米方式还较原始，大都采用人工碾米或水力碾米。生产效率极低。二哥丰创办“火砻”，正好填补了本地碾米业的空白。此举不但为本地的碾米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他的财源锦上添花。

然而，二哥丰并未满足实业商务的迅速发展。他想，要使商务长足发展，除了雄厚的资金为后盾外，还须依靠媒体的向外宣传。于是，他又及时创办了《华暹日报》，且办得十分红火。短短的期间，《华暹日报》就成了当时南洋一带的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办报的同时，印刷业也发展起来。这些文化商务的创办，不但扩大了“郑谦和号”总行的知名度，同时也促进了中泰两国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二哥丰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近于一个粗人，但他心胸开阔，志向高远，聪明机智，爱国爱乡。正是这位粗人，创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在百姓中留下了芳名。

人物生平

去世时间

郑智勇原籍广东潮安县淇园乡人，生于1851年，这一点没有疑义，时下各版本说法相同。报德善堂本和培英学校本都说：郑智勇先生于1935年卒于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华侨报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纪念刊》出版时，距离郑先生去世不过十余年，撰写者可能还亲历其事，应该甚为准确才是。眼下见到的有关郑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绵长的文章在内，都依照此说。

但是，佛历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药行创办人陈美堂先生怀感录》中，收有郑智勇出席陈美堂追悼会的照片。陈美堂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于民国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乡广东省潮阳县逝世。曼谷侨社随即举行追悼会，郑智勇（二哥丰）先生亲自参加了追悼会，有照片为证。这个旁证说明，1936年郑智勇还在人世。

民国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华民报》，其“暹地新闻”版头条标题是：“侨社闻人郑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时在越鹄大夫第逝世，享寿87，噩耗传出后甚为侨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时举行洗水礼，参加人物必呈热闹。伍佐南、赖渠岱、刘锡如等为之执理丧事。”

消息说：郑君生前所为各项事业，曾经暄赫一时，虽妇人小子，均莫不知识郑君其名者。郑君对于祖国侨社以及暹国等各种事业贡献甚大。自暹国禁赌后，郑君私人事业遂告中落。为时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对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纪虽见高老，而精神则极为矍铄。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于老境萧条中，突告与世长辞矣。

倡办学校

郑智勇到曼谷后，混迹于社会，在辗转流浪和吃苦中度过了少年时期。后来他加入洪门组织，一度在刘继宾的花会厂工作。中年以后，他坐上洪门第二把交椅，是为二哥。1868年底，拉玛五世十五岁登位初期，由颂勒昭披耶波隆玛哈是素立耶翁摄政。由于洪字势力强大，这位摄政王主张模仿英属海峡殖民地，对帮会采取笼络收买政策，委任帮会头人为各级官吏，或为包税官。43岁那年，郑智勇承包了政府“赌饷”，开办花会厂，因而大发其财。由此又办实业、创火砻（碾米厂）、开出入口行、办航运、银信业等，成为当年泰华社会最具权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对社会公益不遗余力。1902年，他参与兴建报德堂；1903年孙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从事革命活动，拜会了郑智勇。孙中山先生这次来暹，是来调查暹罗华侨的状况，与重要商人见面，并没有广泛地鼓动华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郑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赞助革命。他一次献出银元五万给南京政府。

1918年，他献出巨资大规模修建韩江堤防。

此外郑智勇对教育事业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他去世时，《中华民报》写道：“渠最初在旧新民学校经理职，凡数年。继又出资八万，作为设立老本头培英学校之首倡。清迈华英学校亦为渠游历该地时所提倡设立者。北榄坡华校之创办，渠系发起人。”

郑智勇最初主办曼谷新民学校，1916年首倡培英学校，他捐款为数最巨，达四万二千铢六百铢。培英学校于1920年建成开学。

至于清迈华英学校的建立和郑智勇有关，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连清迈华人对华英学校建立的年代也语焉不详。

从1937年华英学校追悼郑智勇先生大会上杜友士先生的讲话，我们可以肯定，华英学校创办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迈华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国民日报五周年纪念刊》暹罗华侨教育部分，丘心婴先生在文章中记载了当日暹罗各地华侨学校名单，其中提到，青迈埠（清迈）华英学校创办建立于民国六年。

因此，清迈最早的华校华英学校是郑智勇于民国六年到清迈时倡议创办的。

晚年境遇

郑智勇死后，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时，潮人侨领蚁光炎、赖渠岱、郑子彬、余子亮、陈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筹办潮州会馆，寻觅馆址，遂租大夫第为建馆地址。大夫第后来改为中央警署，后来又拆建为今日模样的拍帕猜警署。

《中华民报》报导说：“渠待人接物，极为和蔼，不分贫富，均一视同仁，尤以对贫苦侨胞之施济，更不吝啬。乃自事业失败后，门庭顿呈冷落，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内陈列，甚为简单。情况与前全不相同。”

这里，“个人费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说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