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是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追问的问题。而这本书无疑是回答“中国社会是何以可能的”一本经典。不在于答案的可信与否，关键是给人诸多启发。整本著作中，论点最精当、论据最充分、论述最严密的首推吴晗的《论绅权》，从魏晋门阀制度到北宋考试制度，再到元朝之后的军法治臣，吴晗一步一步将绅权与皇权从共存、共治到降而为奴役的过程剥丝抽茧揭露无遗。对历史材料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但是，几篇文章读下来，字里行间也隐隐透出吴晗对自由知识分子的仇视和轻蔑，说古代那些热衷于维护自身财产和特权的士大夫，用今天的名词来讲，就叫做自由主义者。
作品目录
作品鉴赏
第一，费孝通与吴晗的观点差异并不明显。费老的观点郑也夫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归纳，那就是皇权的独享性、知识分子以及政统和道统。费老的观点虽然引申至先秦、秦汉，并精彩地解读了《论语》中的师儒道统思想，但其所描述的现象与士绅、皇权的关系仍然是明清时代的。其中，费老剖析的政治权利独享性、绅权的非近代性以及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均直指明清时代的国家-社会特征。反观前十几年争论激烈的“市民理论”、“公共领域”等话题，费老的论述更加直接而实质。最近几年香港、台湾学者有重新重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义的倾向，更是令我感觉费老主编的这部论文集的重要性。
吴晗在书中的几篇论文论证详细，论述逻辑缜密，是一等一的论文，毋庸置疑。但是，吴晗的观点在本质上并不与费老相左。吴晗的论述时间尺度是两千年的，从贵族到士绅的转变，从豪门到草根的变化，从坐而论道到跪伏在地的退化，尽管正确无疑，但皇权依然并不随之逐渐强大。不论豪门、贵族还是进士、举人，只是皇权周围附属物的变化而已，并非皇权本身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吴晗与费老的相同点远大于差异。
第二，士绅之所以是士绅的原因——知识。费老在士绅论述中强调道统的延续性与力量。其实，道统中所内涵对“礼”的规范与知识是其存在的核心。把握这个主干是区分士绅与非士绅的关键。具备知识的人在传统时代（主要是宋代以降）是持有“礼”的化身，是乡间中具备话语权的代表，也是享有经济、政治权利的群体。他们的行为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讨论，因为他们本身就具备着多面的角色与多元的分层。
他们是上层政权与村之间的连接环节，他们在其中作恶与施善均是正常且并不矛盾的表现。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士绅在明清两朝没有变化，明清易代对于士绅层的规训需要注意。同时，明代王府庄田在清代的覆灭也是理解华北社会变化的关键。总之，士绅之所以是士绅，在于知识的独享性与政治上的特权性。那么，士绅所拥有的知识进入近代之后的变化，带给中国什么呢？
第三，士绅的继替与中国后士绅时代的近代化之路。史靖的《绅权的继替》十分精彩，他看到了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全方位差异。也由此解读了绅权的衰落原因。但1948年，他们不会想到，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40余年，近代教育的出现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弊端。真正的弊端在于“皇权”的借尸还魂，在这种弊端不除的基础上，所有的教育均无效。近代教育也会由此而变质，成为新“皇权”的附庸。
可能，乡村再无士绅，但城市中官员的子弟依然会是官员，城市中的流浪者依然是流浪者。拥有知识与否已经变得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要素，知识的光环退去时，权利与物质的无限扩张已经将社会带入无限的深渊之中。拥有知识的人不再显赫，无知的人登上高位。高位之人不再有传统时代的施善与教化责任。传统时代是有问题的，但是现代社会呢？原有的问题是否真的被修正，新的问题是否又出现了呢？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