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宝子

爨宝子

历史人物
爨宝子(380—403)字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生于公元380年,卒于公元403年,年仅23岁。他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1]当时,正是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我的导师徐利明先生在谈到临摹和创作之法时强调:应从精神入手去把握形式特征,从内理着眼去分析点画用笔,若是碑,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化刀法为笔法,只有这样才能形神俱得,把碑写活写雅。
    本名:爨宝子 别名: 字:宝子 号: 所处时代: 民族族群: 出生地: 主要作品: 主要成就: 籍贯: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 性别:男

简介

爨宝子任建宁太守之时,中原大地战事频仍。爨宝子审时度势,采取了对外宾服于中原王朝,对内实行平等相待、团结和睦之策,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他死后,僚属和百姓悲痛万分,特意为他刻石立碑,以求流芳百世。

书法碑文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碑高5尺4寸,宽1尺8寸。碑额书“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正文13行,满行30字,共336字,字径约1寸;下列题名13行,行4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楷、隶之间。正文末行“立”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1852年)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跋云:“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邓说不虚,“大亨四年”实为义熙元年。旧拓本无邓跋。

《爨宝子碑》的出土地云南,在东晋属“南中”之地,所居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是当年的僻邑荒郡。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且为大姓。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事蜀后,官至领军。其后相继有爨肃仕于曹魏,爨云仕于北魏,宝子则仕东晋,且官至“建宁太守”,可见,爨氏虽为蛮族,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蜀汉之际始,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而且,宝子所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是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内地频繁的交往,中土的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因此,俨然汉制的《爨宝子碑》出现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思,颇生诧异,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却在情理之中。

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主要是隶书向楷书和行书转换。这里只谈隶楷之变。在“变”的强风吹刮下,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着特点。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具体到作品中,楷隶之间的比重有异而己。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楷书或者隶书,《爨宝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此碑为隶书,以后的着述皆沿用此说。其实,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爨宝子碑》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亦楷亦隶,楷隶参半的面貌呢?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说,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文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从时间上看,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春秋战国时,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的演变同样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的造成的。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簿籍之类,因求简便,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用笔往往草化,并使用俗笔,从而解散旧体,产生新法。开始是少数人,后来使用的人渐多,并加以规范定型,便成新体。魏晋时,经钟繇到二王,楷书已经成熟,即新体已成,并广泛地运用于官府文书和日常生活之中,流风波及南中。虽难见实物资料,但可以推断,《爨宝子碑》前后,南中的手写体墨书当与中原、江南相仿佛,即与魏晋写经、敦煌写经以及钟王一脉书迹相似而后可。即使由于南中地处边陲,通讯远阻,其新体楷书不如中土成熟,但也不至于相差太远。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中,楷书(即使尚存隶意)已是社会各层在日用生活中的通用字体。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能作楷书是毫无疑问的。

刻铸铭文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实用,或是门生故吏为其府主立碑或是子孙后嗣为其祖辈伐石,既欲昭示于众,又望传之久远。因此,为表其敬意,示其庄重,多采用古体字。这是中华民族由长期积淀而成的崇古意识在汉字书法上的反映。故尽管当时楷书新体书风炽烈,此碑却仍沿续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隶书作为正规书体。刻铸铭文在字体选择上的保守性,便约束了它向新体转换的速度,而总要比手写体墨书慢一拍。而且《爨宝子碑》前后,旧体隶书既已不再是公私往来文书的通用字体,习者日少,隶法渐趋衰微,故《爨宝子碑》的作者不善隶书,亦不言自明。

因此,《爨宝子碑》的作者以楷书新体之法强为旧体隶书之体,只能状其仿佛,其结果便是不伦不类,非楷非隶,处于一种“两不像”的尴尬境地,字体也就显得很不自然了。当今不谙隶法的学书者开始写隶书时,也往往以楷入隶,字形与此相类。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在“两不像”的尴尬中蕴含着深沉的艺术魅力,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而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不伦不类,除了以楷、隶拼合而成的字形外,别无他物。这种在审美上悬隔千里的差别,是由于历史、哲学、民族、心理造成的,抑或是其它?个中原委,发人深思。

相关词条

相关搜索

其它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