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二七塔:纪念二七工人大罢工而建-中文百科频道

历史渊源

上个世纪20年代，从北京到武汉铁路的开通，为铁路必经的郑州市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辛勤劳作在这条铁路线上的铁路工人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在郑州普乐园（今二七纪念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由于遭到封建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大会决定在2月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对郑州、江岸、长辛店的罢工工人进行了残酷镇压。全线工人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以及高斌等40多人被杀，300多人负伤，激起了全国工人大罢工的革命怒潮。这就是有名的“二七”大罢工。

1925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大会，庄严宣布：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于1926年10月15日，又杀害了郑州分会负责人汪胜发、司文德，并把二位烈士的头颅悬挂在“长春桥”（今二七纪念塔地址）的电线杆上。但是，英雄的铁路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继续战斗着。“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罢工纪念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市成立了总工会，决定举行全铁路线工人大罢工。由于当时掌握中国国家政权的军阀疯狂地镇压，大罢工经过三天之后，也就是1923年2月7日以失败而告终。继汉口江汉分会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在武汉被杀之后，1925年，郑州分会的两个工人领袖人物司文德、汪胜友也在郑州一个叫做长春桥的地方被军阀杀害。这些革命烈士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工人阶级踏上政治舞台的第一章，由于郑州是这次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所以，至今人们仍然将郑州称为“二七名城”。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罢工运动和“二七”烈士，继承和发扬“二七”光荣革命斗争传统，1951年，在原“长春桥”旧址附近修建了“二七”广场，当时场内建一座15米高的木制纪念塔。1971年改修成现在的塔式。

建筑结构

郑州二七纪念塔为双身并联式塔身，塔全高63米，共14层，其中塔基座为3层塔身为11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顶角为仿古挑角飞檐，绿色琉璃瓦复顶。塔顶建有钟楼，六面直径2.7米的大钟，整点报时演奏《东方红》乐曲。钟楼上高矗一枚红五星。塔平面为东西相连的两个五边形，从东西方向看为单塔，从南北方向看则为双塔。二七纪念塔现名为二七纪念馆。馆内共有10个塔层层厅和1个地下层厅，塔内陈列有“二七”大罢工的各种历史文物、图片、文字资料。

郑州标志

“没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郑州。”，这句话在中国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几乎家喻户晓，它同时也使“二七塔”无可厚非地成为郑州市的标志性建筑。

一座塔承载一座城市

从大约3600年前中国奴隶社会的商汤王朝在这里建都，到近代中国较早出现的火车拉出来的现代化商贸城，郑州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与郑州厚重的历史底蕴相比，“二七塔”算不上古老，同郑州市鳞次栉比的高楼相比，“二七塔”算不上雄伟，可就是这么一座现代建筑却一跃成为郑州市的标志——郑州徽章。

一个城市的徽章、起点，是那样鼓舞人心；一个城市的徽章，又是那样来之不易，起码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经过城区人们的公认，得到全国各地人们的认可。而二七纪念塔应该是中原人心目中省会郑州市的徽章，是凝聚百姓集体记忆的图腾。1923年2月7日，历史上罕见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风起云涌，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设在河南郑州。因此，郑州成为星光灿烂的历史名城。为了纪念工人这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中原人民在郑州修建了一座历史古塔。原国防科工委主任，曾任武汉军区工程后勤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郑州警备区司令员的王辉先生1971年在任期间，将郑州古塔改建为二七纪念塔，从而，“二七双塔”成为郑州市形象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郑州徽章。1971年的“二七双塔”为双身并联式塔身，全高63米，共14层。塔顶建有钟楼，六面直径2。7米的大钟，整点报时演奏《东方红》乐曲。塔平面为东西相连的两个五边形，从东西看为单塔，从南北方向看则为双塔。

当人们来到高楼林立、繁华崛起的中原群中心城市郑州市的时候，应该聆听到郑州“二七”纪念塔演奏的金曲《东方红》。

回忆烈士

今年48岁的司斌克是烈士司文德的孙子，也是郑州铁路分局车辆段工人，提起爷爷的经历他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家祖上，我太爷他们都是木匠，我们家到我这是第四代铁路工人，司文德在被捕以前是京汉线第192号工棚的棚首。也就是个头儿。中国共产党创始之一李大钊来郑州讲党课的时候，他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也没有记载。第一次“二七”大罢工被抓到洛阳一次，后来又被抓到保定又放出来，然后停了一年多他又组织迎接北伐军，之后被抓住，抓住以后就说要在郑州斩首示众。

说到两位烈士就义时的情景，司斌克显得有些哽咽，司斌克说，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的头颅在长春桥上悬挂了7天，最后是工友们用13个现大洋换回来的。

司文德的妻子李氏收了两位烈士的遗体，用铁道旧枕木做了两副棺材，抬到碧沙岗草草地埋了。汪胜友牺牲那年是55岁，司文德是30岁。两位烈士在长春桥英勇就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地印象。因为在当时，长春桥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的地方。

在近代郑州市的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无可替代地渗入了郑州人的永久记忆，而长春桥这样一个本来很普通的地方，也因为曾经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这起惨烈、光荣的时刻而被频繁写进郑州市的历史。为了纪念这个惨烈、光荣的时刻，后来在这里崛起了一座郑州的标志性建筑——“二七塔”，并一举成为郑州市的中心。

初建

最初的“二七塔”仅仅是一座木塔。郑州市“二七纪念馆”副馆长高丽介绍说：

木塔没有多高，上不去人。旁边是花坛完了又在这个长春桥的基础上扩建的“二七广场”。为啥叫“二七广场”呢，就是纪念“二七”烈士，郑州市人民政府把它命名为“二七广场”。

据高丽介绍，“二七木塔”是1951年建成的，当时的塔高只有21米。关于这座木塔的文字记载实在是寥寥无几，人们关于她的具体来历的记忆也相当模糊。有人说当时的木塔是一个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临时性建筑，就像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原来只是一个博览会的临时形象建筑一样，用过之后按原计划是要拆除的。可是因为这木塔建在了当年烈士的鲜血浸染过的地方，大家不约而同地都认为修建木塔就是为了纪念在罢工中牺牲的烈士，所以木塔被保留下来了。后来，“二七广场”的建设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这种想法。

郑州人对保留木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既是出于对“二七”烈士的敬意，也是出于对一个公共景点的热爱。因为当时塔的周围有果园以及商业区。于是，这座木塔从此渗入了郑州的血脉。他们崇敬有加，爱护备至。

1971年夏天，一场风雨过后，屹立了20年的木塔砰然倒地。于是“二七塔”的历史中又出现了王辉这个名字。王辉当时是郑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他和建筑师胡诗讪等人经过多次协商确定了“二七塔”重建的方案。新建的“二七塔”是双塔，象证在这里牺牲的两位烈士；双塔各7层，塔高27米高，双塔平面南北角对角线净长7米，都寓意着“二七”这个数字。

设计方案定稿后具体建塔又面临新的难题。按设计要求塔上要装琉璃瓦、塔钟和电梯。这些当时都没有现成的，要临时制造。于是，王辉把郑州市的窑场、钟表厂、工程机械厂的领导请到一起研究，终于解决了问题。高丽副馆长介绍说：

他（王辉）对这非常重视，当时在这建了很多东西，如金水河那个桥、“二七宾馆”、水上餐厅、“二七塔”都是他建的。1971年7月1号开始动工9月29号就完工了。三个月的时间，10月1号就开放了。

从上个世纪20年代京汉铁路工人三天的大罢工到70年代郑州人三个月建塔，历史赋予了“二七塔”更多的特殊含义。“二七塔纪念馆”的第一代讲解员蔡春丽介绍说：

可以说“二七塔”在我们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一般现代的建筑它不建塔，这是现代建筑里面唯一的一个塔。过去那种塔就像开封铁塔、大雁塔什么的，都是过去的古代的。这个塔它不是一般性的，它是个连体双塔。

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博士邹跃进说：中国塔最初都在城外比较清静的地方，它进入城市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塔的本意是佛家的一种纪念性建筑，郑州人用塔来纪念烈士，富有创意。

从新塔对外开放那天起，新的“二七塔”就承前启后地发挥着自己的职能，见证着郑州新商都的发展变化。讲解员蔡春丽回忆说：

二七广场

“二七广场”就是郑州市一切政治活动都在这里演绎，什么香港回归啊、澳门回归啊、反正大大小小的事人们都爱到“二七广场”来转转，我觉得这个纪念塔在这里不断地看着历史的变更，什么事件的演绎啊都能看到。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郑州历史的见证人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商业改革”发动伊始，郑州市的一场“商战”，就在“二七塔”下打响，从价格大战、服务大战、公关大战到环境大战，带动了整个郑州市的改革开放，“二七塔”的周围变成了著名的“二七商圈”，“郑州商贸城”从此而闻名全国。

“二七塔”也在不断变化，从建成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整修：水泥地面换成了花岗岩地面，陈旧的外貌加上了精细的外粉刷，1986换上了新式电梯，连塔钟也从机械塔钟变成了电脑塔钟。“二七塔”下的郑州城更是在变，讲解员蔡春丽介绍说：

1971年那会郑州的空气非常干净，站到塔顶中间也没有什么挡的东西，一眼能看到黄河。这脚底下原来是那种很低矮的砖瓦房，都是青灰色的瓦，甚至上面还长着一层绿草。

而如今，“二七商圈”的高楼大厦几乎把“二七塔”淹没了，但流光溢彩的“二七塔”仍是郑州夜晚一道亮丽的风景。

故事

照片做嫁妆

8月12日，郑州闷热，高温37℃。

下午3点，二七广场人流不息。二七塔前，一位身穿绿上衣的老人引起记者的注意。他神情肃穆，立正、敬礼，然后以塔身为背景让人帮他拍照。老人说他叫秦志国，72岁，来自山东沂蒙山区农村。1986年10月，秦老先生曾来过郑州，头件事就是参观二七塔。“我这是第二次来拜访二七塔，她在我心里神圣得很。”老先生说，听说现在二七塔正进行内部改造，无法登临，他有点遗憾。

每天，马裕民都会看到像秦老先生一样面对二七塔表达崇敬之情的人。“有些老太太甚至把塔当成了灵性神物，跪地磕头，许愿祷告。”马裕民是二七塔管理处退休职工，他说这种情景让他们既无奈又感动。

人们对二七塔的情感皈依，体现在心动化为行动上。

“上中学时，我就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塔，但是，来看二七塔的心愿却让姐姐抢了先，这事叫我很长时间都耿耿于怀。”郑州市民朱先生回忆，他老家在平顶山一个贫穷的山村，上世纪80年代初，姐姐辍学，打算去郑州学习裁剪。为给姐姐交学费，父亲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头猪，换得200块钱。临行前，父亲嘱咐女儿：“学不成技术就回来，但要替我看看二七塔。”姐姐在郑州待了几天，觉得不适应，于是挑了个晴朗日子跑到二七广场，在二七塔前拍了一张照片带回家。

照片上的姐姐满面笑容，身后的二七塔巍峨高耸。父亲认真地把照片放进相框里，叮嘱家人“谁都不能动”。“当时我又嫉妒又羡慕，闹着要去郑州看二七塔。父亲不准，我哭了一整天。”朱先生说，姐姐的照片让他大受刺激，他把课本里介绍二七塔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到郑州登上二七塔。几年后，姐姐出嫁，那张二七塔的照片当做嫁妆带走了。

坐落在郑州市二七广场上的二七塔，就这样接受着人们的膜拜和欣赏，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拥向郑州的各路客商、游客和普通民众。“据粗略统计，每年登二七塔的人有200多万。”当过二七塔检票员的马裕民自豪地说。

默契

二七塔曾让央视主持人撒贝宁经历了一次难忘而有趣的采访。

2006年8月，中央电视台制作《平安郑州》节目，录制现场邀请了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和市民代表。为测评市民与市委书记之间的默契程度，撒贝宁在任何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请大家任意写下一个人名或地名，但要让所有人一看就知道是郑州。结果揭晓后，市委书记和市民代表的答案完全一致，都是“二七纪念塔”。事后，撒贝宁说“我服了”。

撒贝宁或许不知道，在河南老百姓心里，二七塔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塔的地位和作用几乎等同于他们天天离不了的油盐酱醋。市委书记和市民答案的高度一致，可以理解为官方和民间对一座建筑的认可，高度趋同。

作为一个特殊印记，二七塔在郑州城市发展和民众心目中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和情感纠缠，让人感叹——

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二七塔就走在了传播郑州文化的最前沿，如中国人民邮政发行超过600万枚的“二七塔”邮票；2002~2003年，郑州印制的二七塔邮资封使用量高达1200万枚；众多商家以二七塔为品牌注册商标，“双塔牌”奶粉哺育了郑州一代人，“双塔牌”油漆曾“刷”进千家万户，还有“双塔牌”肥皂、白酒、啤酒，以二七塔为主打图案的“绿城牌”香烟等，一度让郑州人过着“双塔生活”；省会几乎所有财务人员都使用过以双塔为商标的“二七牌”复写纸；一家剧院的舞台背景是高耸的双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郑州党政机关对外寄出的贺年卡多为二七塔图案；以二七塔图案印制发行的粮票、布票、购物券、参观券、税务发票等20多种票证，如今已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古董”……

值得提及的是，二七塔也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2005年，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和河南财经学院曾做过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人在没来郑州前就知道二七塔，近73%的受访者认同二七塔是郑州的标志。

二七塔是发生在郑州的一场政治流血事件的纪念性产物，她的问世散发出耀眼光芒，直抵民众内心……

眺黄河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协会组织了一个100项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活动，河南入选两项，二七大罢工和焦裕禄事迹。”今年8月11日上午，在郑州市文化宫路一间画室里，年近古稀的老画家禹化兴正整理他多年来以二七塔为主题的画作。“我毫不怀疑二七塔作为二七大罢工事件的一个重要载体，能入选这次国家级纪念项目。”他说。

1926年10月，郑州铁路局工会负责人汪胜友、司文德被军阀吴佩孚杀害，两人的头颅被悬挂在郑州当时的长春桥头，位置就在今天二七塔下。1951年秋，郑州市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不久建起一座21米高的多面体木塔。禹化兴透露，建木塔最初是为了宣传郑州举办的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后来，木塔成为市民凭吊汪胜友、司文德两位烈士的纪念性建筑。

1971年夏，木塔倒塌，郑州市即着手修建一座永久性纪念塔。当年，郑州市革委会抽调全市10多名顶级高手组成美术组，设计新塔造型。禹化兴成为其中一员。

“郑州市革委会主任王辉是建筑行家，新塔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修建的。”禹老说，新塔面向全省征集设计方案，收到80多份文稿，“我当时在省工人文化宫，负责新塔样式征集文稿展览。老实说，80多个设计都不错，但没有让人心动的感觉。”他说，后来王辉提出“搞双塔造型”的建议，寓意纪念两位烈士。“大家觉得创意不错，几个月后，基本接近现在二七塔形象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并且将塔高拔到了63米。”

1971年7月1日，一个飘着小雨的早晨，新二七塔的建设开始了，当时要求国庆节前必须竣工。王辉每天都赶到二七广场督导建造，风雨无阻。禹老透露，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从钢筋、琉璃瓦到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货，有的材料甚至是临时专为二七塔造出来的。禹老说，负责塔体施工的是郑州市第一建筑公司，在他的印象里，当年的施工如同一次浩大的战役。

当年夏天，二七广场被封闭起来，所有车辆改道行驶，30部施工车辆昼夜不停，300多人的施工队伍轮流干活。同年9月27日，新塔建设大会战顺利完工，一个城市经典就此落成。当年10月1日，流光溢彩的二七塔开门迎宾，郑州市民欢欣鼓舞，万人空巷，排队登塔。

“那是当时郑州的第一高度啊，站在塔顶能一眼望到几十公里外的黄河。”马裕民如是描述当天的盛况：成千上万人聚集二七广场，造成上下塔的进口和出口全都堵死，只好调集解放军维持秩序，加强安全，“当天我们早上6点开门，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闭塔下班，5分钱一张的门票卖出去一万多张……”

擦肩而过

2004年6月的一天，发生在二七塔的一幕，让马裕民感慨万千。

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来到二七塔，盯着检票员马裕民问：“你不认识我了？我年轻时经常来这里听东方红。”马裕民认出了老人，连忙替他买了张门票，陪他乘电梯升到塔顶。当浑厚悠扬的乐曲在准点时响起，老人忍不住落泪了，说只有到二七塔，才能听到让他魂牵梦绕的“东方红”。

听二七塔钟声的老人是郑州铁路局一名退休工人。在郑州，无数人对二七塔钟声怀有深厚情愫。“当年，电信局特派7个职工控制钟声，声音是借助机械铜锤敲打钢条发出来的，特别好听。如果塔上钟表走错了时间，马上就有市民打电话询问，弄得我们都很紧张。”马裕民说。

木塔建好那年，马裕民出生；新塔落成那年，马裕民调来工作。“我好像生来就是为二七塔服务的。”老马说，1971年9月，他和31名符合“三好条件”（政治表现好、家庭出身好、相貌个头好）的知青同学从郑州五七农场选调到二七塔管理处，被分配到群工部，做售票、检票工作。“很累，但也很充实。”马裕民讲了一件趣事，来二七塔头三个月，他们想请假洗个澡，领导不准，说“我来一年都没洗过澡，都给我忍着吧”。

和马裕民一同调到二七塔的杨冬菊、刘培珍如今也已退休，当年她俩在接待室工作。刘培珍回忆，当时规定所有人统一穿着蓝白相间的工作服，天天学习“老三篇”，一周回家一次，严格执行婚恋“土政策”——男不满26岁、女不到24岁不能结婚。“就这，我心里优越感老强，找对象还得我挑。为啥？在这儿上班地位高呗！”杨冬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当年，周总理的一次巡访，让杨冬菊、刘培珍终身难忘。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参观完洛阳龙门石窟，当晚回到郑州。车队经过二七广场时，周恩来坐在车内听到上空飘来东方红乐曲，透过车窗纱看到二七塔，赞赏地说“这么好的建筑，为什么不宣传呢”。

“当时，我们准备了笔墨，想请周总理给二七塔题字，很遗憾，他太忙了，没有登塔。”刘培珍说。

1974年，解放军画报第二期封底率先登出二七塔大幅彩照。从此，二七塔雄姿陆续出现在全国媒体，迅速向海内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