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曾文惠比1923年出生的李登辉小3岁。曾家是三芝小基隆的地主，财富广布三芝庄、淡水街等淡水郡地区，另外在台北也有财产，每年田租以几千石计。在早年的淡水地区，田地能有100石收成的，就被当地人誉之为财主，而曾家却拥有3000石以上的家产，可谓富贵中人。因此，曾文惠的童年少女时期都是在十分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17岁那年曾文惠高中毕业后考入台北女子学院，那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女子的最高学府。曾文惠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女孩子念书的目的，就是学习做个好太太，所以读的都是做菜、插花、做衣服、带孩子这些知识。现在的女孩子幸福多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念完书就可以出去做事。”
曾文惠还在念书的时候，父母就安排他跟淡水三芝的同乡世交李登辉订婚。曾文惠的父亲曾庆余和李金龙是小学同班同学，又是农会的同事，但李金龙第一次向曾庆余提亲时，由于两家财产贫富差距较大，曾家没有答应。后来李金龙托有影响的人士再次提亲，才同意了。这门亲事虽说是父母之命，其实也是曾文惠的意愿。那时候，读到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一定要嫁给医生才有面子，她的姐姐就嫁给了医生。最初，父母也是这样打算的，可是介绍了几个医学院的男孩子，曾文惠都不同意，唯独中意从小“拖着鼻涕”、“又丑又怪”的李登辉。十几年后曾文惠回忆说：“这大概就是缘份吧！”
曾文惠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她的日本名字叫文子，乳名寿米可，她的日语水平高于李登辉，但普通话讲得不好。在大儿子李宪文入学前为了能对教育孩子有所帮助，自28岁时开始从拼音字母学起，练习普通话。后来，李登辉跨入政界，经常与一些外国人打交道，她又开始学习英语，成为“美尔顿英语补习班”中年纪最大的“妈妈学生”，被同学们叫做大姐，并被选为班长。经过多年的练习，总算有了成果，虽然普通话仍有“台湾腔”，英语里仍有“日本腔”，但比起年轻的时候，都已大有长进。
曾文惠曾遭新党立委谢启大及冯沪祥指控在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国民党落败后，挟带数百万元美金到美国，但曾文惠控告谢、冯二人诽谤，该二名立委被判有罪定谳 。
个人生活
1949年2月9日，曾家的二女儿曾文惠和26岁的李登辉结婚。当时，李登辉家住三芝乡中山路58号，曾家住50号。后来，曾家把50号房产卖了，搬到台北市华亭街47号。结婚后，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夫妻2人住在归绥街的一间小屋子里，李登辉刚担任助教，买不起稍好一点的“新乐园”香烟，只能买更便宜的老“乐园”烟抽，而且只能两支、三支的向对门小杂货店零买。曾文惠在没有找到工作前，以插花赚取少量费用贴补家中。这样有时还是不够，只好卖掉从娘家带来的金戒指等。
儿子李宪文（1950年出生，1982年因鼻咽癌逝世）
长女李金娥，因为这个名字太俗气，后又改名李安娜，1952年出生，曾任东海大学企管系副教授、教授。其夫黄循武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在台中荣总医院当医师。
小女儿李安妮，1956年出生，东吴大学社会系毕业，台湾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丈夫赖国洲是政大新闻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届毕业生。赖既是半子，又是李氏夫妇最信赖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受到外界的特别关注。
人物故事
第一家庭
现住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台湾“第一家庭”，人丁不是很旺，上下四代人，住在官邸的不足6人。可是侍卫、管家、佣人等却超过这个家庭人口的10倍。“老太爷”李金龙在世的时，因嫌官邸戒备森严，出入不便，没有自由，所以他搬出去和李登辉同父异母的弟弟李炳楠住在了一起。
权力背后的女人
曾文惠多次向友人提到，李登辉“吩咐”她“不要到处乱跑，不要四处抛头露面，除非参加官方场合及活动以外，不要出门，只要管家好了，因为官场很复杂，女人很容易讲话失当惹祸。”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李登辉在受到层峰赏识出任台北市长后，曾文惠变得繁忙起来，那时她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之间常有往来，曾任该会台北分会董事，也会应邀敲敲爱心锣。3年之后，李登辉出任台湾省“主席”一职，世事的变化令曾文惠不敢想象，她告诉来访的人说：“以前，我们的生活圈很单纯。他当市长后，才跟政界有接触，也感到责任重大。我告诉他，只要有爱心，为人诚恳，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今天，他的担子更重，我只有更好好地照顾他。”
有舆论称：随着李登辉仕途的改变，曾文惠积极地恰如其分地扮演配合性的角色，例如在成为“第一夫人”后，在发型和穿着上，曾文惠都略作改变，根据某位“第一家庭”成员表示，这种改变是曾文惠对自己角色的尊重。在这位人士的感觉中曾文惠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只能扮演一般场合的配合角色，她仍是“某某人的妻子”，这位“第一家庭”成员认为曾文惠并不是“很积极地想独当一面”。
曾文惠是传统地以丈夫利益为第一优先的妇女。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都是一年级。”随着李登辉每一次职务的变更，她都要从头学起，像一年级小学生一样。
曾文惠与李登辉订婚之后，很快就辞去了令人羡慕的银行工作，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银行是个金饭碗，
丢掉太可惜，就连她母亲都这样认为。曾文惠则安慰她母亲说：“既然那个怪人要我辞，辞掉算了，他要养我就让他养好了。”从此，她再也没出来做过一天事。
1949年，曾文惠23岁时与李登辉喜结良缘。当时李登辉在台湾大学任助教，一个月只有500元台币收入。孩子们陆续出世后，家里各项开支增大，约需1200元。为了不让丈夫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曾文惠就变卖金戒指补贴家用。
早在银行工作时，曾文惠一有剩余钱，就去买金戒指，积存下来，后来竟积了一大包。此刻在生活艰难之际，派上了大用场。1952年，李登辉考上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爱阿华大学深造，所带的零用钱，也是曾文惠日常变卖金子换来的钱。
等到李登辉学成返台，曾文惠的金戒指早换光，钱也用完了。
李登辉由美返台后，当时有两项工作可供他选择：一是月薪200美金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技正，一是月薪新台币500元的省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当时美元与台币的比率为1：40，两个职业收入差距是相当悬殊的。而李登辉选择的是收入微薄的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职务，因为他的老师、台大农经学教授徐庆钟当时任农林厅厅长。他听从老师的建议，舍却名利，毅然赴职。对于李登辉的职业选择，曾文惠没有半点怨言，她理解他、尊重他。
为了使妻儿的生活有所改善，不善经商的李登辉只好发挥自己的专长，每晚坚持埋头写稿，赚稿费补贴家用。曾文惠也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型插花班，负责讲授花道，李登辉也帮着用钢板刻写讲义，孩子则在母亲教课时帮忙发讲义与花材，全家人勤劳奋勉，自得其乐。这段同甘共苦的日子，使夫妻间的感情增长不少。
1965年，已经成为台湾大学教授、农复会技正的42岁的李登辉，考取了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3年苦读终有所成，他撰写的《台湾经济发展与农工间资本移动问题》的博士论文，不但获得康乃尔大学的最高评价，同时荣获该年全美农业经济学会的最优论文奖。就在李登辉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写着“To my wife”。但曾文惠调侃地说：“光这样写，人家怎么知道你的wife是谁呀？以后再写书该注明‘献给爱妻曾文惠’。”后来，李登辉在几本中文著作中，如《台湾农业经济论文集》的序文中，特别提到“感谢内子李曾文惠女士……支持我，使我的生活充实美满，克尽人生职责”。
