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石鼓文

石刻文字
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法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1]
    中文名:石鼓文 外文名: 别名: 特点: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 得名原因: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字体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

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有秦朝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石鼓文刻于花岗岩石上,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石鼓文的书风以工整严谨着称。笔划之间的间距十分停匀,线条粗细也一律相等。字形构架还有不少大篆的方法,因此体势以平稳安详胜;当然,正国为它是出自秦人之手,因此它也已含有后来秦代小篆的那种工稳平均的审美趋向。在看来,这种趋向是表明了当时人崇尚正规、严谨、细致的“时代”倾向。应该说: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至后于后来吴昌硕写《石鼓文》写出强烈的动势,这是吴昌硕出以已意的主动追加,并非是《石鼓文》的本来面貌。但也正因为此,在学《石鼓文》似乎已有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忠实于原作的一丝不苟;别一种是象吴昌硕那样的掺以已意另出新招。

文物流传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原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

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

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时代考证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当代学者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王美盛《石鼓文解读》认为石鼓文作于公元前525年,为东周王作。主要根据是鼓文中有“吾获允异”句,与《左传》记载吻合。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肯定此说。

文字特征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历史

石鼓文为先秦刻石文字。中国遗存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

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

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

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着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外形特点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拓本流传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根据唐代诗人韦应物题赞石鼓文的诗句“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和韩愈的“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拓本的质量很高,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唐拓本已经不太容易找到,而且原石阅世已久,残缺过半,造成了後世的拓本字数不一。如欧阳文忠公见四百六十七字本,赵夔见四百一十七字本,胡世将见四百七十四字本,孙巨源见四百九十七字本,吾丘衍见四百三十字本,此後世的拓本基本多为三百字本。

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本在道光年间,锡山安国後人分产时,与家中折售的藏书阁——天香阁的房梁上面发现了一共石鼓文拓本十册,其中就有被明代藏书家兼印刻家安国“桂坡老人”称为”神物获得,垂诸百世“的三大拓本,其中《先锋》本最古老,《後劲》是北宋大观建贡本,时间晚於《先锋》,而《中权》是北宋政和二年赐本,时代最晚。

抗战前,此三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财阀三井银行老板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由清代乾隆年间张燕昌摹刻後,才被人熟知。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原拓本毁於兵灾,失传,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考证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

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军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文的书风是两周书法剧迹中最富于规范性的。对而言,它的存在意味着一连串可发展的思考题:《石鼓文》的成立年代,究竟是春秋、战略抑或是秦一统之后?学者们仍有争议。但大抵是指它为战略秦国时物的意见占上风。

拓本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着《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歌》——韩愈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

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

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

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树骆驼。

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

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

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

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

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岂无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

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

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

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

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

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

石鼓文的传承

石鼓文对后世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少杰出的书画家如: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朱宣咸、熊国英、曹宇、王福庵等都长期研究石鼓文艺术,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艺术的重要养分,进而融入进自己的绘画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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