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情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获奖记录
第25届哥谭独立电影奖
最佳纪录片
第31届独立精神奖
最佳纪录片（提名）
第36届波士顿影评人协会奖
最佳外语片
影视评价
没《杀戮演绎》那么复杂，但还是有很多无解涌起。有些对话和反应真是比有台词还厉害，比如老父母那场关于长子的对话，再比如男主他舅和某侩子手的闺女听她爹讲喝血的事那尴尬的笑。三里屯这场几乎满场观众素质挺高，感觉不少业内人士吧，英语都挺好，感觉翻译有点多余。
过往影像与现实的对照，被掩盖的真相，寻访口述的历史，拼凑出主线。现实本身是有威慑力，不足只是在於导演似乎有意调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情绪，利用摄像机的逼视来达到令加害者懺悔的目的。。
幕后制作
影像纪录
2001年，会说印尼语的美国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就开始介入对大屠杀记忆的影像纪录工作。并在2012年成就出一部结合着当代艺术和戏剧表演的伟大纪录电影《杀戮演义》，片中加害者们对重演屠杀场面的那种得意忘形，让观众不寒而栗。从他们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愧疚和悔恨，他们睡得很安稳，活得很惬意，良心很安稳，甚至相信自己身后可以上美好的天堂。这一次在威尼斯，约书亚带来了从受害人视角入手、杜绝其他形式主义的艺术手段、而更深邃呈现民间记忆的又一部纪录力作《沉默之像》。片中那位勇敢追寻真相的主人公Adi，并没有经历过大屠杀，而是痛失长子的母亲若干年后才生下的“替代品”。通过与约书亚的认识和交往，看到了导演从2003年到2005年拍摄的右翼行刑队之“表演证言”，其中的不少“表演者”还继续出现在这部《沉默之像》中。这些素材，或许是促使Adi想要寻找哥哥死因的导火索，即便他与哥哥从未谋面。他不想复仇，只是想在刽子手们升天前，从他们或亲人的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
续杀戮演义
约书亚·奥本海姆：如今，我也可以把它们当作同一个作品的两个篇章。当我在10多年前，第一次关注到印尼1965年大屠杀的恐怖过往时，就已经发现幸存者们似乎被迫保持着沉默。当我开始拍摄相应素材时，军人就在威胁（而非劝说）他们不要介入电影采访，后来，受害者总算不介意被拍摄了，可偏偏又跑来跟我说，“我们可以谈一谈，但请放弃拍摄行凶者的打算。”
当然，我反倒先去拍摄了加害者。和如今面对这两部纪录片的观众一样，当时我也非常震惊，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还实权在握。这就如同二战结束40年后，人们发现德国依然被纳粹掌控一样不可思议。而这些黑白颠倒的情况，根本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高调存在于印尼社会当中，只是在西方利益所引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下，不为国际社会所讨论。可事实上，这个有着数十年军人集权传统的国度，也保护和保证着加害者们的现实权益。
决定纪录下这些事实，是想展现一个社会是如何建筑于谎言和缄默之上，加害人如何能不经审批地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他们又是如何面对自己，胜利者到底如何撰写历史，以及我们是否能通过故事讲述纠正这些恶行？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影像回答，就造就了前一部纪录片《杀戮演义》。
剪辑《杀戮演义》时，做了一个165分钟的较长版本，舞台性的艺术语言呈现更为清晰，有着更多真实凶手与遇害人扮演者在漂亮风景下的夸张场面，我一度甚至巴不得整部《杀戮演义》都充满这样的舞台剧画面。但我也同时开始思索，如果彻底改换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电影语言，它注定会是另一部电影，或许将更具有沉默中的诗意。因此我在忙于《杀戮演义》的终剪和发行前的2012年，开始拍摄这部《沉默之像》。
2003、2004以及2005年开头。那个时候，Adi服务于一家人权组织机构，而我也通过这些北苏门答腊和雅加达的NGO，尽可能地寻找到加害者，并一一拍摄，而Adi也就看了拍到的所有素材。
直至拍完《杀戮演义》后，Adi才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也一样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从不情愿对儿子讲起过往的痛苦，所以Adi就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开始渴望知道从未谋面的哥哥是如何遇害，以及这个死亡是如何给家庭带来长期心理阴影的。我认为他已经在我拍摄的加害人素材里找到了答案，他认出了家乡亚齐的不少人，“噢！这人是我的小学老师，那人就住在街角，看看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是多么厚颜无耻多么洋洋得意啊，他们居然能炫耀着自己的屠杀‘成功’，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哥哥。一定是这种胜利者的狂妄姿态，持续地给受害者家属带来挥之不去的恐惧。”
担惊受怕
约书亚·奥本海姆：拍摄《杀戮演义》时是否担惊受怕？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那时是情绪上的恐惧。而到了拍摄《沉默之像》时，就更多成了身体性的恐惧。我们都用技术办法屏蔽了手机数据，万一我被抓了，能保证无论黑白的敌意势力找不到任何一个我的印尼摄制组成员。在拍摄Adi与加害人面对面场景时，我总是出动丹麦摄制组，只有在拍摄Adi家庭场面时，才让印尼摄制组上阵，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以真名出现在结尾剧组职员字幕里。
准备着两部汽车，以让对方很难跟踪，而且总在离开一个设置地点后就立即换车。也同时将使馆紧急联络电话备好，并早早打包一切行李，以及包括Adi在内所有参与者的机票，机场也一定有人做好接应准备。
最让担心的，始终是Adi的家人。确实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备好最糟情况出现时的最好转移方案，将Adi全家送往这个巨大国家数千公里外的另一端，远离杀害Adi哥哥的凶手们，甚至为Adi的儿子选好了不错的学校。
但无论怎么未雨绸缪，还是不大可能将其家人打包带走。因为，这不但非常不公平，而且根本是错误的！Adi从来就没考虑过报仇雪恨，他想要的，只是让刽子手们承认自己所做的，以及让他们意识到错误。如果他们道歉了，Adi将原谅他们，只有这样，受害者家属才能与加害人家属一道，真正毫无恐惧和提防地比邻而居。而绝不应该因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而反倒背井离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