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中国历史朝代-中文百科频道

国号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登基大典在神都隆重举行。武则天“革唐命”，定国号为周，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据《姓纂》记载，武则天的武姓来源于周平王之子。周平王的少子姬武一落娘胎，手掌中便有一片特殊的纹路，形状就像个“武”字，所以不但他自己以武为名，后来他的子孙也以武为氏。而武则天自认为是姬武的第40代子孙。

其二是意喻效法周代，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当时的唐人看来，惟周、汉两代。唐太宗治世崇尚汉法，武则天却认为应承周，以“周”为号，也是为了表明她要承周礼治盛业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被中国古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恢复周礼”，因此，武则天以“周”为国号就是在实践孔子的遗志。

武则天甚至在称帝之前曾经下令仿照西周初年周公在雒邑造明堂，前后两次在洛阳兴建唐明堂和武周明堂以作为宣明政教之所，向天下昭示她重兴周朝礼制的姿态。

历史

登基准备

自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作为新帝生母的武后被尊为皇太后。因为与中宗不合，武太后不久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此后武太后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幽皇帝于别宫，自操政柄，渐有代唐称帝自立之心。

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太初寓意新的起点，标志着武则天时代的开始），又令旗帜皆从金色，官服颜色、职省名称一并改易。同年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号召，在扬州举兵反武，十多天便聚合十万部众。武则天当即以左玉钤大将军李孝逸率兵三十万前往征讨。十一月，徐敬业兵败自杀。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武则天因“久专国事”被大臣埋怨责备，于是下诏还政于皇帝李旦。李旦知其并非出自诚心，“奉表固让”。武则天便继续临朝称制，自此朝中再无人提及还政一事。

三月，武则天下令制造铜匦（铜制的小箱子），置于洛阳宫城前，分为延恩（献赋颂、谋求仕途者投之）、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伸冤（有冤抑者投之）、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四匦，随时接纳臣下表疏。此举广开言路，对稳定当时的朝政起了重大作用。

同时，为了监察百官及宗室，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规定任何人均可告密。凡属告密之人，国家都要供给驿站车马和饮食。即使是农夫樵人，武则天都亲自接见。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就可破格升官。如所告并非事实，亦不会问罪。以致“民告官”成为常规，大臣们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诀别，整天都惶惶不可终日。

688年（垂拱四年），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又起兵反武则天，但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武则天趁机利用酷吏大诛李唐宗室子孙与唐室旧臣，余者悉流岭南。之后自号“圣母神皇”，改名武曌。

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建成，高294尺，“铁凤入云，金龙隐雾”，“去都百余里外，遥望见之”，号称“万象神宫”，使得万人空巷。武则天放任百姓入紫微城参观万象神宫，又赐予酒食，揽尽民心。吐蕃等世界各国闻之，纷纷遣使来贺。

自此，武太后的称帝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武周代唐

武周代唐，又称“武周革命”。

载初元年（690年）秋七月，薛怀义、法明等佛教僧人撰《大云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佛下凡，应代唐为王。于是武则天令各州置大云寺以宣扬。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三日，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余来到神都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武则天没有准许；于是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国王、沙门道士共计6万余人，俱上表请愿，唐睿宗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

九月五日戊寅，群臣上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落在肃政台梧桐树上。”武则天便前往观看；过了很久凤凰向东南飞去，恰好武则天赶到，此时朱雀数万云集朝堂，不肯离去。

看到此景，一位大臣立即跪倒在地，向武则天解释道：“凤凰象征的就是神皇您，它飞到肃政台，见到您后才离开，就是在暗示您登基大宝，改国号为周；这些朱雀代表的正是臣下我们，您如果还是不登基，就是违背天意，朱雀们便不会离开，我们也将长跪不起呀！”

九月七日庚辰，武则天认可了唐睿宗及群臣之请。

九月九日，武则天御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定都神都（洛阳）。

九月十一日，上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次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武周之治

武则天善于治国，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并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娄师德、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极其重要的基础，史称武周之治。

如意元年（692年）二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归附武周，武则天将其分置十州。五月，吐蕃首领曷苏亦率其部落请求归附，武则天派张玄遇率领精兵二万迎接。不料曷苏事情泄漏，被国人擒回。此时恰逢羌族首领昝捶率领八千余人归附，张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

武则天春秋虽高，但善于化妆，时常容光焕发，即使是左右侍从也感觉不到她的衰老。

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派大将王孝杰与阿史那忠率军出征西北。十月，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碎叶等安西四镇，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在群臣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武则天毅然对安西四镇增兵三万。这一措施使安西四镇从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时再无反复。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则天在万象神宫亲自主持祭典，自制宫廷乐舞《神宫大乐》，选用舞者九百人。

长寿三年（694年）正月，武则天派将军李多祚击破叛乱的室韦。二月，派王孝杰破吐蕃孛攵论赞刃、突厥可汗俀子等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薛延陀泥熟俟斤等万余人。八月，梁王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以铜铁铸天枢，立于端门外，以歌颂武则天的功德。各国君臣聚钱百万亿，买尽天下铜铁。建成后柱身碑刻文武百官和万国元首的名字，武则天亲题：“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寓意武周为天下中心枢纽，统领万国。

证圣元年（695年）腊月，武则天从神都出发，封禅嵩山，大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四月，武则天铸成九鼎，从玄武门曳入紫微城，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连同宫中仪卫大牛、白象共同拖曳，最终将九州鼎依照各自方位列于明堂廷内。

武则天日渐衰老，虽然将唐睿宗李旦改姓武，为皇嗣，但朝臣大多倾向由当初被废为庐陵王的唐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谏言“哪有侄儿替姑母立庙”后，下旨接庐陵王回朝。女皇晚年希望庐陵王李显改“武”姓以继帝位，但李显的软弱使她放心不下。

在武则天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国家较贞观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史称贞观遗风。均田制的继续推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武则天开创了殿试和武举，并且大力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打击北魏以来的世家势力；对外战争巩固并拓展了国家的版图；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武则天任用酷吏，在后世经常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批评。

武则天又设北门学士，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

神龙政变

神龙元年（705）正月，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张柬之、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崔玄暐、联合禁军军官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袁恕己等以兵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武则天下台，奉皇太子李显复位，是为唐中宗。尊武皇为则天大圣皇帝，是为神龙政变。

二月，复国号为唐，一应典制，悉复唐永淳前旧，武周灭亡。同年十一月，武则天于洛阳上阳宫内去世。但武氏家族并没有就此退出当时政治权力的核心层。则天之侄武三思联合中宗、韦后剪除了复唐首勋的五王，与韦后、安乐公主等扰乱朝政，其势拟于武后之时。

神龙三年（707），死于太子重俊发动的兵变。之后武氏家族群龙无首，附于韦氏集团。唐隆元年（710）六月，在唐隆之变中与韦氏一同覆灭。

武则天在位十五年，正式执政23年。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代高宗执政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四十五年之久。是中国历史唯一女皇帝。

都城

定都准备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武周前，在考虑定都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

唐睿宗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临朝称制的武则天为了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

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

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

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

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定都原因

政治原因

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再之，自唐高宗始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

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

经济因素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豫西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

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

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迁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

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

粮食问题

由于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隋文帝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隋炀帝为此迁都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灾荒，米都三百，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唐中央政府全靠东南粮运支撑。史载，唐德宗时，“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百姓嗷嗷待哺，“聚泣田亩。”德宗曾因长安粮尽，得不到犒饷的禁军酝酿哗变，与太子相拥而泣。当得知发自扬州而中途受阻的运船已接近长安，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区位优势

再次，洛阳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它左据城皋，右阻渑池，前临嵩山，后界大河，所谓“天心地胆之中、阴阳风气之令，困通八达之所，声名文物之区”。时人陈子昂亦说，洛阳地区“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

陈建《建都论》云：古今天下都会有四，然论时宜地势，尽善全美则皆不如洛阳，夫建都之要，一形胜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惟洛阳三善咸备。隋炀帝幸洛阳诏亦云：“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自古帝王，何尝不留意”。

地理因素

就地理位置而言，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

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地理形势而言，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这种“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建都理念

洛阳城的建都理念也深为武则天所喜爱。今天，若以洛河为东西轴线，分布洛南和洛北两个城区，正好与隋唐洛阳城的布局一致，只不过古人提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城市建设理念，这就是“洛水贯都”。“洛水贯都”的建城理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走向，它是拿洛水比作天上的银河，而把棋盘似的里坊比作天空的星辰。

它寓意“有河汉之象”。“河汉”就是天际的银河。隋唐两代在建设洛阳城的时候，都把皇城规划为以东南西三面拱卫宫城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它是要去对应《论语》中的一句话。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即北极星。天上的众星拱卫着北斗，地上的皇城街区和里坊，拱卫着中央行署，这天上人间的的两组对应景观，真可谓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最和谐的乐章，这就更有了“天地之所合”的意兆，昭示在洛阳执政的皇帝，将以德为政，赢得天下百姓拥戴。

此外，在隋唐洛阳城的构件中，深深融入了“天”的元素，城的最南头是天阙（龙门）。然后沿着南北中轴线，贯通南北的这是定鼎门街，叫“天街”。下来依次是天门（定鼎门）、天宫寺、天汉（洛水）、天津桥、天枢、应天门、天宫（明堂）、天堂。如此以“天”的强烈意识作为规划的主导思想，寓意这座城市如同人间天堂一般，圣城，圣地，最符合女皇的天子身份和她独特的魅力。也正是洛阳城具有这样独特的建城理念和“天地之所合”的意兆，使得武则天更为喜欢它，推崇它。

政治

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686）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长安元年（701）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长寿元年（6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

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

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

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吏治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

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

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用人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科举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

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

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

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

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经济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

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

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

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议，时礼正人”，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文化

《罗织经》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即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积案如山

武则天正苦于此事，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奖励告密。这可正中女皇下怀，立即诏令鱼保家监铸铜匦，并诏旨各个州县，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给以驿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并不得“问诘”所告内容。告密属实者，给以封赏；不实者，免予追究。从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来，跑到长安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这个铜匦设置之后，可以“风闻言事”，告密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类愤青，以至于积案如山，日渐“垃圾化”。

武则天没有办法，从愤青中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讯、治狱，“愤青事，愤青毕”。这批愤青，大多数出身于市民与下层社会，却从此进入了宫廷与“上流社会”，成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则天正好要以这些人“为其刀斧”，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这些愤青的助力之下，她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与高官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以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打击李唐宗室及旧朝势力。

来俊臣也是恰好赶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积极参与，共襄“愤青革命”的“盛举”；为此，仅经他的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据《新唐书》记载，共有一千多家。

新朝滥杀，愤青当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武则天就反手委罪于这些“愤青官吏”的“贪酷”，以此脱卸责任，借用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有时候读这段历史，我认为来俊臣这些愤青，其个人是相当无辜的，他们只是朝廷的鹰犬--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以告密进身，为吏害人无数；但是你真正观察他们的办案，都是“职务犯罪”，属于执行最高层的授意及高层的政治意图，却很难发现他们“为恶民间”的实据。

对此，《新唐书》的评价也很公道，认为：“呜呼！非吏敢也，时诱之为也。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最后一句是说，愤青们如此嚣张，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们如果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也都应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且，武则天对他们也很无情，比如，来俊臣最后被杀，也没有真正的过恶--受理此案的官员，原本就是来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卫遂忠，也是当时著名的愤青之一，“造案”手段高强，自然也把来俊臣办成了“铁案”、问成了“死罪”，“斩于西市”，“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家属籍没。”

来俊臣至死也没有辩白。

建筑

宫殿

武周帝国的大朝正宫为紫微城，别宫为上阳宫。

紫微城因象征天帝居所紫微宫而得名（《河南志》：宫城曰紫微城，其城象紫微宫，因以名）。

紫微城正门为应天门，原名则天门，神龙元年（705年）避武则天讳改称应天门，又称五凤楼，是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及接见万国来使等外朝大典的重要场所。武则天称帝在应天门城楼上举行，功能类似北京午门。应天门前有双向三出阙，东西两边共计十二阙，是古代城门建制最高等级。“两重观”、“天子三出阙”是古代天子享用的最高礼制。

紫微城正殿为明堂，于垂拱四年（688年）在乾元殿的基础上建成，高88米，号称“万象神宫”。武则天时期，曾在此宴飨群臣，发布政令，接受万国朝贺。《唐明堂乐章》记载：“千官肃事，万国朝宗。”

武则天又于明堂北造大佛像，鼻如上千艘船，其小指犹容数十人，史料记载其高达惊人的264米。为了贮存这座巨大佛像，武则天又在它的外面建造天堂，分五层，至三层则俯视明堂，寓意“至高无上之堂”，成为世界奇观。现存的木结构最高的只有60多米，天堂150米从技术上来说，这个记载是不确切的。

上阳宫位于神都洛阳西北隅的洛水高岸，始建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南临洛水，北连禁苑，制度壮丽。地处宫城之西，故亦称“西宫”。武则天常在上阳宫设朝听政、宴飨群臣，《全唐文》即隶录宋之问《早秋上阳宫侍宴序》。相传武后游上阳宫，隔河遥见积善坊中其母荣国夫人宅及太原寺，心常凄感，后下令移寺于城东积德坊。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群臣进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落在左台梧桐树上。”武则天急忙率众观看，凤凰看到武则天后便向东南飞去，身后的朱雀云集朝堂，翩然起舞久久不肯离去。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神龙政变后，武则天移居上阳宫，二月，唐中宗率领百官到上阳宫问武则天起居，从此每十日一去上阳宫。神龙元年十一月，武则天在上阳宫仙居殿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神都洛阳城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显庆二年（657年）10月，高宗“循皇后武氏之请”首次东幸洛阳，并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并如雍州”，把洛阳升格到都城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迁都洛阳的第一步骤。

此后的二十六年间，唐高宗李治曾九次来往于东西两都，寓居洛阳十一年。

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

永淳元年（682年）居洛后，不复西返。唐高宗尚未东幸洛阳前，便着手修葺洛阳宫殿。显庆二年4月，他命司农少卿韦机（韦弘机，为避讳改为韦机）为司农卿兼知东都营田，完葺宫苑，从而揭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序幕。韦机在洛阳宫原有的基础上，增建了许多宫殿设施，禁苑中修造了高山、宿羽两宫，制度壮丽；沿洛水建造了奢华无比的上阳宫，显胜一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官名、官服都加以变更；洛阳城的许多名称也加以变动，改东都为神都，东都苑为神都苑。洛阳城的建设也进入了她辉煌灿烂的时代。神都洛阳增建了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如宫城里的万象神宫、天堂，端门外的天枢，则天门及阙等。为自己帝位的巩固，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武则天迁十万户居民入洛阳，使洛阳人口超过百万；疏通城内水上交通，大力发展商业等举措对洛阳成为当时亚洲的第一大都市、国际贸易城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

民族

西边与北边吐善、突厥出兵侵扰，无力抗击，故安西四镇失守。武则天在整顿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她与唐高宗打下的疆域。长寿元年（692年）九月，派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率军出征西北。十月二十五日，王孝杰大破吐善，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安西四镇，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在群臣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武则天毅然加派安西四镇成兵3万。这一措施使安西四镇从此安定，直到唐玄宗时再无反复。

武则天的边疆政策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坚决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侵扰。在武则天民族政策的感召下：长寿元年（692年）二月，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归降；三月初五，天竺国遣使朝贡；五月，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请归降；六月，别部酋长咎捶率羌蛮8000余人归降。圣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归降。

收复安西四镇之后，武周王朝对外战争的目标主要是北方的契丹与突厥。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造反，13天后，武则天派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卫大将军李多祚等率军征讨，八月二十八日战于峡石谷，唐军大败。

继而叛军又设计伏击，唐军全军覆灭。武则天再次发兵征讨，九月，在唐军与突厥兵的共同打击下，李尽忠兵败身亡。孙万荣收拾余众，军势复振，多次侵扰州县。神功元年（697年）四月十八日，武则天派武懿宗、何迦密率军征讨，五月初八，又派娄师德、沙吒忠义率军20万征讨，终于在六月三十日讨平契丹，斩杀孙万荣。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则天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郭元振到任后，以南境硖口设和仁城，北境碛口设白亭军，控其要冲，拓宽州境1500里，突厥不敢侵扰。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5年中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遗，积军粮可支数十年。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设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安定了北部边境。

武周时期与周边各国的局部小战争，时起时伏，以武周胜利为多。武则天在位15年中，基本上维护了帝国的统一，疆域的辽阔，国家的强盛。

人物

说到盛唐时期的标志性人物，蒙曼说，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唐玄宗，而是武则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唐太宗虽然政治清明，文治武功都十分杰出，可是朝廷太穷，皇室、朝臣和百姓日子都过得十分清苦。蒙曼举例说，唐太宗和太子李治在一起吃饭，当看到儿子要把羊肉上的油脂扔掉时，唐太宗的眼里流露出了鹰一样的凶光，世人都说唐太宗简朴，其实是国家贫穷的缘故，皇室如此，百姓的日子当是更加难熬。盛世应该和富裕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唐太宗不能作为大唐盛世的标志性人物。

唐玄宗也不能作为盛世的代表，他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让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顶峰，可是唐玄宗的明君作为有始无终，在他治理国家的后期，唐朝由盛而衰。

武则天与他们二人不同，武则天顺应了时代变革的大势，她一手拉住皇帝，一手拉住平民官员，那个时代是贵族没落、皇权和平民都在崛起的时代，她完善了科举制度，她首次应用殿试，在人才选拔上做到了“英雄不问出处”，她作到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动员，她执行的人才政策，在武周时期有用，在以后的时代依然发挥作用，像唐玄宗统治初期的几个名相，都是武则天选拔出来的人才。

对于普通百姓的流动，她采取自由政策，百姓的自由流动极大地释放出了一个国家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些无人否认的历史功绩，让她在身后依然享有后人的尊崇，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发展。

酷吏

来俊臣

来俊臣（651—697），雍州人。唐代武周时期最著名的酷吏。历任侍御史、左台御史中丞。喜酷刑，擅逼供。在任期间，前后所破千余家，冤死者众。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万岁通天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

来俊臣是一个代表性的病例—一个完美地体现了“正邪两赋”理论的典型病例。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曾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方，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这就是著名的“正邪两赋”论。

为了满足事业的需要，来俊臣可谓绞尽脑汁，体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性—他发明的刑具都代表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譬如他发明了一种叫做“突地吼”的刑具。凡是被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停地转圈。于是，受刑的人先是上吐下泻，接着四肢瘫软，如果还不认罪，那就继续转下去，直到受刑的人晕倒为止。

不论怎么说，“突地吼”还算比较“温柔”的刑具，“铁圈笼头”就没有这么“体贴”了。顾名思义，铁圈笼头是用粗铁丝做成的圈。这种刑具的独到之处是，每当审讯犯人时，就将铁圈套在犯人的头上，如果犯人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罪行还好，否则，来俊臣就指示手下往铁圈里加木楔，很多人因此脑浆迸裂。来俊臣的刑具就是这样“别出心裁”，让人不寒而栗。

来俊臣还善于运用心理战术，在审讯囚犯之前，他的习惯动作是将所有的刑具撂出来，先向囚犯展示一番。据说，大多数囚犯见到刑具即已魂飞魄散，为了躲避酷刑，只好一切都顺着来俊臣的意思来说。

大将军张虔勖、范云仙等都被来俊臣审讯过。在洛阳州官署里，张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诉对国家有功，来俊臣就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更是不识好歹，在被审讯时也是历数自己一生伺奉先朝的丰功伟绩，声言自己遭遇司法不公，来俊臣就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