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即晋北人、陕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西口是晋商、陕商出关与内蒙外蒙贸易的地方。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晋北人,陕北人,河北人,还有少量的山东人、河南人等。
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以及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我们要尊重史实,即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后人的负责。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
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历史背景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干三世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形成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
“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
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
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荒”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
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具体含义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
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
“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社会价值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从此,无数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群众百姓,前往了内蒙地区谋求生活。据数据显示,光绪后期曾就有几百万的百姓离开家乡。而在这一整个移民浪潮中,山西省就有1300多万群众移民外省。
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人口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强了它们的认同感。“走西口”这一移民浪潮,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