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徐德民创作的小说-中文百科频道

内容提要

“乡下人进城”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后起现代化及文学叙事形式的发展，与21世纪当下小说的关联在哪里?是普泛的、犹疑的现代抑或后现代?没有现成的答案，多元的经济、文化与叙述形式使得当下的小说拿不定“主义”!

在中国，当城市成为现代化的导引方向时，城市与乡村便成为两个文明层次上的存在。在城市文明的召唤下、在乡村变局与城乡文明的冲突中，逃离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乡土世界的不变欲求。

阅读经验告诉我:作为农业大国的主体农民，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行动选择及心路历程，是当下小说与现代化关联的最有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已经为小说捕获，成为一种“亚主流叙述”。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乡下人脱离乡土进城谋生，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行为，在当下语境中突然别具意义了。

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这些小说与上一个世纪的小说形成对话，并产生诸多未曾显露的意义。

大陆社会的结构模式

什么是当下小说的主流?被倡导的未必有那么多的作者与文本的产出;执着于日常生活的为数虽多却难以动人;表现都市情感的缺乏坚实普泛的生活基础;描写农村的疏离了写中心的号召，又没有找到个人立场，显然没有多大建树。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却最接近当下中国大陆社会的结构模式，与城市化趋向的相关性最强。

“乡村城市”的基本社会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的流动创造了当下中国最复杂而又丰富多姿的生活景观。乡下人进城的移民生活是都市召唤的结果，进城后的乡下人生活的多样可能，使折返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人的精神行为的叙述极富张力。乡下人进城的叙述即使不是主流，也有其“亚主流”的特征。其为“亚”，一是因其不是倡导的产物，二是因其叙述主体的意识水平的不一致而没有鲜明的整体感，三是因其创作量还不够丰富。

阅读范围内的《民工》（孙惠芬《当代》2002年第1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谁能让我害羞》（铁凝《长城》2003年第3期）、《蒙娜丽莎的笑》（何顿《收获》2002年第2期）、《奔跑的火光》（方方《收获》2001年第5期）、《泥鳅》（尤凤伟《当代》2002年第3期）、《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十月》2002年第1期）、《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小姐们》（艾伟《收获》2003年第2期）、《爱你有多深》（荆歌《收获》2002年第3期）、《女佣》（李肇正《当代》2001年第5期）都具有上述特征。

这类文本中有进城又返乡的，甚至《奔跑的火光》没有进城定居，但是其双向流动性对叙述具有规定性影响。当下批评的责任是给“乡下人进城”的亚主流小说文本以分析与阐释。

当下文学的现代性理应由乡下人进城谈起。但是现代性追求在当下语境中却很暧昧，乡下人进城所携带的资本无法进入任何竞争，他们在自由流动中的技术成本极低，然而他们确实在大规模地流动。乡下人进城的流动方式相当程度是盲目的，其主体的盲目暧昧决定其生活选择中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在进城过程中的追求与代价也无可争议地是当下中国人生命价值呈现的重要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充满生机的（与生机相伴的腐败也是生命形式之一），譬之于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乡下人不止是些枝叶。钱穆《大学中庸章句》中引朱子言:“譬如百寻之木，根本枝叶，生意无不在焉。但知所先后则近道耳。岂曰专用其本而直弃其末哉。”无论现代化的百寻之木的根本是什么，占中国人口绝大比例的乡下人在现代化中身份地位的变化，其在边缘而进入中心的努力、尴尬，其生命在全球市场化背景下呈现的精神状态都不容弃置。

所以我为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而鼓吹，为其“生意”而欣然、痛然;为叙述者没有忽视乡下人主体而显现的知识分子良知赞叹。

我给“生意”以个人解释:“生”是生命力，“意”则是该字拆解开来的心音。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就是代陈其充满生命力的痛苦心音。乡下人进城为谋生存，是一种生命力的呈示，痛惜的是上述列举的文本中这种存现方式常常是饱尝资本与权力对生命力的压抑。

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民式的坚忍与难以承受的境遇之间的张力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巨大的情感、精神领域。当下的中国都市正快速地发展，乡下人走进等待他们的都市却往往发出心灵的呻吟，他们努力用发展、生存的无声誓言将轻微呻吟声压下去，这就是鞠广大与国瑞们的特殊的心态，他们没有控诉、没有悲伤。

但是叙述者没有无视他们的痛苦与悲哀，所以这样的叙述就有了代天地立言的悲壮。人类生活的目的，依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乡下人进城体现出来的“生意”就是这种生存发展中的悲痛与欣喜的心音:鞠广大求生存，送水少年要发展（《谁能让我害羞》），国瑞（《泥鳅》）介于二者之间，他既要生存又求发展，没有少年那样的沉溺幻想的可怜的美梦，也不像鞠广大只为挣钱改变乡下的生活。

他们生活在自尊与屈辱里、挣扎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但是他们没有说出自己的屈辱与失望，只是因为他们执着地想要从中走出来。

主体差异性

叙述者如何给乡下人进城的现代化迁移故事命意?上述文本并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与思想维度，叙述的方式也不一致。叙述主体与形形色色的叙述对象之间不同的对话方式，主体差异性带来的乡下人进城故事的区别，正是这一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命题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生机所在。

世纪初的文学叙事不再一味追随文化思潮，上世纪80年代的观念变化决定文学叙事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经过90年代个人化、世俗化的无主流状态，当下社会的变动不居，影响文学叙事的莫过于乡下人进城;海归、出国、从政、经商、考学入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之相比，当下文学叙述是实际生活远大于观念的时期。实际生活的丰富复杂是文学叙述主体不能一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