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形成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
幕府领地约占全国土地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幕府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国,并采取大名参觐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国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衰落
17世纪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出现危机,表现为幕藩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为应付危机,幕府在18 世纪中叶~19世纪40年代实行改革,但并未奏效。
1854年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又加剧了封建制危机。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改革派下级武士推动下,逐渐采取与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兴业,抵抗外敌。
由于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1824-1858)体弱多病及无子嗣,因而于1858年前后出现水户藩德川齐昭之子德川庆喜(1837年出生,时年21岁,他于1847年过继一桥家)及纪伊藩德川齐顺之子德川庆福(13岁)对继承权之争夺,由于庆福在血缘上较亲及得到最大势力的谱代大名近江彦根藩井伊直弼的支持(而井伊直弼与德川齐昭又在开国问题上意见相左),最后庆福亦成功继位为第十四代将军,改称德川家茂(1858-1866年)。但由于庆喜有水户藩及其他反对幕府的公卿及大名支持,因而加深了幕府权力核心的分化,更将其中一些公卿大名推向倒幕阵营;而家茂沦为井伊的傀儡,使各方对幕府领导失信心。
倒台
1866年,具有维新思想的藩士们(长州、土佐、萨摩等藩)开始结成军事联盟,并尝试与天皇接触,主张倒幕。
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在农民起义和萨长等西南强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压力下,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 年末被迫宣布奉还大政。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一切权力重新归于天皇。经1868 ~1869年的戊辰战争,彻底打倒幕府势力。
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至此正式结束。
统治政策
中央集权
德川幕府的统治行使封建制,不过其统治政策却不同欧洲或中国的封建制度,德川的统治政策含有极度的集权,可以防止诸侯造反。
一国一城令
幕府所在地(江户城)德川幕府在元和元年(1615年)闰6月13日发出一国一城令,限令各藩除藩都以外,所有城堡一律夷平,防止大名军事实力过高起兵造反。家臣武士被集中在幕都或藩都城堡周围的城下町聚居,加强幕府及大名对家臣的控制。注意此处的一国中的国为令制国或大名的领国(之后的藩国)。
参觐交代
1633年幕府强制实行参觐交代制度,命令诸侯经常定期来回江户觐见,在江户城留府供职,大名一年留国一年留府,关东地区之大名更须每半年觐见一次,而大名留国其间,须将妻子定居江户府上。此制度除了令他们的钱大多花在旅费上,也令他们无时间组织叛变。
颁布法令
德川家康也颁布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寺院诸法度及诸社弥宜神主法度,分别控制旗下的诸侯大名、住在京都的天皇公家贵族、佛寺及神社。
此外,幕府也规定大名有义务向将军作定期捐献、为将军作战及资助幕府大型工程,以增加大名的支出,削弱大名实力。
阶级封锁
江户幕府是封建社会,幕府为维持稳定,不希望人民有阶级流动的自由,遂规定人民须遵循世代的家业,不可转移职业,安守本份。当时人民的社会地位由高至低如下: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
重农抑商
幕府本身极力限制阶级的流动性,更希望限制着人民的地区流动性,以方便管治。所以德川幕府重视农业,希望绝大部分人民维系在他们的农地上,而反对如商人般可自由流动。农业之所以对幕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幕府的最主要收入是田赋。
针对商人,幕府则可任意强令商人向它捐献。幕府对外支出也使用大米而不用黄金,可见它对商业经济的否定。所谓重农其实只是相对抑商而言,幕府重视农业在于维持社会稳定及自身财政,而非厚爱农民。
社会结构
武士
武士就是战士阶层。包括:
1、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
2、三百位左右的大名及旗下家臣:大名是各藩国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
3、公家贵族、神职和僧侣的地位亦等同于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
德川时期日本一共有3000万人,其中大约200万是武士,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
农民
人数共有二千五百多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
手工业者与商人
很难把手工业者和商人明确的分开,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重叠。工匠及商人人数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
秽多/非人
地位等同奴隶的阶级,为数三十万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位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下。
经济发展
农业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由于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手工业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商业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城市建设
交通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城镇
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对外交往
德川家康时,积极与越南、吕宋等地进行贸易,与中国和葡萄牙商人竞争,他确立持有朱印状者才能准予贸易的朱印船制度,据说丰臣秀吉时代就有朱印状,德川时代加以延续,状上会附上详细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准确日期,右上角则盖有将军的红色官印。
日本西南的外样大名与有势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锁国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江户幕府锁国政策确立以后,限制朱印船海外贸易,1635年在寻求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并废止朱印状制度。
教育发展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玫分作下列五种:
幕府直辖学校
如昌平学门所,以武士为对象,带有强制性。
藩学
同样以武士为对象,规模参照幕府学校,以教授儒学、汉诗、汉文、兵学及经济为主,直至幕末时候约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
乡学
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以教育士庶子弟为主。
私塾
约一千五百间,由著名学者建立,入学者多是慕名而来。
寺子屋
提供类似现代的小学教育,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以训练读、写及算盘为主。
由于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随着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因此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是很高的。
哲学思想
儒学
中国的儒学在宋朝发展为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道教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
国学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町人思想
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文化艺术
人形净瑠璃
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时人形净瑠璃发展的中心是大坂与京都。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18世纪末,大坂的植村文乐轩接手经营人形净瑠璃,将其改编为“文乐净瑠璃”。从此,人形净瑠璃以“文乐”之名一直流传到现代。
歌舞伎
歌舞伎最初只是一项民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在江户时代曾屡遭禁止。
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参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装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欢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议迫使幕府最终向民意投降,二年后歌舞伎解禁。经过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现代。
浮世绘
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刺绣工人出身的画师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的始祖。
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町人文学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