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让·吕克·戈达尔（法语：Jean-Luc Godard，1930年12月3日－）是一个法国和瑞士藉导演。他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之一。

戈达尔的双亲是法国兼瑞士藉。他曾经在瑞士的尼翁接受教育，之后在法国念高中，继而入读巴黎大学。他在索邦大学的日子里对电影产生兴趣，毕业后数年间伙同年轻的电影人制作人和影评人推动法国电影新浪潮。

戈达尔的电影通常被视为挑战和抗衡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风格。他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电影发展史的丰富知识注入他的电影。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经常发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

影评生涯

戈达尔自小对电影就有狂热的兴趣。在索邦期间，他经常出入拉丁区的电影院，参加了Cine-Club du Quartier Latin。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里维特和罗麦尔，并在1950年一起办了电影杂志《La Gazette du Cinéma》，

一共出版了五期，戈达尔开始用笔名Hans Lucas发表影评。同年他还在里维特的短片《Quadrille》里出演。1951年他又在罗麦尔的影片《Presentation ou Charlotte et son Steack》里出演角色。

1952年，戈达尔开始为1951年巴赞等人创办《电影手册》写作，认识其他影评人诸如克罗德·夏布洛尔，特吕弗。这段时间，他整天泡在电影资料馆，观看和研究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影片，打下了深厚的电影素养的底子。

1952年10月到1956年8月，戈达尔暂停了影评活动，回到瑞士。1952年他在Grade-Dixence大坝劳动，并自己出钱拍摄了Operation Beton，一部20分钟的短片。1955年他在日内瓦拍摄了短片Une Femme Coquette，并在里维特的影片Le Coup du Berger里出演角色。

之后几年他重操旧业，保持了和《电影手册》的密切关系，也在Arts杂志上大量发表影评。期间1957年他拍摄了短片《Tous les garcons s'appellent Patrick》。

个人生活

与安娜卡里娜

1959年，戈达尔从一个肥皂广告上发现了丹麦女孩安娜·卡里娜，邀请她在《筋疲力尽》中出演一个小角色，但因为需要裸露，而被卡里娜拒绝了，三个月后，戈达尔再次找到卡里娜，这一次，是因为政治电影《小士兵》，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但这部电影因为政治原因三年后才得以发行。1961年两人结为夫妻，被称为“新浪潮夫妻”。戈达尔拍了一系列由卡丽娜主演的影片。但这对出色的银色夫妻，却在1964年离婚，不过之后二人仍保持在电影上合作的关系。

成就荣誉

作品成就

戈达尔经常流连于巴黎的咖啡馆，或在水坝工地上当小工，这孕育了第一部短片《混凝土工程》（1954）。1960年，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精疲力尽》获法国让·维果奖。此片没有脚本，导演连夜突击对白，并在排练中进行修改。在后来的影片中，甚至在拍摄中还需导演向演员提示对话内容。他的这种即兴式拍摄风格大多数是实景、外景，独树一帜，蜚声国际。该片连同特吕弗的《四百击》等影片被认为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作。

戈达尔是一位思想激进且多产的导演，主要作品有《小兵》（1960）、《蔑视》（1963）、《美国制造》（1966）、《中国姑娘》（1967），前期作品表现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混乱生活，后期转向对左倾思想的研究。1959年，在特吕弗的帮助下，29岁的戈达尔导演了第一部长故事片《精疲力尽》并一举成名。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戈达尔创作的高峰期，主要影片有《精疲力尽》、《卡宾枪手》、《狂人皮埃洛》等。

电影节参赛

以下记录戈达尔参加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详情：

柏林：精疲力尽（1960）、女人就是女人（1961）、阿尔法城（1965—金熊）、男性女性（1966）、周末（1968）、快乐的知识（1969）、爱情与愤怒（1969）、向玛丽致敬（1985）

威尼斯：随心所欲（1962）、已婚女人（1964）、狂人皮埃罗（1965）、中国姑娘（1967）、一切安好（1972）、芳名卡门（1983—金狮）、德国玖零（1991）、永远的莫扎特（1996）

戛纳：各自逃生（1980）、受难记（1982）、侦探（1985）、华丽的咏叹（1987）、新浪潮（1990）、爱的挽歌（2001）、再见语言（2014）

主要事迹

政治方面

自1967年拍摄《中国姑娘》以来，特别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戈达尔与当时法国学生运动领导人让-比埃·高兰组织了“维尔托夫小组”，声称他信奉苏联早期“电影眼”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的理论，要用影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并称他们所拍摄的电影为“电影传单”，同时，“为了摄制革命电影，首先应该对电影进行革命”。戈达尔和它的小组拍了一系列的“政治影片”。其中包括《真理》、《东风》、《意大利的斗争》、《直至胜利》、以及《一切顺利》。

戈达尔也在这期间讲了他的名言：“不是拍一部政治电影，而是带着政治性地去拍电影。”

1971年6月，戈达尔遭遇车祸，几乎死亡，在医院休养半年之久，一度中断拍片，伤愈后戈达尔移居瑞士。这段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和艺术上的分歧，戈达尔与法国的手册派导演失和，直到1980年才重又回法国拍摄故事片。主要有《故事》、《芳名卡门》、《新浪潮》等

后期创新

80年代以来，戈达尔创作的电影，主要以同时充满政见和艺术创新的影片为主，代表作为《电影史》。

与特吕弗

戈达尔与他的同事、战友特吕弗于70年代决裂，对于此事，在特吕弗死后，戈达尔始终缄口不谈。

戈达尔和特吕弗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是影迷出身，都是有过度看电影的癖好，都投靠在《电影手册》门下，都成为新浪潮的旗手和英雄，最后参加“五月风暴”，在戛纳“革了电影的命”。但他们似乎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哪怕像萨特和加缪那种曾在酒吧对酒长谈直至夜深人静的亲密经历，他们都没有过。当年，22岁的特吕弗以旁听人身份泡在《电影手册》狭小的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时（1953年），戈达尔却坐在人群中很少说话。后来，他们伙同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和夏布洛尔形成小集团，“篡夺”了《电影手册》的权，因他们都崇拜好莱坞电影，所以巴赞称他们是“希区柯克霍克斯派”（Hitchcocko-hawksiens），特吕弗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但他成了这个团伙的核心人物。他因参加论战而在巴黎文化界名声大噪，而戈达尔却一直独来独往，从不跟别人谈起自己的私生活。那个时期，特吕弗与戈达尔一直用“您”来称呼对方。

“新浪潮十年”（1959－1968）是戈达尔和特吕弗关系最“铁”的时候，这批“希区柯克霍克斯们”在电影创作的起步时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特吕弗让戈达尔写剧本，戈达尔给特吕弗介绍演员，有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感觉。但据特吕弗回忆，“即使在新浪潮时期，友谊对于戈达尔来说也只有一个意义，他非常聪明而且很会装蒜，大家都原谅他的心胸狭窄，但所有人都能证明，他那不可掩饰的小心眼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你总需要帮助他，给他提供服务并等待着他的回报。”这回报就是70年代开始，戈达尔对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人的谩骂、抨击和嘲讽。

1973年，因“《日以继夜》事件”两个人正式决裂。戈达尔对特吕弗的攻击非常突然。他在看完特吕弗的《日以继夜》后写信给他，鞭挞了一通特吕弗的电影意识，并在信的最后用了几乎挑衅的语气说：“如果你想讨论一下，也行。”，这让特吕弗搞得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达尔的评价。于是他回了一封二十页的长信回敬戈达尔：“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场掩盖不住你骨子里的精英主义”。有意味的是，这封长信的结尾和戈达尔的结尾一模一样。特吕弗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电影生涯中最矛盾、最自我怀疑的时期。

从此后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据戈达尔后来回忆，70年代中期他和特吕弗曾在纽约偶遇过一次，两个人碰巧住在同一间旅馆。戈达尔回忆说，“特吕弗拒绝与我握手，我们正好在大厅门前等出租车，他装作根本没看见我。”这种僵化关系可见一斑。

事实上，戈达尔在那时从未停止过对特吕弗的攻击。他公开声称：“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与他有关的影片，就是《四百击》，这之后就停了，之后他只不过在讲故事罢了。特吕弗是个谋权篡位者，如果他能进法兰西学院，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不错。”整个70年代，两个人的关系跌到了历史谷底，他们的电影也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戈达尔在“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去支援工人阶级斗争，扶持第三世界，而特吕弗则彻底返回他年轻时曾猛烈批判的“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

1980年，是戈达尔主动向特吕弗伸出了和解之手。他启用刚刚出道的伊莎贝尔·于贝尔和纳塔丽·贝伊拍摄了《挽救生活》（Sauve qui peut la vie，1979），标志着戈达尔结束了他的“战斗电影”时期，回归主流电影体制。8月19日，戈达尔在瑞士制作后期时给特吕弗写了一封信，同时也给了夏布洛尔和雅克·里维特，戈达尔委婉地邀请他们到瑞士会面。他说“难道我们之间真的不能进行一次‘交谈’吗？到底有什么分歧吗？我非常想听到你们谈论我们电影的真实声音。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大家满意的‘缓冲剂’。”他还建议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出版。

但这次，是特吕弗破坏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与戈达尔和解的可能，他给戈达尔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历数许多被戈达尔骂的法国电影人，建议戈达尔邀请他们同去参加这场会面，在信的最后，特吕弗建议戈达尔拍一部自传电影，“名字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Une merde est une merde）。

著名言论

谈电影

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我通常是一边拍片一边思考，而不是在拍片完毕以后再开始动脑筋。

我开始搞电影时，我常以为自己在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却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非个体印记的动作，这个动作并不是来自我本身。

事实上，电影最糟糕且开始时不告诉观众的，就是电影让观众误以为电影可以非常容易的表达一些事情，大家对此也深信不疑。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头来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却不多。

我不写剧本，所谓的剧本其实就是书写的电影，好让出钱的后台老板能够根据写好的剧本去揣摩未来电影的面貌。我从来不知如何去写剧本，并不是我不愿意去写，而是不会写。假如我会写剧本的话，写完后大概也就不再想把它拍成电影了。

以低成本拍摄电影而不求他人，就能让我在创作中获得完全的自由。

业余电影人虽然买了很多底片，拍了很多镜头，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重复拍摄同一个镜头。不过，我抨击的目标是专业电影人士，在我看来，他们拍片的次数比业余玩家还少。假如某个业余玩家看过我的电影并感兴趣的话，我至少可以向他解释，并探讨一些实际的电影问题，但对专业电影人士，我无言以对。

对大部分电影工作人员而言，“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不过是一个大骗局罢了，他们还不如坦白直说，“我应该试着去吸引更多的观众，好让我赚到更多的钱”。

我认为电影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它不需要你创造任何东西。

我希望有一间大型摄影棚，要是能用来拍电影就更棒了。

要想正常的生活就得正常的拍电影，也就是说，拍一些大家都喜欢的电影。

我发现目前电影院内的人数稍嫌过多，举例来说，现在我们的人数就太多了，最好只有五至六个人，这样我至少还会问一下说：“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你们在干什么？”

谈导演

特吕弗从事电影的过程实在很怪异，假如将特吕弗的真实生活搬上银幕，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的杰作，但制作费也一定不便宜。不过，如果比较他初期写的文章和他后来拍的电影，简直有天壤之别，或许是他的想法变了？是啊，不过他起码也要交待一下改变的理由吧！

爱森斯坦找到了摄影角度，他知道如何去架设摄影机，这一点只有他知道。

伯格曼对我的电影生涯影响至深，他并非因新浪潮才得以进入电影界，而是因新浪潮才出人头地。

当我还是影评人时，看了一些布努埃尔的电影，就十分喜欢。那些电影很独立，我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完全躲在摄影机后面操控的人。

法斯宾德的电影内含着某种能力、某种力量，所以我还是颇为尊敬他的，他的电影有这些优点实属不易。有几次我看他的访谈文章，发现他的东西都挺不错，相当具有爆炸性，而且看起来也很独立。

卓别林除了才华横溢之外，还拥有自己的制片厂，六、七年拍一部电影，所以才能拍出那么多经典名片。

某些时候，我认为希区柯克是一位相当伟大的导演，他的五、六部经典作品可圈可点，当他跑到乡下去看了一些风景后，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就知道如何将这些风景镶嵌到剧本中去。

罗西里尼对我的影响很深，他一直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非常科学的逻辑，当某种状况存在时，他就尽量使这个状况只随本身内在的逻辑去发展，同时再附加更多的元素进去。

电影始于大卫·D·W·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帕索里尼——我有种感觉，他是已经远在我之前，在历史的某个场合中相会，去追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精髓的人。

谈自己

对我而言，所谓的自由就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能稍微以自己的速度和节奏去思考。

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安静的气氛下工作，我发现安静条件下工作可以事半功倍。

大学是一个充斥病态人种的畸形场所，我决不去那种地方，幸好我没有考上高等电影学院，这是我这一生中值得庆幸的事之一。

我对电脑一无所知，我希望警察不会强迫我使用电脑。

我的本钱是由其他的东西（概念、希望、革命等）组成的，且稍嫌夸张多了一点，因为我个人太过渺小，无法涵盖这整个资产，有时这一点会让我变得疯狂、凶恶、讨人厌、或有点呆笨。

在生活中我掘弃了电视，而通过对话、阅读报纸来与外界交流。

我一切工作的乐趣，就是尽量主动去寻求，去学习自己对事物的感觉，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外界强加于我的印象和感觉。

我现在已经老了，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这城市发展得太快——太多的灰色，太多的尘埃，太多的有害气体，我几乎无处可去。

至于我嘛，我已经是重疾缠身，对我而言，我和疾病已不分彼此，合二为一了

今晚我坐在这里，别无杂念，很高兴我就可以这样坐着——避开其它一切事情。

我一直为自己感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