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师爷的统称-中文百科频道

词汇介绍

词语释义

绍兴师爷：shàoxīnɡshīyé，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较多，故称。后引申为谋士的代称，有时含贬义。

背景介绍

关于“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全地区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乃古越国腹心之地。自东晋开始，这里即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

所谓“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需要安营扎寨，就由幕人张幕设案，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其佐治人员如参谋、文书等则统称幕僚。他们是一些受过专门训练，在法律、财会、文秘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一技之长的读书人，被各级地方长官聘请为某一方面的私人顾问，不带官职而参与政务。官员称幕友为“西宾”“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称官员为“东翁”“东家”，平时幕友与官员可以平礼相见。

词条注释

历史情况

做官靠乡谊，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也少不了乡谊，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牢固的地域性行帮。如淮军幕府中虽引用各省籍的幕友，但仍偏重皖籍，故皖籍幕友的比例最高。李鸿章曾说：“吾庐英俊，多从游者。”从游者即游幕者、幕友。四川的刑名、钱谷幕友，十分之九是浙江绍兴、湖州两地人，两地幕友各成一帮，各树党援，各自为本帮幕友得以入幕出力，衙门中的幕友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中人得馆较易。

书籍记载

清代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说的是清代衙门中多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绍兴籍(指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幕友即著名的“绍兴师爷”(注：称“绍兴师爷”者并非皆绍兴籍人，其他地方的人也有，但以绍兴籍人为多，故常以“绍兴师爷”作为师爷的泛称)，数量极多。

绍兴籍师爷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吾乡之业于斯(作幕)者不啻（chì）万家。”他们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原来那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做作幕。

什么叫做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说也奇怪，那刑钱老夫子，没有一个不是绍兴人，因此他们结成个帮，要不是绍兴人就站不住。”有名的绍兴籍师爷，如杭州府首席刑名师爷周省三是绍兴府会稽县人，幕学专着《佐治药言》的作者汪龙庄是绍兴府萧山人，《雪鸿轩尺牍》的作者龚萼是绍兴城里塔山下人，另一部师爷名着《秋水轩尺牍》的作者许思湄是绍兴府新昌人。

《文明小史》里写的师爷余豪是会稽人，《如此官场》里的师爷宋锦诗也是会稽人，《歧路灯》写了两个师爷——荀药阶与其表侄莫慎若，皆是山阴人。

遍布各地

“无绍不成衙”不仅表现为绍兴师爷遍布各地衙门，也表现为很多地方的衙门中书吏多绍兴人，绍兴籍大名士李慈铭在日记中写到这种情况：“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此“越人”即绍兴府人。在京师许多衙门中，书吏之职几乎被绍兴人垄断。夏仁虎引《旧京琐记》云：都中书吏，“原贯以浙绍为多”。

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绍兴籍的书吏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这里特别提到书吏的绍兴籍贯。清代京师书吏多绍兴人这种情况，是由明代沿续下来的，即源于明万历年间朱赓辅政。

清干嘉时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谈到这种情况的源流：“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朱赓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人，他利用职权引用了很多绍兴籍书吏。这些书吏互相牵引，互为党援，形成了“书吏绍兴帮”，或曰“绍兴籍胥帮”。

原因简析

幕友和书吏所以多绍兴人，与绍兴人文化素养高、苛细精干、善治案牍等特点有关，这些特点皆适宜作幕为胥。绍兴人所以不远千里入都为胥，又与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和当地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有关。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到明代的情况云：“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xuān）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清代沿明之俗，未改旧况。

历史发展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着。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抵为家道中落、无缘取仕之士。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3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虽非幕府职官，但各级军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约，多有左右首脑之力。?

师爷，为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同时，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谓；民间，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

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

“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足见他就幕5年，政绩卓着，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

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纵观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

而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邬思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

《清代野史》载，邬思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日，“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

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因此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思道在田文镜幕中，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斯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

及田文镜卒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并由此引得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冀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新的机遇。

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以遂一己之图，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

是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桐豫(又名秋墅，号称“秋青天”)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字桂岩)为曾国荃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字调生、号梅卿)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埙(字荫棠、又字伯雅)为左宗棠的师爷。

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字淑生)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于鼎盛，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

清末，绍兴师爷逐渐衰微以至没落。

其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因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仅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政府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事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

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这类毕业生便得以其所学之博而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