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年出生，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萨缪尔森的巨着《经济学》流传颇广，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据报道销售量已达100多万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现在，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将《经济学》作为专业教科书。他于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12月13日美国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人物生平
1915年，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出生。
1923年搬到芝加哥居住。
193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40年任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1941年获的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就读期间，师从约瑟夫·熊彼特、华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阿尔文·汉森研究经济学。萨缪尔森出身于经济学世家，其兄弟罗伯特·萨默斯、妹妹安妮塔·萨默斯、侄子拉里·萨默斯均为经济学家。
1944年升任副教授。
1944-1945年间在放射实验室(the Radiation Laboratory)任职。
1945年兼任福莱切法律与外交学校国际经济关系教授。
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
1948-1949年古根汉姆研究员。
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9年12月13日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主要着作
《经济分析基础》（1947）；
《经济学》（第1版，1948）；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索洛和多夫曼合着，1958）；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1～4卷)(1966，1972，1977)。第三届获奖者西蒙·库兹GNP（国民生产总值）之父
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罗伯特·萨缪尔森
罗伯特·萨缪尔森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幸运儿，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童年的萨缪尔森聪明活泼，善于思考，他看问题比同龄的孩子深刻、全面。1931年，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就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虽然他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偶然，但结果证明，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进入大学后，他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学习，博览群书。他爱好广泛，课余常把做高等数学习题作为自我消遣。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初入大学时，萨缪尔森年纪虽轻，但沉着稳重，喜欢思考。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寻觅理论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萨缪尔森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其平均成绩是A，随后他从容地进入哈佛就读。进入哈佛大学后，萨缪尔森的眼界大为开阔，这里的学术思想与芝加哥大学迥然不同。
面对着各种学术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讨和研究、类比各种学说的异同，找出他们的不足。1936年，即来到哈佛大学一年后，萨缪尔森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以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及实干精神，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人士阿尔文·汉森教授的青睐。汉森收萨缪尔森做自己的助手，这使他对各种学派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不断地探讨汉森的学术思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以后，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导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还做了一些补充发展，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
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森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弟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着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当时社会上对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乘数论”及“就业乘数论”颇为注意，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界的通才
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他根据所考察的各种问题，采用了多种数学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这对当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许多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萨缪尔森对静态、比较静态、动态三者的联系和区别，做了精辟的论述。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并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进一步发展了均衡的极大条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莱尔原理，并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经济实例，说明数理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萨缪尔森首先对所有在这一领域中创建各个学说的先驱者的着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尔后，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并和汉森为国家福利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在福利经济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萨缪尔森补充了比较成本学说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他论述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国利益的影响，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界全面开创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在1947年提升他为经济学教授。同时，美国经济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授予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
《经济学》的出版背景
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天气阴霾的日子，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的一位销售代表到麻省理工学院作院校拜访。整整一个下午，他一无所获。正当他灰心丧气之时，一个年轻的助教对他说：我刚刚写完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知贵公司是否有意出版。这位销售代表想，拿到一部书稿总比空手而归好，于是答应把书稿转交编辑部门审阅——一本影响了全球几代人的经济学教科书就这样诞生了！这位年轻的助教就是保罗·萨缪尔森，而这位销售代表也因此成为麦格劳—希尔公司全球销售代表的楷模！
《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经济学》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萨缪尔森在一开始就写道：“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选择，在使用货币的情况下，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在将来生产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从这里出发他把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生产什么商品和生产多少；如何进行生产；应该为谁来生产。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上，萨缪尔森避开了社会制度，认为“在一个所谓‘自由企业经济’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物品和劳务的问题，主要是由一种价格制度（市场制度、盈利和亏损制度）来决定的”。该书对经济学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技术经济学都有专门的论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看到他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创见。这部着作在内容、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谓匠心独具，他在每一章的开头加上历代名人的警句，言简意赅地概括全章的主题，使读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论书，而是在读一部有文学色彩的史书。这一巨着的出版，为普及、推广其理论创立了良好的条件。
《经济学》发热贡献
从1948年第一版问世至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教科书的常青树。有这样长的生命力，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它是内容不断更新、深浅适度的一本入门教科书。萨缪尔森在该书第一版序言开头的一句话指出，该书主要是为那些把经济学作为综合教育一部分的读者写的。萨缪尔森虽然是一位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但为了使未接触过经济学的读者易于理解吸收这本教科书的内容，该书不使用数学模型，至于当时流行的几何图式，是在数学例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本书十分适合大学有关系科本科学生及其他初学者学习之用。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该书突破传统框架，对内容与结构进行开创性的革新。在1948年之前，经济学教科书大都墨守成规，局限于说明价值与分配理论。萨缪尔森是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以凯恩斯的就业理论与财政政策为重点，配合以传统的价值与分配理论，而取得成功的第一人。这种编写结构，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结构，曾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现在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已成为各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模式。
第三个原因是萨缪尔森将一些重要理论概念率先有机地结合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20世纪下半叶，几乎整个经济学领域都受到了萨缪尔森的影响，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一版再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以来，第三本最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
《经济学》的发表
《经济学》
1948年，萨缪尔森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巨着《经济学》。这本书一出版即告脱销。许多国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抢购它的出版权，不久即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该书对经济学中的三大部分——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技术经济学都有专门的论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看到他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创见。
这部著作在内容、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谓匠心独具，他在每一章的开头加上历代名人的警句，言简意赅地概括全章的主题，使读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论书，而是在读一部有文学色彩的史书。这一巨着的出版，为普及、推广其理论创立了良好的条件。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他提倡赤字预算，追逐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克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他也成为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
1959～1960年，萨缪尔森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事务委员会调查咨询小组的顾问。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58年，他与R索洛和R多夫曼合着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1961年是萨缪尔森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年。他再次出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同时，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其理论的核心部分、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他的此番解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人们一致推选他做该年度学会的会长。
1962年，萨缪尔森被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顾问，并出任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较快。在肯尼迪·约翰逊出任美国总统的8年中，美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被他的追随者吹捧为“战后繁荣主义”，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便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视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绩。
1966年，萨缪尔森在接受印第安那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的同时，出版了《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1967年，密执安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1970年，克莱尔门特·雷特·丢特学校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伊利诺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奖章。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爱因斯坦奖。
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从斯德哥尔摩领奖回到纽约时，成千上万的人用最高的礼仪欢迎他。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他没有忘记精心栽培他的汉森·阿尔文教授。
主要观点
经济学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可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领袖。二者之间存在区别。没有人怀疑美国经济的非凡财富和地位。美国经济规模约为日本的3.5倍、德国的7倍、中国的9倍。美元是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主要货币，约占各国政府外汇储备的2/3。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仍然无法超越。汤姆森金融公司表示，2003年全球公司和政府出售的股票、公债和其他债券在5.3万亿美元以上，其中58%的资金源于美国。全球最大的5家承销商都来自美国（花旗银行集团、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公司和美林公司占据前三名）。美国经济各方面的优势都十分明显。
但领导能力在于通过强行实现自己的愿望或促使他人追随自己，从而确立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全球化”成为时髦词汇前，美国便开始大力推行全球化进程，无意中削弱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日益繁荣的世界上，开始出现与美国竞争的财富与权力中心：不仅包括欧洲和日本、还有巴西、中国和印度。布什政府将在第二任期内不可避免地面对有限的经济领导能力。美国常常在推动局势发展的同时被其奴役。美国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关键领域。其一是石油。2004年，意外的油价迅速上涨危及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问题很简单。庞大的国内石油消耗推动油价上升。如今美国石油需求60%依赖进口。美国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耗油量占全球石油生产的1/4。
其二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美国赤字如果无限上升，可能震动全球经济。标准—蒲耳氏公司的经济学家戴维·怀斯说，美国2004年的赤字达到创记录的6640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美国人在海外的开支远远超过他们的收人；在22年内，美国21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外国人利用他们的高额美元收入购买大量美国股票、债券、不动产乃至整个公司。截至2003年底，投入美国的外国净投资额达到2.4万亿美元。
其三是全球贸易谈判。二战以来举行过八轮导致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堡垒的重要谈判。正在举行第九轮谈判。高盛公司的罗伯特·霍马茨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欧是世界贸易的决策者”。如今不同了。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谈判以失败告终，几乎导致本回合谈判崩溃。以巴西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美欧降低农业保护主义的计划不够公正，因此拒绝该计划。只有在美国和欧盟做出更多让步后，谈判才得以继续。
这些事件体现出一种普遍趋势，即美国就算和几位亲密盟友合作，也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操纵全球经济。至于“美元危机”，这些巨额赤字并非由美国单方面造成——也不能由美国独自解决。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欧洲和日本，刺激美国进口并损害美国出口。另一个原因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拒绝重估本国汇率，也伤害了美国贸易均衡。美国必须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并降低对进口的需求。这些措施很可能遭到反对。也难以确定它们是否能成功恢复对美元的市场信心。
全球化进程并非削弱美国经济领袖地位的唯一原因。一些有利的传统政治因素也消失了。最重要的就是冷战。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军事盟友。它们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如今，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即伊拉克战争）激怒了世界。抵制美国的领导反而受到民众欢迎。同样，美国以往受益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美国仍在这些组织占据主导地位，但势力已然减弱。更糟的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当然，这些都未必说明美国注定失去其领导地位，但它们意味着领导的性质变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美国开始依赖说服工作而不是强权进行领导。亚洲金融危机既提供了教训也发出了警告。教训在于全球市场不能永远良好地自行运转。它们需要一些广泛的政治框架保障稳定、遏制不确定因素并处理危机。
基本论断
经济学泰斗罗伯特·萨缪尔森在将于2月24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战争可能为全球化带来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也可能会证明这个世界不再适合全球化。
全球化进程的起落
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上，全球化曾遭受战争的几度重创。在19世纪，全球化经济繁盛一时，铁路、蒸汽船、电报的发明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都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全球投资和移民的兴起。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农业和工业都反对进口，要求提高关税，全球贸易和投资就逐渐衰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1950年，国际贸易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870年时还要低。
当经济给人带来信心、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时候，贸易将会繁荣。二战结束以后，处于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主导制订了全球贸易规则，带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的全球化更是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全球贸易和投资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0年，全球出口额达到全球经济总产值的23%，这大约是1960年所占比例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2001年各国持有的外国证券总价值为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2.2万亿，日本1.3万亿，德国7920亿。繁荣的贸易又让人们对未来的经济更加充满信心，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战后全球化的前景
但在萨缪尔森看来，这次美国对伊战争将是全球化进程上的一道关卡。尽管对伊战争规模比一战和二战要小得多，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已经很深的今日，这场战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负面影响。
最好的前景是：如果这次美国能快速胜利地结束对伊战争，平民伤亡数量很少，石油供应没有中断，全球化进程将不会受到影响。最坏的前景是：全球化进程逆转，损害那些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国家。全球化研究中心的斯蒂芬·里克特说：“主要的经济大国由于非经济的原因出现分裂，已经无力相互信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的公司高层都在担心，美国和法德在外交上的分裂会发展成为经济的矛盾，而且现在这种分歧已经初露端倪，德国的公司已经发现美国的客户在收缩。此外，战争也将使全球经济的宏观发展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伊拉克战事可能导致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只达到2002年3%的一半，即1.5%，拉丁美洲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将受创最深。
除此以外，全球化还面临着一些和对伊战争无关的挑战：首先是全球经济对美国经济过分依赖。摩根斯坦利称，从1995年到2002年，美国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64%。其次，美国强大的领导地位也将受到每个国家的攻击。再有就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阿根廷和巴西陷入债务泥潭。此外，一些劳工和环保组织强烈反对全球化。
萨缪尔森认为，发展经济的需求让各个国家走到一起来，但是文化和政治的差异又使其分道扬镳。合作的力量正在对抗分裂的强权，即将爆发的战争将决定谁会最后胜出。
全球贸易混战？
我们现处于经济复苏与经济民族主义赛跑的时期。在上一周的20国峰会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各国就主要通过国际基金组织（IMF）再发放1万亿美元贷款以阻止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下滑事宜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共识的面纱之下，各国正在计谋保护本国经济，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别人。世界经济秩序会否克服这些压力，还是会让路给猖獗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补贴以及优惠政策的全球性竞赛。
这种紧张形势的象征性例子莫过于中国人民银行（PBOC）行长周小川最近关于替代美元作为世界上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的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PBOC）网站上的一篇论文里，周小川声称当下的危机反映出了基于美元的世界经济的“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系统性危险”。中国人民银行相当于美国联邦储蓄系统。这就意味着周小川既不是含糊其辞的官僚也不是变节的学者。他的批评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也许这一点会让美国人不解。美元化的世界经济在过去确实滋生了巨大的潜在隐患——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美国的赤字以及亚洲国家的盈余）以及大规模的互相抵消的国际资金流。但是周小川的分析忽略的内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受到了美元体系崩溃的牵连。他们通过人为打压本国货币从而照顾出口企业，助长了他们现在指责的巨大贸易不平衡的生成。
中国在助长美国的铺张浪费并从中获利后，现在却倒戈相向指责美国。那些便宜的鞋、电脑以及电视机等进口消费者产品曾为美国的过度消费推波助澜。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从840亿美元激增到了2660亿美元。现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让人吃惊的2万亿美元。这些储备并非意外而属有意识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
中国的汇率在过去以及现在都是失调的。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中国从膨胀的贸易盈余里赚取的大量资金打压了美国国库券，导致了投资者去其他地方寻找更高收益。那就扩大了风险更高证券的需求，包括次级抵押贷款，也导致了房产泡沫。因此尽管中国的政策不是导致起初金融危机的以及美国过度消费唯一原因，但是其确实在这些方面推波助澜过。
几十年来，美元为全球繁荣涂上了润滑剂。美元被用作主要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小麦以及铜等）的定价以及开展贸易的手段。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琳达古格伯特称，泰国以及韩国等国家的8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以美元支付的。美元还扮演着各国政府以及私营领域跨国界投资主要货币的角色。事实上，各国政府持有的6.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当中，大约2/3的是美元资产。
但是过度依赖美元也可导致负面影响，当下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国家不仅承受了对经济下滑的美国的出口下降的影响，也失去了需要用于与第三方国家进行贸易的美元贷款。国际投资集团的大卫胡说：“在危机出现之时，美国银行就削减对于外国借贷者的美元信贷额度。”上一周峰会上同意新增加的国际基金组织放贷就旨在中和这些信贷流失。
就像周小川提议那样，既然美元有缺陷，为何不换成其他替代品呢？周小川也承认，其中的困难是，好像没有可替代之物。任何一种国际货币的吸引力在于其得到承认的稳定性，其能购买之物以及其投资起来的难易程度。分别占政府外汇储备27%和3%的欧元与日元是无法与美元匹敌的。周小川提到可多多依赖于“特别提款权”（SDRs）。可是“特殊提款权”并不是实际上的货币。它只是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能够兑换成美元、欧元、日元以及英镑的组合的合成货币。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陷入在美国本位的泥潭里。为了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持有巨额盈余国家放缓导致美元系统不稳定因素的外贸型增长。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了这一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皮尔特尔伯特利尔称：“他们深深认识到了促进国内消费的必要性了。”去年11月中国公布了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伯特利尔还说，中国政府正在扩大医疗以及养老金津贴此而降低家庭高储蓄的必要性。
但是中国有一个预设立场，那就是促进出口。中国政府已经增加了出口退税，也采取了与贸易伙伴的人民币“互换”以刺激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中国也停止了人民币的缓慢升值。中国似乎对于这种损人利己的增长经济做法很是是得意。周小川发表的论文的意义是政治层面上的。它是为这种掠夺性行为找理由的。他们是想：既然我们是美国经济管理不当的受害者，我们就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使自己不受影响。
前方的道路上还会有持续的不稳定以及与日俱增的不信任。世界经济悬系于上一周20国峰会的高谈阔论与国内政治的诸多现实之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多的保护主义。一份世界银行研究表明，20国集团的当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歧视进口产品偏袒国内产品的政策措施。彼得森研究机构的加里胡夫鲍尔称，尽管做法上还有所保留，他们“打开了更多的机会主义措施的大门”。衰退愈严重，复苏越是拖延，经济争吵就会愈激烈。（译者译心译意的小安）
美国操纵全球经济力不从心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可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领袖。二者之间存在区别。没有人怀疑美国经济的非凡财富和地位。美国经济规模约为日本的3.5倍、德国的7倍、中国的9倍。美元是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主要货币，约占各国政府外汇储备的2/3。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仍然无法超越。汤姆森金融公司表示，2003年全球公司和政府出售的股票、公债和其他债券在5.3万亿美元以上，其中58%的资金源于美国。全球最大的5家承销商都来自美国（花旗银行集团、摩根斯坦利国际投资公司和美林公司占据前三名）。美国经济各方面的优势都十分明显。
但领导能力在于通过强行实现自己的愿望或促使他人追随自己，从而确立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全球化”成为时髦词汇前，美国便开始大力推行全球化进程，无意中削弱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日益繁荣的世界上，开始出现与美国竞争的财富与权力中心：不仅包括欧洲和日本、还有巴西、中国和印度。
布什政府将在第二任期内不可避免地面对有限的经济领导能力。美国常常在推动局势发展的同时被其奴役。美国至少需要考虑三个关键领域。其一是石油。2004年，意外的油价迅速上涨危及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问题很简单。庞大的国内石油消耗推动油价上升。如今美国石油需求60%依赖进口。美国人口还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耗油量占全球石油生产的1/4。
其二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美国赤字如果无限上升，可能震动全球经济。标准—蒲耳氏公司的经济学家戴维·怀斯说，美国2004年的赤字达到创记录的6640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美国人在海外的开支远远超过他们的收人；在22年内，美国21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外国人利用他们的高额美元收入购买大量美国股票、债券、不动产乃至整个公司。截至2003年底，投入美国的外国净投资额达到2.4万亿美元。
其三是全球贸易谈判。二战以来举行过八轮导致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堡垒的重要谈判。目前正在举行第九轮谈判。高盛公司的罗伯特·霍马茨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欧是世界贸易的决策者”。如今不同了。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谈判以失败告终，几乎导致本回合谈判崩溃。以巴西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美欧降低农业保护主义的计划不够公正，因此拒绝该计划。只有在美国和欧盟做出更多让步后，谈判才得以继续。
这些事件体现出一种普遍趋势，即美国就算和几位亲密盟友合作，也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操纵全球经济。
至于“美元危机”，这些巨额赤字并非由美国单方面造成——也不能由美国独自解决。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欧洲和日本，刺激美国进口并损害美国出口。另一个原因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拒绝重估本国汇率，也伤害了美国贸易均衡。美国必须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并降低对进口的需求。这些措施很可能遭到反对。也难以确定它们是否能成功恢复对美元的市场信心。
全球化进程并非削弱美国经济领袖地位的唯一原因。一些有利的传统政治因素也消失了。最重要的就是冷战。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军事盟友。它们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如今，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即伊拉克战争）激怒了世界。抵制美国的领导反而受到民众欢迎。同样，美国以往受益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前身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美国仍在这些组织占据主导地位，但势力已然减弱。更糟的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当然，这些都未必说明美国注定失去其领导地位，但它们意味着领导的性质变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美国开始依赖说服工作而不是强权进行领导。亚洲金融危机既提供了教训也发出了警告。教训在于全球市场不能永远良好地自行运转。它们需要一些广泛的政治框架保障稳定、遏制不确定因素并处理危机。（摘自2005年美国《新闻周刊》）
政府阻止了一场萧条
知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10月5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时转述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的观点，称在这场经济危机中，美国距离第二次大萧条只有一步之遥，可谓九死一生，是政府的有力举措让经济避开了一次萧条。
以下是该评论文章原文：
我们当初距离第二次“大萧条”有多近？单是这个问题就可造就一大批新的着作、研究课题和研讨会。但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已经有了答案：一步之遥。她的结论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因为罗默在之前的学术生涯中是一名研究“大萧条”的学者。
“萧条”是一个专门术语，它不仅仅是一个严峻的经济滑坡过程。萧条与严重衰退有一个显着区别，那就是令人手足失措的对未知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强烈，导致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均全线溃退、陷入恐慌。他们囤积现金，不顾一切地削减支出。他们卖出股票和其他资产。信心的流失如河流决堤，它所刺激起的行为压倒性地战胜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利率降低、库存下降、物价下降)，而通常这种自我修正机制能够防止一场衰退演变成深度的、持续的衰退：萧条。
通过对比1929年和2007-2009年，罗默发现这次刚开始的时候信心受到的打击远远超过1929年。的确，从1929年9月到12月，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当时持有股票的美国人远不如现在这么多。而且，当时房价几乎没有下跌。从1928年12月到1929年12月，总体住房的价值仅下降了3%。但相比之下，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2月间，房地产缩水17%，是当时的5倍多。这次股票和房地产均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而且持有这些资产的人也更多。
经济遭受如此重创，按理说应该进入自由落体并陷入萧条。的确，美国经济确实进入了自由落体运动。9月中旬，在雷曼兄弟倒闭一周年之际，许多人作出评论，认为即便当初拯救这家投资银行，也不能避免这场危机。确实。但是允许雷曼倒闭几乎确定无疑地令危机恶化。雷曼的破产制造了更多的未知因素——比如哪些公司将会获得救援、“有毒”证券价值几何等等——将普通的焦虑转换成极端恐惧，并引发恐慌情绪。
随着信贷市场冻结，股市一泻千里。到去年年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从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暴跌了23%，比一年前则缩水34%。金融恐慌毒害了大众心理。2008年9月，经济咨商局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61.4。到2月份，信心指数暴跌至25.3。消费者纷纷放弃购买汽车、家电和其他高价产品。2008年第三季度，这些“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按年率下降了12%，第四季度降幅扩大为20%。尽管略有滞后，企业也开始削减投资项目，2008年第四季度企业支出下滑20%，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39%。
罗默辩解道，这些巨幅下挫并未导致萧条，主要是因为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抵消了这些力量。产品、服务、劳动力和证券的私人市场的确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但在对未知的极端恐惧之下，恐慌情绪会不断强化自身并让这些企稳的倾向没有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保护整个经济，因为大部分个人和企业都在纷纷采取自保措施，而这种自保行为恰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因为政府未能扮演这一角色，才使得衰退演变成了萧条。1933年3月5日，当新上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将所有银行关闭的那一刻，这一局面才得到扭转。许多银行遭受到恐慌的储蓄者的疯狂挤兑，已经提前关闭了。然而当3月中旬银行重新开张的时候，美国人又将大部分的钱重新存进了银行。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令人安心(“将你们的钱存进重新开张的银行比放在床垫下面更加安全”)。罗斯福的承诺之所以可信，是因为联储已经获得授权，向所有重新开张的银行提供与其存款等量的货币。
过去的一年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学者们将会争论哪种干预措施收效最为显着——是联储对失效的信贷体系的支撑、“问题资产救援计划”、还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和银行“压力测试”？不论怎样，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却是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放心：自由落体可以被阻止，并进而控制住了强化自由落体运动的恐惧情绪。经济中的复苏机制要起作用，首先必须要恢复信心。这一点似乎已经做到。上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反弹至53.1。住房价格已经停止了下跌，根据凯斯-希勒房价指数，房价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
但是信心尽管有所提升，却仍谈不上乐观，只不过已经不再是恐怖。消费者信心指数依旧疲软。失业率(9.8%)是无底的深渊，复苏的力度仍是未知数。这一点从20世纪30年代也可找到相似之处。尽管1933年经济已经触底，但“萧条”真正结束是在二战以后。当时政府并未给复苏提供保障，有些政策有帮助，而有些则有害。就今天来讲，好消息只是坏消息并未变得更坏。
奥巴马的债务风险
导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J.Samuelson)5月18日发表专栏文章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的预算赤字规模巨大，巨额政府债务将来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风险。以下为文章摘译：
一位总统必须签字批准多大规模的政府债务才会被贴上“不负责任”的标签？答案很显然要比奥巴马总统预想的多很多。奥巴马上周公布的2010年预算案最终版本就是政治权宜之计和经济赌博的案例研究。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从2010年至2019年，奥巴马预计年度预算赤字总计7.1万亿美元。到2019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41%上升至70%，这将是1950年(当年为80%)以来最高水平。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期更为悲观，预计2010年至2019年的预算赤字总额将达到9.3万亿美元，到2019年，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82%。
但即便这也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债务规模。多种渠道预测，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计划在未来十年可能花费1.2万亿美元，奥巴马在预算中仅记入了6350亿美元。再者，2008年至2019年美国联邦支出总额将增长75%，而国防支出将仅增长17%；除非外在威胁减退，否则军费支出和预算赤字将来都可能进一步增加。
除了一些共和党议员，几乎没有人对这些令人吃惊的数字给予过多关注。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目前这场经济危机上，而正是经济危机为联邦政府的大规模预算赤字做出解释、提供理由。几乎没人注意到，巨额赤字正在无限期地继续。
奥巴马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他已经向每个美国人承诺减税和增加支出。除少部分人外，95%的“工薪家庭”都有资格参与减税计划。奥巴马将增加对“主要科研院所”基础教育的支出，他还希望建设高速铁路网络。奥巴马可以通过借款来实现这些承诺并做更多事情。
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弥补将来的赤字将需要做出重大调整。自1961年至今，除5年外几乎每年的联邦预算均为赤字，但因此导致的政府债务一直维持在GDP的50%以下。但是，奥巴马的巨额预算赤字将打破这一模式，变得更加危险。
最佳情况下，债务成本不断上升将加剧增税和削减支出的压力，否则将造成更大规模、难以为续的赤字。巨额预算赤字还将“挤出”私人投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最坏情况下，迅速膨胀的债务将来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1983年至1987年间担任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的经济学家鲁迪·佩纳(Rudy Penner)指出，危险在于“我们将不能够以合适的利率出售(财政部债券)。”当前环境下，这一担忧并不会发生，美国和外国投资者一直偏好“安全的”美国国债。但债券供应过剩、通胀担忧或其他突发事件可能有一天会摧毁投资者信心。债券价格可能急剧下跌，利率将会上升。后果将是全球性的，因为外国持有半数的美国国债。
奥巴马预算正在“挑逗”延迟的风险，尽管我们并不确定危险将在何时以何种形式爆发。只顾眼前利益将会为未来的痛苦付出代价。就像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那样，不明智的政策最终会引发事与愿违的后果，即使时间和性质是不可预测的。(兴亚，来源：理财18)
美国需要危机
导读：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J. Samuelson)5月25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表示，美国国会和总统(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因此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越早破产越好，美国需要“危机”。
以下为文章概要：
经济衰退使所有事情都变差。《华尔街日报》头条曾报道称：“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很快将破产”。实际上，这种报道是好消息，如果标题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2010年有破产风险”就更好了。
越来越明显的是，国会和总统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而迫使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合理的因素就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将破产：信托基金干涸、所要提供的福利高于现有所得税收入。这种状况越早发生越好。
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受托人的报告来看，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迟早要破产。报告显示：未来75年，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要支出103.2万亿美元，而这段期间税收总额将仅为57.4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为45.8万亿美元。
医疗保险精算师表示，一旦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用尽，“根据现有法律没有资金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资产用完，税收收入不足以保证支出。”意思就是说：福利将下降。
社会保险规模将收缩，一些医疗保险账单不能获得全额偿付，而且缺口会越来越严重。退休员工将惊声尖叫、医院可能关门大吉。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和国会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面临破产威胁就已经让国会和总统坐不住了。但是，国会和白宫想要解决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资金缺口问题，还面临根本性问题。
1940年，美国男性平均寿命为61.4岁，女性平均寿命为65.7岁。2008年，美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寿命分别增至75.4岁和80岁。因此：随着健康状况改善和寿命延长，人们应该从何时退休并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退休补贴？更加富有的退休人员应获得多少退休补贴？
或者：国防、教育、研究、交通或足够的家庭收入等其他国民需求能够取代多少应向退休人员提供的资金？1990年，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支出占联邦支出的28%；到2019年，这部分支出将占联邦支出的比例增至40%。随着支出增长，提高税收、增加预算赤字和削减其他项目支出的压力将增加。那么应该怎样平衡过去和未来？
又或者：如何改革医疗体系以改善医疗和控制支出？根据一些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医疗支出是不必要的和没有效率的。
不幸的是，根据最新预测，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在2017年以前、社会保险信托基金在2037年以前不会枯竭。虽然这两个时间比去年估计的(去年预计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信托基金枯竭时间分别为2019年和2041年)有所提前，但仍离我们很远。从现在到那时，这两个基金的资金将稳定减少，而解决方式只有三种：更大的预算赤字、提高税收或者削减支出。
但是如果不是真正被迫采取应对举措，总统和国会都会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会对该问题表示担忧，但他们的建议是表面的、无效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声称：“我们必须为21世纪拯救社会保险”；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则警告称：“根据当前路径，该系统正在走向破产”；现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也要采取类似方式。
奥巴马总统表示：“我们现在位于路的尽头。”——多么华丽的修辞，但也就这么多。尽管奥巴马刚刚上任4个月，还没人预料他会有一个伟大的蓝图，但他已经暗示，会对必要的政策提供总体支持：逐步上调退休年龄、逐步下调更富有退休人员的福利、对医疗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实际上，奥巴马扩张政府支付的医疗保险的计划可能会提高医疗保险支出。
拖延是一项非常不好的政策。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带来的痛苦就越大。退休人员和纳税人所要承受的痛苦将越来越高。美国上次被迫对社会保险实行改革是在1983年，当时信托基金水平极低。经验教训是：“危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宁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