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简介
60年代初,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男生小四是个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父亲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母亲在小学代课。小四与家世不幸的小明十分投缘,暗生情愫。"小公园帮"的老大哈尼也倾心于她,小明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数学考试,因滑头抄袭,小四被记大过。哈尼回台北,要小四好好照看小明。哈尼被“217”眷村帮老大山东害死,小四参与了围剿“小公园帮”替哈尼复仇的行动,山东被杀。小四父亲涉嫌政治被带走写交待材料并被解聘。小四冲撞学校被勒令退学,转学日间部。小明母亲到马司令家帮佣,小明又移情于小马。小四陷入友情和爱情的矛盾,与小马吵翻,在牯岭街旧书市遇见小明,再次表明心迹,小明断然拒绝,小四接连向小明捅了七刀,小明当场死去。小四被拘捕。朋友小猫王录了他唱的英文歌《阳光灿烂的夏日》送给小四,被警员随手丢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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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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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记录
幕后制作
青春残酷物语
自“台湾新电影”始,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可说是用影像注解了台湾,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如此,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亦然。前者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敦厚舒缓地刻画出台湾人历史宿命的悲哀;而后者则是借由一件社会案件,精确冷静地呈现出苍白压抑的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人人得以回到从前,并且深刻地咀嚼“光阴”和“记忆”的味道,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失败成长的祭礼,正是献给难以忘怀的残酷青春。
早岁孤寂感影响其电影观念
杨德昌生于1947年的上海,一岁多随父母到台。杨德昌经常提到他父母亲这一代外省人皆因战乱而离开家乡,毫无祖产,杨德昌认为他们“都有非常独立的性格”。
杨德昌认为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实不单只历经战乱,性格独立,更重要的是这些来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没有亲戚,完全没有中国人最严密的组织,所以跟社会的关系一直很独立,没有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结构,当然也没有那种束缚;所以我现在和别人交往,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很简单的关系;譬如应对,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很熟练地和长辈应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杨德昌的电影对于现代社会的疏离经验,或许与其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有较大关系。
电影经验源自漫画经验
杨德昌最初的电影经验和灵感应该源自漫画经验。他曾表示“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是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存在的信心。”这段话印证于《指望》或《牯岭街》的少年们,落寞与不被了解的私隐世界,夹杂着对某些嗜好的钟情、入迷,有着同样的单纯梦想存在。他表示自己在后来创作漫画时,“觉得对故事感动的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会以比较悲剧的角度去做,生活上碰到一些比较想不通的事情,会倾向于感伤,都是些较不公开的感情。”
用电影凭吊青春
杨德昌坚信“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数量,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
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概括“耿耿于怀”,多年后当他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时表示:“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在杨德昌看来196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奇异”的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传资料),所以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为集体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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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评价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这个角度看,目的在“溯旧”而非“怀旧”,杨德昌仍然是一位相当知性化的创作者,他企图从旧日经验中,寻取一个属于九O年代的历史批评观点,事实上,在整部电影中的风格导向上仍然保持相当适度的距离和客观性。杨德昌总然处理如此切身的素材,如此虔敬的六O年代,也保持其一贯拒绝滥情怀旧的态度,无疑是台湾新电影中独一无二的知性社会观察家。(搜狐娱乐评)
由大的结构而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记述了一个错乱的历史时空。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随国民党偏安的心情来到东方的小岛。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使一九六O年代的台湾成为一个奇异的时空。然而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材),杨德昌藉当时轰动一时的少年杀人事件,尝试勾绘出那个时代的轮廓,那样的物质匮乏,那样的精神压抑,那样迷惘绝望的社会基调。他以完整的幅度,在台湾电影中难得一见地留下六O年代的线索,并“献给父亲及他那一辈,他们吃了许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搜狐娱乐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