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安

卢克安

中国乡村教师
卢安克(EckartLoewe),德国汉堡人,1968年出生。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68年出生的德国人卢安克,22岁来华旅游时爱上中国,而后到中国留学。从1999年起,他只身一人,深入中国偏僻的山村,从事乡村教育研究活动,并义务教育无钱上学的孩子们讲普通话、学文化。[1]
    中文名:卢克安 民族: 出生地:德国汉堡 毕业院校: 学位/学历: 职业: 专业方向: 职务: 学术代表作: 主要成就: 外文名:EckartLoewe

基本内容

2006年, 卢安克为能留在 中国农村,继续他所热爱的义务教育,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却被拒绝。

被拒绝的理由是: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合乎入籍条件。 2006年8月,卢安克无奈离开,回到 德国。

卢安克离开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渐渐知道,在中国教育已成为一种贵重消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德国年轻人,他为了理想和热爱,抛离故土远离家园,7年来不计报酬得失,悄悄而快乐的,全身心投入在中国偏远农村的义务支教中。

1990年夏天的那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这个德国青年的人生——从此中国 广西的这片乡村成了卢安克实现理想的热土。1992年夏,他来中国 东南大学留学,1993年2月转学到广西农业大学。

卢安克从1999年开始,在中国农村义务教书。他不能接受学校发的工资,只接受免费食宿,因为他要做的是义务教育。

卢安克在德国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支教之后,父母理解他了,还资助他现在的工作。卢安克将父亲从德国省下退休金的钱,大部分用在复印资料、捐款、学生的医疗费上,自己每个月的花销不超过100元。

他奔走各地,坐最便宜的车及农用拖拉机,没电他就点柴油灯上课。在广西最偏僻的 东兰县坡拉乡广拉村,他住在一个学生家里,签了两年的租房合同,每月租金10元。

卢安克不是没有办法挣钱。以他的知名度,到处都有学校想跟他“合作”,或请他去讲课。可卢安克知道,一些学校在乎的不是他的教育方法,而是想借他做广告。

他们看重的是赚钱,卢安克说:“一个人其实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所谓名气去挣钱,今后人们就不会相信他了。”

卢安克在 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与孩子的天性合作》,花费了数年的心血,可是他对出版社的要求是:稿费多少不计较,但希望把书价定低一点,让更多读者能买得起。

出版社后来给的4000元稿费,他直接让出版社捐给 成都一所学校了。在德国,有不少人钦佩卢安克,便捐钱给他,他很快把钱转捐给了 香港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当部分地方媒体报道他的事迹时,卢安克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报道东兰县350个每月只领150元工资的代课老师呢?”

乡村教室

卢安克发现了中国家长在教育观念上的普遍问题,比如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压抑孩子的天性和兴趣;

又比如过于注重应试,忽视了素质的培养。他想告诉天下的家长: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他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父母,应当让孩子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卢安克反对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他的教育方法无法满足升学率的要求,为此,他选择了走向更偏僻的山村,培养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

卢安克的学生,基本是因经济条件差、没上过学的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

他们只会方言,连普通话也不会说,卢安克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再由他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

上普通话课

卢安克富有耐心,日复一日地和孩子们、村民们相互适应着,爱干农活儿的他,非常乐意帮村里人犁田、割禾、打谷子,什么都干。

他教村民改造居住环境,人畜居所分开。他设计的新型脱粒机,村民们现在还在使用。

他和学生一起设计桥,他们画了第一张全村地图,商量改造村里的环境。他们通过实验来论证怎么修路才能满足人和牲畜的需要,以及在哪里种树以遮挡太阳。

来中国看望弟弟的孪生哥哥卢安思,知道孩子们的方案后大为感动,拿出2,800元人民币资助这个计划。村里人也立刻开会,决定家家户户都参加修路。

和孩子们一起设计小路

卢安克的学生,成了小路的 设计师,他们计算修路需要多少水泥、多少沙子等。

在他们共同的努力下,村里终于有了一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水泥小路。后来,卢安克又以同样的方式,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边的小河上修建了一个游泳池。

修建孩子们设计的小路

在中国,卢安克曾因未办“就业证”而教书,被 公安罚款3000元﹔他的房东偷走他的钱﹔他教孩子的方式被斥为“不入流”﹔

甚至有人怀疑他是“负有特别使命的间谍”,为此,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民族。但卢安克不为所动,他深爱这片热土,他用实际行动,终于赢得了尊敬和热爱。

2006年,卢安克为能留在中国继续从事义务教育,申请加入中国籍。但是,他被拒绝了,理由是:按中国法律,只有在国家一级机构工作4年以上,或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外国人,才合乎入籍条件。对此,官方表示“爱莫能助”。

2006年8月,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只好返回德国。

卢安克的曾经:和孩子们一起

卢安克回国后,很多人开始了解他的事迹,在个人网站上,卢安克对网友的问题,进行了低调的答复(摘录)

1.关于加入中国国籍

关于加入国籍的事情,我不想讨论太多,不想伤害我喜爱的中国人民。我只说:因为不想代表德国人的价值观,也不想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就脱离了我的代表身份。

(编者注:卢安克之前进入中国,受“华德福教育基金”协助,“华德福”是一种著名的教育模式,起源于德国,最大的特点是培养学生的 社会适应能力。华德福教育培养的学生,学校成绩不一定很好,但进入社会后,无论身处何地,都极容易适应环境)

没有了代表身份,我就需要找新的工作在中国的方式,而困难仅仅是:写法律的人没有想到,外国人会到中国农村的一个小学做事。

但大家都在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政府,公安局等部门都在帮我找办法。我被大家感动。但关于哄传这件事情,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法律是不能不要的,如果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事情去对付法律,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2.关于教育模式

我不知道怎么介绍我的教育研究,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也不可能说得清楚。因为我不想进口西方的不属于中国的文化,因为只想通过自己去做重新研究属于中国的教育,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能推广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不代表那个西方协会,而只翻译人类共同的非文化的研究资料,或者重新创造文化。

3.关于普通话教学而非德语教学

我的学生用普通话已经够困难,因为他们的母语是壮话。如果他们能与汉族的中国人交流,那已经是不一定能达到的。另外,我对外文教学没有了兴趣。

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有科考制度,所以现代学生追求“高分”热衷“考证”,您会不会觉得在中国推行华德福教育比较难,或者说比你的国家地区难?

首先,我并不想推行某种教育体系。我虽然从它背后的人类研究获得了很多,但并不想提任何一个名称,也满足不了任何体系的要求。另外,我在乡村的学生并不追求高分,相反,很多学生还没有初中毕业就退学。

原因不是交不起学费(那边的学费和宿舍费已经取消了),而更是学生适应不了只为了成绩的教学模式。所以可以说,我做的是农村学生更容易接受的。

很遗憾,你不能在中国继续你的工作,为什么呢,我不太理解,难道你在中国的居留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吗。那现在中国的工作还有没有在继续呢?

我在中国的工作停下来了,我也离开了中国。这是因为,写法律的人虽然考虑到了外国人会在城市的重点单位工作,但没有考虑到外国人也会在乡村普通的小学工作。

因为我在农村的教育研究工作就没有了法律上的根据,所以我只好停止。因为我又顶不了城市里的竞争,总是想让给别人,我也做不了大城市的工作,只好离开中国。

你是想依照你的思想来注入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从而启发中国的教育改革,还是觉得应分析中国教育历史、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原因?

分析中国教育历史、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原因对我来说是太难的。我是想以我翻译的研究人类成长的书和我开展的活动给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启发。但我没有一种具体的教育理念。

以孩子为思考主体,看一下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同样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找到中西方教育的共通之处,殊途同归。

我想在出生时还不存在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只存在个人天赋的区别。但西方和东方在思维上形成的区别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丰富。另外我想可以说“不同小孩需要走不同的路”,但不能说“殊途同归”。

我觉得,你说的“理想的效果”不能是针对目的的,它要包容各种各样让我们学习的困难和给我们生活带来丰富的“不正常的地方”。我“不正常的地方”也特别多。

我想当你的学生中去,可以荣升为你的助手,慢慢地了解你。

我不受承认当学生,不需要助手,也不希望变成一个被研究的目标。

我很希望与别人合作,共同学习和做事。但大家都要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

我最怕那种依赖或崇拜我的人。如果你能自己找和安排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互相帮助和共同研究,那是我所希望的。但如果你希望我来安排你,那是我没有能力又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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