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价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日，其往赳玉明、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着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背景始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斯坦因到莫高窟，当然是直奔藏经洞中的宝贝而来。藏经洞对斯坦因的吸引力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当斯坦因短暂地接触王园箓以后，认为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用金钱收买的人。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
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真实人物
王道士，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
相关争议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该还王道士的公道
知道敦煌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初莫高窟那场浩劫，知道那场浩劫的人都知道斯坦因和王道士。因为前者是进行大规模盗宝的第一人，后者则是贯穿这场国际性大劫掠的主角。
王道士作古已久，对他的骂声却从未间断过，人们大多将他视作贪财、愚昧、卖国之徒，甚至斥之“遗臭万年”。王道士生前一直担心会遭世人唾骂，如今还是应验了。
对王道士不公的是：怨恨他，责骂他的人们未必尽知他曾对藏经和莫高窟作过的努力，未必尽知斯坦因和他的助手蒋师爷（蒋孝琬）是怎样用尽学者的智慧与王道士周旋，也未必会联想到动荡的清政府已无暇顾及前人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大约在1898年，王道士只身从陕西来到荒废已久的莫高窟，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业已倾颓的庙宇（即藏经洞）的修复工作中，力图使它恢复昔日的辉煌。当时坍塌的物什堵塞了通向洞窟的通道，洞窟也被流沙复盖了相当一部分，清除流沙和修缮庙宇是艰辛的工作，王道士和两个助手干了两年才把流沙清除干净，而庙宇修缮的费用则全靠王道士四处化缘募集。他曾向蒋师爷展示过募捐的账本，一笔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都用于修缮庙宇，个人从未得到里面的一分一银。尽管王道士修复的壁画、塑像粗糙而拙劣，然而就他所作的努力而言，他至少是仔细而虔诚的，并非贪财之徒。
诚然，王道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他仅仅知道经卷是极珍贵的东西，却无从取舍它们各自价值的大小，更谈不上阅读和加以整理分类。但王道士又是个极执着于信仰的人，尤其崇拜玄奘。这两点都被同是玄奘崇拜者的斯坦因很好地利用了。斯坦因在交谈中多次以玄奘来吸引王道士，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是如何沿着玄奘的足迹去翻山越岭地追寻当年的圣迹，加上蒋师爷不失时机的补充，起初警觉而固执的王道士逐渐放松了对斯坦因的戒备，终于取出了小部分经卷供斯坦因翻阅。
斯坦因最终的目的是将经卷运至英国，在翻阅了一定数量的藏经后，他再次与王道士进行了长谈。他声称这些经卷可能与玄奘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他来取这批藏经和其他圣物，而这些藏品又是由另一个玄奘的崇拜者王道士保存着。蒋师爷则劝王道士说，玄奘让他发现这批藏经的目的正是将它们运至佛教古老的故乡（指印度）进行研究，而非继续封存于此。再加上斯坦因前后多次提供在当时数量相对可观的捐赠作修缮庙宇之用，王道士终于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尽管斯坦因等人在我们眼里是疯狂的掠夺者，但与当时腐败蛮横的清政府相比，王道士自然对他们生出几分好感，也最终促成了伯希和、鄂登堡、华尔纳等人的满载而归。
王道士有罪，但不至于“千古”，至少他对藏经始终怀有虔诚之心，相比之下清末的那些腐败官吏更令人着恼。藏经洞刚发现时，王道士曾向兰州府衙送去一批佛经，但官府毫无兴趣，既没有对经卷的安置作出任何安排，也没有褒奖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劳，只是令他就地保管。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展出了从莫高窟掠夺的部分经卷，此举引起了朝中饱学之士的注意，清政府方下令藏经全部运抵北京，但此时经卷已经所剩无几了。
在运输过程中，由于保护工作的疏忽和各级官员的层层扣押，大量藏经失散各地，它们的去向也只有天晓得了。更荒诞的是，不少官吏在扣押经卷后为了交账，竟将经卷一割为二甚至撕作十几段以充数，这种损失比斯坦因等人的掠夺更让人痛惜，因为前者毕竟善待了藏经，而这些贪官污吏的野蛮之举却第一次亵渎了藏经的尊严。
在斯坦因眼里，王道士是个“虔诚、无知又很执着的复杂的人”。乱世成就英雄也制造罪人，也许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莫高窟的浩劫：没落的清王朝造就了一片文化沙漠；信仰的衰落导致了莫高窟的荒芜；王道士的无知加速了斯坦因等人的成功。
敦煌藏经洞
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
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出家当了道士后又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在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狐身一人，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为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当时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呆在了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后，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
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见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成了敦煌的名人。由于没有忘记自己的道士身份，于是在他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供起了道家三尊像。
对王道士来讲，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