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沿革
周为雍州之地，春秋以前为西戎占据，秦为月氏驻牧地，西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占领河西。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击败匈奴，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4郡。境内置武威郡隶属凉州刺史部，领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擐、媪围、苍松、宣威共10县，以姑臧（今凉州区）为治所。东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六月，武威郡隶属于雍州，领14县，为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擐、媪围、宣威、仓松、鹯阴、祖厉、显美、左骑千人官。
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十月，重置凉州，辖武威等7郡，州治武威郡姑臧县，武威郡领姑臧、宣威、武威、揟次、仓松、显美、骊靬、祖厉、休屠、鸾鸟、扑擐、张掖、鹯阴、媪围共14县。
西晋初，隶属凉州，辖姑臧、宣威、揟次、昌松、显美、骊靬、番和7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五月，张寔建立前凉，建元永安，设置凉州、河州、沙州、定州、商州和秦州共6州。武威郡属凉州，领姑臧、祖厉、宣威、揟次、仓松、显美、骊靬、鹯阴、番禾9县。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吕光改元太安，定都姑臧，史称后凉。后凉辖武威等26郡，武威郡领姑臧、祖厉、宣威、揟次、显美、骊靬和鹯阴7县。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正月，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元太初，建都西平（今青海西宁），是为南凉。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年）十一月，秃发傉檀称凉王，都城移至姑臧，置武威郡等14郡及邯川护军。武威郡隶属凉州，领姑臧、祖厉、宣威、揟次、显美、骊靬和鹯阴共7县。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五月，段业创建北凉，置有凉、秦、沙3州。武威郡隶属秦州，仍领姑臧、祖厉、宣威、揟次、显美、骊靬、鹯阴7县。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李暠建国西凉，以汉人一万户侨置会稽、广夏2郡，余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3郡。武威郡仍领姑臧、祖厉、宣威、揟次、显美、骊靬、鹯阴7县。
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亲征河西，灭北凉，据河西，境内仍为武威郡，属凉州，武威郡领林中、襄城2县。凉州治所林中。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灭北魏，据凉州，置武威、昌松、魏安、番禾、广武5郡。武威郡领姑臧、林中、襄城、显美4县。北周世宗孝闵帝二年（558年），置凉州总管府，治所姑臧，统武威、广武2郡。武威郡领姑臧、昌松、白山、力乾、安宁、广城、鄣和、燕支共8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废武威郡，置凉州总管府，治所姑臧。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年），废凉州总管府，复置武威郡，郡治姑臧县，领姑臧、昌松、番禾、允吾4县。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废武威郡，置凉州总管府，治姑臧。武德七年（624年），废凉州总管府，改置凉州都督府。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10道，凉州属陇右道。武威郡属凉州，辖治范围仍沿用隋朝建置。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凉州为武威郡，辖姑臧、神鸟、天宝、昌松和嘉麟5县。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改武威郡为凉州。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凉州被吐蕃占据，置西凉府。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帝建立后梁，之后黄河流域先后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更替建国，史称“五代”时期。“五代”时西凉府虽领神鸟、嘉麟2县，曾间置节度使或留后，但始终为吐蕃自立政权自置官吏统治。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吐蕃部族在西凉府设置西凉府折逋葛支、西凉府六谷部首领潘罗支等自立政权。太宗至道二年（996年）七月，北宋辖管西凉府，领姑臧、神鸟、番禾、昌松和嘉麟5县。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攻占甘、凉二州，从此，河西属西夏版图。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在武威置西凉府，属甘肃军司（治甘州）辖。其下所置史无记载。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世祖在永昌府置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永昌路属甘肃行省，辖领西凉州和庄浪县两个县级政权。明洪武五年（1372年），置甘州卫（今张掖）和庄浪卫（今永登），统领河西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在庄浪设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统领河西各卫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由庄浪徙治甘州。辖甘州5卫（甘州左卫、右卫、前卫、后卫、中卫）及永昌、凉州、庄浪、西宁、临河等卫户所。清初承明制，为西宁道。辖凉州卫、镇番卫、永昌卫、庄浪卫和古浪守御千户所。清康熙二年（1663年），改为凉庄道。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改凉州卫为武威县，改永昌卫为永昌县，改庄浪卫为平番县，改镇番卫为镇番县，改古浪守御千户所为古浪县。置凉州府，治所武威县，隶属凉庄道。领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5县及庄浪茶马厅。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改凉庄道为甘凉道，治所武威县。凉州府隶属甘凉道，领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5县及庄浪茶马厅。
民国初沿清制。民国十一年（1922年），废除府州，分甘肃道为甘凉道和安肃道。甘凉道治武威县，领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张掖、民乐、山丹、抚彝9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镇番县为民勤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成立，辖武威、民乐、民勤、永昌、山丹、张掖、临泽、古浪8县，治所武威。民国三十年（1941年），将甘肃省第六行政督察区改为武威专员公署，治所武威县，辖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5县。
1949年10月14日，甘肃行政公署武威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下辖武威、永登、景泰、古浪、民勤、永昌6县。1950年5月，天祝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归武威分区管辖撤销张掖分区，张掖、民乐、山丹三县划归武威分区；将景泰县并入靖远县。1955年10月，武威、酒泉两专区合并，成立张掖专区。1961年11月，恢复武威专区，辖武威、民勤、永昌、古浪和天祝藏族自治县。1963年10月，永登、景泰两县划归武威专区。1969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右旗划入武威专区。1970年3月，永登县划归兰州市。1979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阿拉善右旗交由内蒙古自治区管辖。1981年2月，永昌县划归金昌市管辖。1985年4月，撤销武威县，设立县级武威市。同年5月14日，景泰县划归白银市。至此，武威地区辖县级武威市及民勤、古浪和天祝共3县1市。
2001年5月，撤销武威地区设立地级武威市，原县级武威市改称为凉州区。武威市人民政府驻地凉州区，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共3县1区。
城市发展
丝路要冲
丝绸之路开通后，凉州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是关内外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的繁荣为汉朝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凉州则是从长安向西的必经之路，扼住了凉州，就等于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
《汉书·地理志下》明确说到汉武帝时代控制与经营河西地区的目的：“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西汉初年，匈奴占据河西之地。为解除西部边境的威胁，打通西域，前121年，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率军西征，进攻河西，把匈奴势力彻底赶出了河西。西汉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西汉“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在西北设凉州刺史部，辖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张掖郡、陇西郡等十郡，大致管辖范围是今甘肃、宁夏及青海省东部。
为了保障丝绸之路交通线的畅通，西汉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具体措施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重点是联合月氏、乌孙制衡匈奴，之后，重点逐步转向威慑和征服西域诸国。东汉初期，匈奴又强大起来，重新夺回了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东汉王朝继续沿用西汉时期的国家战略，通过军事、外交等手段，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但无论是西汉的“远交近攻”，还是东汉的“三绝三通”，都离不开凉州这个重要的基地，有关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行动，诸如军事集结、后勤支持、战马供应等等，没有凉州的前突地位及战略支撑，是不可能实施的。因此，在两汉时期，凉州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而且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及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丝绸之路的“通”与“绝”，映射着丝路文明的繁华与衰败。
隔绝羌胡
西汉采取“断匈奴右臂”的行动，目的就是隔断匈奴与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联系，分化羌胡与匈奴的联盟，这就是所谓的“隔绝羌胡”策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只有隔断匈奴与西域诸国及羌胡的联系，就可以减弱他们对抗汉朝的能力，从而促进汉朝对于西域的统一。而凉州，就成为隔断匈奴与羌胡联系的战略要地。与之相反的是，两汉时期，匈奴也想方设法与羌胡取得联系。这种“隔绝”与“反隔绝”的斗争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西汉“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意思就是匈奴一直想与羌胡联合，想夺回河西四郡，故屡次派遣使者前来联合、引诱诸羌叛乱。因为两汉对凉州的牢固掌控和不断经营，导致匈奴与羌胡的多次联合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到东汉时期，凉州的这一战略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后汉书·任延传》记载：“延视事四年，拜武威太守……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北当匈奴，南接种羌”，说出了凉州承担的“隔绝”之重任。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针对北匈奴不断南侵，大将军耿秉建议：“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虏失其肥饶畜兵之地，羌、胡分离；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臣愚以为当……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然匈奴可击也。”大意是继续沿用隔绝之策，逐个击破，彻底打败匈奴。东汉朝廷认为此计可行，令耿秉、窦固等领军出屯凉州。《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123年，北匈奴连年侵扰河西，尚书陈忠上疏道，匈奴有可能“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可见，汉朝在西北实施的每一项有关“隔绝”的战略，凉州都处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凉州，成为执行“隔绝羌胡”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实施地。
经略西域
两汉时期，凉州成为汉朝经营西域、开疆拓土、击败匈奴的重要前沿基地，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疆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凉州作为前沿基地，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拥有凉州也就拥有了整个西域。
汉武帝占据河西之后，汉王朝开始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通过军事和外交的努力，几经反复，汉文化终于实现了在西域地方的有效扩张，西域诸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成为历史定局。前109年，因为楼兰攻劫汉朝使节，梗阻丝路，西汉派赵破奴兵出河西，攻破姑师，俘虏楼兰王；前104年，汉武帝在凉州刺史部所辖范围内集结大军，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军征讨西域大宛，获三千余匹汗血宝马凯旋，威震西域。汉武帝远征大宛，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长途远征，不仅重新开通了西域商道，也为日后汉朝对西域进行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汉昭帝继位后，大将军霍光派傅介子刺杀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改楼兰国名为“鄯善”；前68年，西汉侍郎郑吉率兵1500人屯田车师；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任郑吉为西域都护，从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所有这些胜利，都离不开凉州刺史部管辖地的倾力支持和后方依托。
东汉初年，匈奴占据了部分西域地区，凉州又成为出击匈奴、收复西域的最前沿。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公元75年，拜耿秉为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公元90年六月，大将军窦宪出镇凉州，后以此为后方基地，平定匈奴。即使在东汉后期，凉州依然为争夺西域贡献力量，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170年，凉州刺史孟佗使从事任涉率敦煌兵五百人，与西域长史张晏等合兵三万余人，进讨疏勒。
可见，整个两汉时期，凉州成为朝廷经营西域、击败匈奴稳固的桥头堡垒。
国家藩卫
西汉扬雄在《凉州箴》中写道：“上帝不宁，命汉作凉。陇山以徂，列为西荒。南排劲越，北启强胡。并连属国，一护彼都”；东汉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救边》也分析道：“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他们都认为凉州是京都长安的门户和屏障，在地理位置上有重要意义。公元110年，东汉名将虞诩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虞诩认为，如果放弃凉州，那么京畿地区便成为边塞，从而使皇家园陵失去屏障，这是根本不可行的事情。
此外，汉朝还在凉州地区筑长城、立亭障、置烽燧，以加强防御措施。霍去病击败匈奴、打通河西走廊之后，汉王朝就下诏修筑自永登经武威至酒泉的长城。汉长城按墙体和壕沟（壕堑）两种形式修筑，其间燧、墩、堡、城连属相望，所谓“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遇到敌情，烽燧递传，日达千里而至长安。
险要的地理位置以及雄兵、要塞，让凉州成为守护长安的坚固屏障，也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安全保障。
移民屯田
西汉占据河西走廊之后，逐步开始在河西四郡屯田。《汉书·食货志》记载：“元鼎二年（前115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这是西汉在河西地区屯田的开始。《汉书·沟洫志》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由于河西一带水资源丰富，且土地平整，军民屯田的积极性很高。
凉州是西汉时期最早实行屯田制的地区之一。西汉为经营这一地区，先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把中原地区的贫民迁徙到河西屯田。随着移民屯田政策的不断延续，到了西汉中晚期，凉州的农耕经济规模，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游牧业，商贸交流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日趋接近中原地区，凉州一带出现了“民俗质朴，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的局面，汉代也因此而牢牢巩固了凉州。凉州出土的数量众多、保存完好、内容丰富、史料可贵的汉简，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凉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从西汉开始的屯田，是凉州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开发。到了东汉，凉州的农田水利、教育文化继续发展。《后汉书·任延传》记载，“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郡遂有儒雅之士。”与逐年发展的农业相辅相成的是，凉州传统的畜牧业仍然十分发达，《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凉州的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为两汉抗击匈奴、远征西域、镇压羌胡叛乱提供了后勤保障及大量战马，同时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
中西交流
两汉时期，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武威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驿站。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和中原交往频繁，出现了“胡商贩客，日款塞下”“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汗血宝马、乌孙马以及西域的音乐、舞蹈、乐器等也传入中原，而中原的丝绸织品以及冶炼、开渠、凿井等技术也传到西域。一时之间，丝绸之路上中外使者、商队络绎不绝。来自中原和西域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行走在丝绸之路上，进入河西走廊，来到河西的中心凉州，再进行中转，极大地丰富了西域和内地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初期，凉州的中西交流更加繁盛，《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大意是姑臧被人们称为富县，这里与羌胡通商贸易，每天有四次集市。用现代的概念来表述，那就是一个国际贸易集散中心。
将才辈出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这是《资治通鉴·汉纪·卷四一》中的记载，从中说明了汉代凉州崇军尚武，将才辈出。
两汉时期，凉州尚武之风盛行，成为天下精兵良将所在之地。《后汉书·陈龟传》记载，“今西州边鄙，土地瘠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后汉书·虞诩传》记载，“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后汉书·郑泰传》记载：“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后汉书·郑泰传》记载：“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在骑射习武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凉州一带也涌现出许多勇敢善战的将领，典型的代表就是在东汉时期威震羌胡的段颎、皇甫规、张奂等。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因为三人的表字都有个“明”字，又同时在东汉治羌战役中立功扬名，威名远播凉州边关，故在当时，被称为“凉州三明”。
到东汉末年，凉州军事力量过度膨胀，涌现出了如马腾、韩遂、马超、董卓、郭汜等凉州军阀，后来凉州兵席卷关中一带及长安，不仅左右了朝政，而且客观上加速了东汉政权的灭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凉州将士的强悍。
地理环境
两汉时期的凉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隔绝羌胡”的战略要地，是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垒，是守护长安的天然屏障，又是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中西交流的重要驿站，而且还是精兵猛将的培育基地。
东汉末年，一场有关凉州的争论在朝廷进行。当时凉州西羌反叛，朝廷征伐失利，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汉灵帝刘宏诏令百官在朝会上讨论。议郎傅燮厉声反驳道：“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绝不能放弃，并有理有据地分析了不能放弃的原因。最终，朝廷认同了傅燮的见解，决定继续守卫凉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短短八个字，说出了汉代凉州重要的战略地位。
人口变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武帝时，武威郡共有17581户，76419人。东汉时灾害频繁，武威郡人口随之下降，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武威郡户减至10042，口减至32226人。至唐时，武威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旧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时，武威郡己达22462户，120281人。明朝统一全国后，采取大规模移民、屯田的政策，充实边防，全国人口逐渐回升。明洪武、永乐年问，武威人口发展到9112户，49538人。清朝，经过康乾盛世，武威人口较明时有很大发展，至乾隆年间，武威共有64607户，372323人。民国时期，人口基本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1946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口开始逐渐回升，并趋于稳定。到1949年，武威人口达到87万人。
建国后，武威总人口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2010年的181.66万人。期间，人口发展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1950年—1957年，是第一个人口迅速增长阶段。8年间，净增人口22.727万人，增长26.57%，形成了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1958—1963年，是本市人口发展的低谷阶段。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本市死亡人口、外流人口的比例增大，到1961年底，全市总人口比1957年减少96585人，形成了建国以来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低谷”；1964一1973年，是本市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阶段；10年间，全市净增人口36.16万，增长27.57％，年均增加36158人；1974一1988年，是本市人口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全市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到1988年，总人口达160.90万人；1989年—2002年，为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出台，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2003年起，为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2003年，全市人口出生率首次降到10‰以内(9.16‰)，本市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2010年“六普”全市常住人口181.66万人。截至2015年底，常住人口181.6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65.25万人，乡村人口116.39万人，聚居着汉、藏、回、蒙等38个民族。
经济发展
唐朝时期，是凉州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政府采取足兵足食及屯田、屯牧等措施，人民休养生息，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史载武则天长安年间，屯田丰收，凉州都督府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
交通运输
凉州是中西商贾云集和物资集散之地。“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反映了唐代凉州便利的交通、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商业贸易。唐代西来的商人多来自突厥、回纥、大食、波斯等国，主要贩运珠宝、香料等到中原，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带回本土，凉州就成为他们驻足的地方。
历史文化
方言
凉州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种，属兰银官话河西片。
与中古音系、北京话音系有对应关系。
有27个声母，29个韵母，3个调类。声母方面，根据发音方法的不同，分为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韵母方面，分为单元音、复元音和鼻韵尾韵母；声调方面，单字调有3个，双字调有7种基本变调形式。
民族
武威历史悠久，自古就是一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区。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戎、崔、月氏、乌孙等北方民族聚族而居。汉代初年，生活着匈奴、月氏、乌孙、卢水胡、羌人等少数民族。截至2020年5月，武威有藏、土、回、蒙等44个少数民族7万多人，占总人口的4.1%，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诸多民族往来迁徙、兴替往复，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不同的文化往来互鉴，形成了武威独特而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积淀。特别是“凉州会盟”等民族团结的鲜活事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艺术
文物
铜奔马
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1969年10月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一经出土就以其灵动绝美的造型，引发人们无限遐想。
西夏碑
西夏碑，是迄今所见唯一的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汉夏合璧”的特点对于破解西夏语言文字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碑铭在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帝后尊号、纪年、官职、民族关系、地震、佛教等方面，都是丰富而珍贵的资料。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诗词
《凉州词》是千年历史陶冶下的不朽遗存，是汉风唐韵洗礼过的文字精粹，是武威悠久灿烂的文化见证。
据统计，全唐诗中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有100多首。唐代以后，仍有不少冠以《凉州词》的边塞诗。
品读《凉州词》让人体会到了蕴含在武威的文化精华，领略了浑厚灿烂、开放包容、气象恢宏、创新发展的凉州文化魅力和“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武威城市精神。
节会
凉州文化论坛
武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尤其五凉文化以其“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鲜明特征和“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的重要地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将与武威市深入广泛合作，深入挖掘研究凉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进一步促进凉州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资源挖掘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让凉州文化研究工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2017年9月16日，第一届凉州文化论坛在武威市举行，余秋雨、葛剑雄、史金波、陈星灿等10余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云集武威，以凉州文化为核心主题展开学术探讨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分享凉州文化研究成果，展示凉州独特的文化韵味，共同探究凉州文化，论道如何打造凉州文化品牌、提升凉州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