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中国科学家和教育家-中文百科频道

人物简介

竺可桢，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并在台风、季风、气候变迁、农业气候、物候、自然区划等方面有开拓性的研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成为当时培养地学英才的摇篮。以求实精神领导浙江大学工作，培育了多方面的人才。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工作，积极倡导并组织和参加中国地学、生物学、天文学、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及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方面工作，主编了《中国自然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等丛书，是我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

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起，学习勤奋，并萌生爱国思想，敬佩宋代诗人陆游和明代学者王阳明等人的学识和思想。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

1905年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当年秋季入上海澄衷学校，以品学兼优，为人热情正直，被同学推为班长。

1908年春，同学要求撤换不称职教师举行罢课，学校一度停办，竺可桢乃于暑假后转入复旦公学学习。

190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将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此时的竺可桢，正就读于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他“最热烈的希望是要出洋到欧美”。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

美国留学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因中国是以农立国，遂选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即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

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杨铨等人提议组织一个科学社，并创办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不久，科学社及其刊物就随其创办人一同转到了哈佛大学。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成为“中国科学社”第一批成员，并积极参与社务活动。他从《科学》第2卷第2期发表文章以后，成为《科学》杂志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1915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留在哈佛继续深造竺可桢也是中国科学社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由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及其刊物《科学》杂志，使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有了相对固定的阵地和代表人物，并最终促使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多篇论文。

1917年，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获伊麦荪奖学金。

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即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激情，于秋季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

回国研究

竺可桢回国后，不受官职厚禄，先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他自编讲义，内容新颖、丰富，体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地理和气象学说，还在课外带领学生参观实习，深得同学爱戴。他的教学成绩与负责精神，也深为校方重视。

1920年秋，竺可桢改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气象学、地理学等。这年冬天，在南京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东南大学，1921年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在此期间，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并当选为中国科学社讲演委员会主任（1923年）、中国气象学会首届理事（1924年）、副会长（1925年）等职。后因东南大学领导闹派系，竺可桢自1925－1926年曾转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南开大学教授各一年。

工作中的竺可桢

工作中的竺可桢(3张)

1927年，重返东南大学任地学系主任。期间曾受中国科学社派遣，至东京出席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

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之聘，在南京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辞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职务，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出版了所著的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自此至1936年4月，全力创建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业务，推动全国气象台站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带头开拓气象研究，8年中发表论著约50篇。

1929年起，屡次被选任为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1933年，参加第五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代表团做首席代表。

1934年，与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5年，派人设立拉萨测候所，被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敌焰迫近杭州时率校西迁江西泰和。西迁中，电告教育部并建议将存浙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获同意，由浙江大学协助运存贵阳。

1938年，敌骑入赣，率校再迁广西宜山，倡立“求是”校训。

1939年冬，敌骑犯桂，12月率校迁黔北。

1940年初定居遵义、湄潭，直至1946年夏复员返杭。正当竺可桢忙于勘察第三次迁校新址时，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竺可桢在这突来的打击下，以极大坚毅忍住精神创痛，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至此6年中，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

1940年3月15日，竺可桢与陈汲在重庆举行婚礼。

1940年12月14日，陈汲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

1946年，组织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增设医学院。他本人被选为国际气象学会气候学委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

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而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杯葛”。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4月下旬，婉拒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赴沪去台，只身赴沪暂居。7月应邀至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8月先后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订《共同纲领》过程中，提出专列发展自然科学一条的建议，被采纳。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分管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根据国家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竺可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调整、建立研究机构的原则，并组织实施；选聘研究人才，组织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竺可桢一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亲自主持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晚年生活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仅1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主要负责地学、生物学领域的学术组织与领导工作。

1950年，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

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兼任生物学地学部主任。

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要在院内设置一个“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综合性的考察工作，以适应全院日益繁重的综合考察任务。

1956年1月1日，在竺可桢的推动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竺可桢亲自担任了委员会主任。

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

1961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

1962年6月，他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3年，他联合其他科学界代表由他领衔向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开展自然保护工作。

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中科院惟一一个可以不参加中科院党组活动的党员副院长，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他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整个“文革”期间，他既没有受到正面批判斗争，也没有遭到抄家之祸。

1972年前后，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

主要影响

学术成就

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竺可桢曾经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现代气象科学的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他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奠基性研究，对于人们今天认识这一全球重大问题，具有基础的科学意义。

在历史地震学上的贡献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

竺可桢毕生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许多论文。

“可持续发展”思想贡献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先行者，竺可桢始终从科学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他不仅在学理上大力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而且知行合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倾力躬亲，从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看，他的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科学家较早地、独立地关注并研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中国科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前瞻性的早期探索。

教育成就

竺可桢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

在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为纪念竺可桢校长，后人于2000年5月成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政治成就

竺可桢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者之一。

文学成就

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竺可桢一生著作繁多，如果不算其日记的话，他一生的著作是300万字左右。从1966年起，他就差不多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问世了，在八年之中他的文字几乎只有信函。这是其主要文学作品。

轶事典故

交往宗仁

抗日战争开始后，萧一山在西北联大任文学院长，并取得国民参政员头衔。1943年，李宗仁任汉中行营主任时，萧一山正执教西大，经过同乡、青年军二0六师师长方先觉的介绍，认识了李宗仁。李宗仁待人颇为诚恳，没有什么官僚架子，一般地方人士，对李都有好感。李因萧表示鄙视蒋介石，就引为知己。李氏莅临北平伊始，萧一山便将故都的知名教授学者介绍给了这位军政大员，并在中南海建立了“教授双周座谈会”。李宗仁是一位颇具心胸的人物，对学者们无不竭诚接待，揖让相见。如北大胡适之、清华甘介侯等，都是李宗仁的座上常客。随后，李宗仁敦请萧一山任秘书长，萧感戴知遇，欣然拜命。1946年初，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萧一山在北平创办了一份对开大报《经世日报》。由李宗仁担任报社董事长，萧一山任报社社长。1960年，萧一山到美讲学。时李宗仁居美有年，外传李宗仁有回大陆定居之意，美、台方面便对李氏加强监视，一时间李氏住宅亲友却步，门可罗雀。而先生不顾环境险恶与外界阻挠，毅然走访了李宗仁，使李氏大有“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之感。后李终于冲破艰险回到大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和一山是终身的朋友。”足见两人的深厚友谊。唐代诗人王昌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句，似可一状此情了。

特殊学生

萧一山对青年人的提携爱护与激励自不待言，他的学生和学友数不胜数。其中，他与学生黄现璠的关系颇为有趣。黄现璠比萧一山大三岁，由于黄现璠家贫，上学较晚。黄氏于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萧一山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成了黄现璠的老师。黄现璠四年本科期间，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恰好萧一山创办“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聘用黄现璠为老师。黄氏即在该学院干了三年，与萧一山交往日深。其后，萧一山创办《经世半月刊》《经世丛书》时，都有邀请黄现璠投稿。两人虽不在同地，但始终有书信来往直到萧一山去台。他们的关系也可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萧一山被学人誉为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黄现璠有”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和壮史研究第一人等称。两人都在学术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这种少见的师友关系也算传奇。

求是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大学在长期办学历程中所拥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以及逐步形成的传统、风格和特色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维系大学运转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学校的凝聚力的体现。

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竺可桢、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分别对大学精神作过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并在各自的教育实践中孜孜以求，发扬光大。其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当树一帜。他在继承学校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并亲自实践，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大“求是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浙大人。

“公忠坚毅，天下己任”的爱国精神

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国家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因而他对大学培养目标的认识，尤其关注严酷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1936年秋，他在开学典礼上向新生提出了两个简单但意味深长的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要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显然，竺可桢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种人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

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具备“求是”品质的英才除了要爱国以外，还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素质：一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养成“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最需要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人是否拥有科学的头脑。“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二要具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不盲从、不附和。

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要突破常人之所见、所识、所思，不为习俗所惑，不随大势所趋，一切以理智为依归，敢于向传统的权威提出质疑与挑战，就象西方近代的科学先驱者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那样，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三要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竺可桢看来，“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开放精神

浙大校歌开头两句写道“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是竺可桢等老一代浙大人开放精神的一个写照。竺可桢是一位办学思想非常开明的教育家，他既有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又留学美国接受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包容、开放、民主”的办学理念。他坚持民主办学，虽然是一校之长，但却从不独断专行，而是集众家之长，共同管理学校。他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

在竺可桢的领导下，专家学者贯彻教学民主思想，秉持学术自由理念，使得全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引进人才上，竺可桢豁然大公，“决无门户之见”。他“三顾茅庐”恭聘马一孚先生，礼聘前校长邵裴子先生，敦聘原先在不同学校任教、具有不同学术经历的学者来校，进一步反映了他开放的胸襟。

自强不息、永不气馁的奋斗精神

竺可桢不仅倡导“求是精神”，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师生树立了“求是”的典范。在他的宣传、带动和影响下，“求是”成为浙大的精神内核，内化到浙大人的思想、意志及品质之中。抗战西迁期间，浙大集聚了一大批年仅三、四十岁但学问精湛的中青年教授，如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贝时璋、谈家桢、蔡邦华、梅光迪、张其昀等，他们“不惮生活之困苦”，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创造性的思维，熏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

如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一家四口居泥墙草屋，晚间一盏油灯，几根灯草”，生活异常艰辛，但教学和研究不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4年入学浙大的李政道先生后来回忆道：“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在“求是精神”的激励下，竺可桢长校十三年间，浙大共培养三千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不同的领域开拓创新，成为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栋梁之材。

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被一代代浙大人奉为圭臬，传承弘扬。浙江大学师生们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创造型人才为根本，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求是精神”永远激励着浙大人奋勇前进，不断开创新的辉煌。

人际关系

竺可桢的第一人妻子张侠魂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关于他们的婚姻，《吴宓自编年谱》中提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

竺可桢功成名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后来，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与张家的支持也有一定的关系。张侠魂出身望族，毕业于上海女校，湖南人，性格活泼开朗，文章书法都很有功底。婚后，张侠魂随竺可桢来到武汉。从此，竺可桢结束了在食堂、饭馆吃饭的单身生活。

1938年暑假，由于日寇入侵，浙江大学西迁，竺可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迁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竺可桢接到夫人张侠魂患了痢疾的电报，随后，竺可桢返回泰和，在浙大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大女儿竺梅，竺梅说妈妈的病好些了；当竺可桢听到“衡（幼子）没了”，眼泪簌簌流下。

他回家后看到张侠魂因患痢疾病卧在床，已经病危了。竺可桢强忍悲痛，抚慰夫人。张侠魂和竺衡得的是痢疾，由于战争，医疗条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张侠魂不幸逝世。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丧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竺可桢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其中有依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每年的8月3日，竺可桢总要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

张侠魂去世后，多位亲友见竺校长公务繁忙，子女年幼，劝他早日续弦。其中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太太陈淑想把她的堂妹陈汲介绍给竺校长。陈汲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的形象和气质，在新月派文人的笔下有记录，胡适对陈汲的印象深刻。

1939年9月18日，竺可桢与陈汲登上峨眉山金顶，热烈相拥，喜定终身。下山后，于9月21日晚在嘉定饭店请订婚宴。一年之余的相恋终于水到渠成，1940年3月15日，举行婚礼。陈汲生性贤惠，品貌端庄，只因陈源、陈洪两个哥哥长年在外，她要照顾双亲二老，才迟迟于36岁时成婚。

1940年12月14日，他们有了爱情之果，生一女孩，小名毛毛，大名竺松。此后几十年，陈汲辅佐竺可桢，关爱学生，抚育子女，直至走完生命的旅程。

历史评价

社会评价

中国科学院评价：纵观竺可桢精彩的科学人生，人们由衷地敬佩他崇高的科学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哈佛念书时，竺可桢就确立以研究中国科学史为己任；回国后虽忙于教书、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和主持浙江大学，但他的科学史研究引领着中国，影响了世界；建国后，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组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使国家的科学史研究事业走上了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正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才有今天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

名人评价

李约瑟称赞竺可桢“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蔼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李约瑟曾亲赴浙大参观，盛誉其为“东方剑桥”。

胡焕庸先生1996年在《中国古宇宙论》序言中说：“大家知道，吾师竺可桢先生历来重视科学史的研究。正是在竺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的科学史研究，四十年来得到蓬勃发展。”

路甬祥：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在台风、季风、中国区域气候、农业气候、物候学、气候变迁、自然区划等领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家，他执着的“求是”精神、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办学成就，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者之一，领导和指导了中国自然区划综合考察、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地学规划制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工作，为新中国科技大厦的奠基立业、为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陆大道：“竺可桢在地理学学科发展方向、地理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若干重大任务决策等方面，在长时期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50年代）都发挥了主要作用，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处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第一人的位置。”

后世纪念

故居

南京颐和路西侧的珞珈路48号大院内，一座灰色的砖木结构2层小楼里住了不少市民，这与其它公馆常年大门紧闭有所不同。这座小楼最早的主人，正是被誉为中国“气象学之父”的竺可桢。竺可桢20世纪3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建起了这座别墅。1936年，竺可桢调往杭州，离开南京故居。1962年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认为私人住房应该归国家所有，便将这座房子交给了南京市政府。2012年，竺可桢旧居列入南京市第四批文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