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通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学问大有长进。
隋文帝仁寿三年（公元603年）考中秀才后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赞赏，但下议公卿时却被冷落排挤县通化，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
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
主要影响
改进教法
在教法上的改进，主要从《中说》的具体教学记载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中体现大致相同。首先，王通认为，教学和研究必须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可以不断充实和改善教材的内容。否则，不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面，只限于一孔之见、一家之言，不变通而只钻牛角尖，就会在治学和教人时处处碰壁。正所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为了适应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学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学派的思想。他虽然批评道教，但又肯定道家的“至德之世”及自足无为之治：“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盖上无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鉴的内容来丰富和充实儒学，调节思想界长期以儒学为一统的单调乏味的情况。
因材施教
在教学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与兼收并蓄。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他的讲说和论证就会有所变化。比如在论述天的问题时，他曾与薛收谈天与圣人的关系，认为天的功能在于造物；在与杜如晦、董常、贾琼论天时，则把天解释为自然；在宇文化及问到天道人事时，他又说“顺阴阳仁义”；并在其他场合把天解释为“气”、“鬼”等等。如此说来，是不是王通言无定论，论无定据，非也。王通以上述诸物作比，都是为了说明天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应该顺应他，如果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说明或限制它，在当时的认识发展水平上还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王通根据自己对学生和问学者的了解。因人而异地加以解释，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学习和请教，他曾说过“吾将退而求诸野矣”。把求学的重点放在在野的学者、隐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从他们的各家之言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教学。通过这种兼收并蓄，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学生和朋友所提问题的挑战，在论道教学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修养方法
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他首先说明了“人心”与“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滥和“道心”扩充的问题。在他看来，人的道心即是人类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义、理、智、信”五常。如薛收“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在此基础上，王通根据《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提出了“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以性制情”。王通曾慨叹道，在世人中人心掩盖道心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鲜矣”。为此，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通极力提倡“穷理尽性”的理论。他曾说：“周公之道，约而当，和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性乎！”并对董常也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其后学姚义也曾转述王通对穷理尽性的看法，他说：“尝闻诸夫子矣。《春秋》以物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面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其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蒙养之具耶。……知命则审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易》，则完神；可以圣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已，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他把“知命”→“穷理”→“尽性”看作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以《易》这一古代哲学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认为通过学《易》可以掌握穷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时”，爻则“效天下之动”，卦爻结合，即“动以乘时”，产生六种吉凶，概括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某些规律。因此，不学《易》不可知命，“无以通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并不轻易与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学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当作某个学派，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或某个圣贤思想高度凝炼的结果。如果在读《易》知命的基础上真正作到“穷理”、“尽性”，则可以做到符合时代的要求。
修身要求
王通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这些主张是颇有特点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学讨论的传统问题上加以强调与发展的。如主张“正心”、“诚”、“闻过”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庄佛释的某些思想，主张“无辨”、“无争”、“寡言”、“静”、“诫”，使传统的儒学道德修养的理论更加丰富。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主张，并非只针对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对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终强调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养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说：“古之明王谁能无过？从谏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尽忠补过。君失于上则臣补于下；臣谏于下，则君从于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际许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能抗颜直谏，多是受王通这一思想的影响。虽然，不少史家考证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没有师生关系，但在交友、谈论与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响。
轶事典故
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共为10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记有：“文中子曰：吾视迁、固而下，述作何其纷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必须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然后，王通处于儒佛道三教争衡碰撞的思想动荡时期，传统儒学教育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现陈旧和僵化的现象。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在《中说·问易篇》中就记载了王通的这一思想：“（一日王通）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顾了儒佛道兴衰和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之后，认为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朝着“使民不倦”的目标努力，共为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并没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可被利用的共同点，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当然王通的立足点还是在振兴儒学上，认为佛道的某些内容应该适应儒学的传统。
最后，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王绩《游北山赋》自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至于他为什么著《续六经》，在《中说》里他自己说：“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非常明确地说明地是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主要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阐发的。
所论虽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思想内容上确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比如作《续诗》，王通认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与传统儒学的主旨一致的，他说：“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他在吸收前人《时变论》思想的基础上，看到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学作品已不像《诗经》那么古朴纯美，已经变成王道不明，风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而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